摘要：义尊和义方彝是继利簋之后又一组记载周武王事迹的青铜器。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当朝周王的活动时，都是用泛称的“王”特指当朝周王，因此义尊这两件青铜器铭文中“武王赐义贝”的武王，应当是以谥号追称先王，作器年代在成王时期。通过梳理兽面纹的源流，可以看出义尊和义方彝上的主体纹饰较为特殊，属于早商以来兽面纹传统的终结，同时尊与方彝组合又开启了西周中期列器制度的先河。义尊、义方彝是山西省公安机关从海外追索回来、移交山西青铜器博物馆的两件周初青铜器，两器因铭文提到周武王而十分重要，韩炳华先生为此著有专文阐述。笔者有幸在太原观摩过实物，这里应《江汉考古》之邀撰稿呼应韩文，主要就铭文内容和装饰风格作一些讨论。义尊、义方彝最重要的是其铭文，铭文内容、格式、字体都具西周早期特征，作器年代明确在西周早期。义尊铭文在器内底，义方彝为器、盖对铭，两器铭文基本相同，其中带有徽识的铭文内容为“唯十又三月丁亥，珷赐义贝卅朋，用作父乙宝尊彝。丙”共隶定22字（方彝盖内无徽识铭文共21字）。铭文中“珷”是周武王的专称，意思是说义这个人因为武王赐贝这一事件而为父乙所作之器，这是利簋之外所见另一件以现在时的语气记载周武王活动的西周青铜器，重要性自不待言。国家博物馆藏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集成》4131）；国家博物馆藏大盂鼎“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不同于大盂鼎的追述方式，义器和利簋语气都是以当前的时态记录武王的活动，因此过去一般都将利簋视为周武王在位时所作之器，如影响很大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在《利簋》条下的说明：“这是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铜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在《利簋》条下也谓：“是现在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西周铜器”。不过铭文记载武王活动，作器年代是否一定就在武王年间，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其中“珷”是生称还是谥称是判断年代的关键，过去学者们在讨论利簋年代时，看法完全不同。唐兰等学者坚持“珷”是生称，利簋作器年代在武王时期；彭裕商、杜勇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珷”是谥称，作器于成王时期。新见义尊和方彝铭文有益于讨论“珷”称谓的时间属性。西周时期赏赐铭文很多，其中不少为周王赏赐铭文。周王赏赐铭文的格式，都是“王赐某贝”等，这里“王”前没有限定词，都是以泛称的“王”专门特指某一当世的周王。赏赐铭文之外称谓当世的周王，也是这样只用泛称的“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德鼎：“唯三月王在成周，延珷福自镐。咸，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集成》2661）；北京琉璃河M253甗：“王
于成周，王赐贝，用作宝尊彝（《集成》935）；
旅顺博物馆藏吕方鼎：“唯五月既死霸，……王赐吕秬鬯三卣、贝卅朋”（《集成》2754）。在当代汉语和西语中，也有类似的以泛称职位的方式特指该职位的某人，以示尊重。相反，西周金文中出现某王称谓，如玟、珷、成王等，基本都是出现在追忆先王的语境中。如前述大盂鼎、德鼎等。青铜器铭文中叙事的时间关联也很重要。利簋中从“珷……，王……”并列叙事的角度讲，“珷”很可能是追述前世之王，而“王”才是当世之王，即“珷征商，唯甲子朝”的时间语境是指前王，其后的“辛未，王在阑师”则才是讲时王的行为，如此利簋制作年代在周成王。相似地，义尊和义方彝的铭文“珷王赐义贝卅朋，用作父乙宝尊彝”，前一句句式与利簋相同，也应该是以谥称“珷”，阐述前事，后一句作器才是现时行为。可能是武王赐贝与制作青铜器所隔时间不久，但其间武王已经逝去，这样才都以现在时的时态叙事，这一点与利簋有所不同。因此笔者赞同韩文的意见，这两件器物的作器年代应该是成王时期。尊和方彝铭文的字数有不同的计算方式。本文开篇谓铭文加上徽识铭文隶定共计22字，韩文说共23字，而如果细数铭文，实际上只有21个。出现这些不同的数字，涉及到合文问题。“卅朋”在金文中是一个明确合文的字，“珷”也有学者认为是“武王”的合文，这样按两个合文计算的话，共为23字。问题是义尊和方彝中铭文均为“珷王”，按照“珷”合文的理解，释文就应该为“武王王”了。在金文中，利簋、德方鼎单称“珷”，义尊和方彝、中方鼎、大盂鼎称为“珷王”，两个不同的称谓语境、使用时间各不相同，没有明显的规律可言，“珷”、“珷王”都是周武王的称谓。这样，正如此前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珷”并非合文。义尊和方彝的铭文布局也很有意思。尊器内底铭文与方彝器内底铭文均带“丙”的徽识，二者的字数、布局完全相同（图一），但方彝器内底铭文幅面稍大。方彝盖内铭文少一徽识铭文，而幅面与尊器内底接近。这些是三篇铭文的些许差异，也是西周早期同一批器物在较长铭文中常见的情况。两类铭文字数不同，布局也有所不同。带“丙”徽识的尊及方彝底铭文21字四行，各行字数分别为7/5/5/4，各行字数差异较大，最后一行的“宝尊彝”字数较少，因此各字书体拉得较长。不带徽识的方彝盖铭文20字四行，各行字数分别为5/5/5/5，字数相同，书体大小也较为均衡。虽然有这些变化，但三篇铭文总体布局都作长方形，这也是商周铭文布局最为重要的特征。
在造型上，义尊和义方彝也是西周早期比较典型的风格。先看尊，我们知道，所谓尊无论是在字义上还是在器物分类上，都并不是一个器类的专称。表示器类含义的尊实际上包括动物形尊、折肩尊和觚形尊三种。义尊属于觚形尊一类，这类尊功能虽与觚不同，且只为高等级贵族所使用，但其器形与装饰的流变，则都与觚基本一致。比如在装饰的布局上，义尊口下、腹部、圈足各有纹饰，视觉上形成三段。我们过去曾经指出，晚商至西周早期尊和觚一样，分为不带扉棱、带扉棱但口下无纹饰、带扉棱且口下有纹饰三类，分别代表由低到高的豪华程度。义尊这样三段都有装饰、扉棱夸张的类别，是尊中最豪华的。西周早期这样的尊不在少数，比如商尊（《全集》五、图153）、旅尊（《全集》五、图154）（图二，2、3），往往与卣搭配，形成如一尊一卣、一尊二卣的组合，出现在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再说方彝，和晚商时期方彝作斗形的直敞口不同，西周早期方彝器形和多数容器一样为侈口（图二，6），但义方彝加设提梁就很特殊了。过去见有殷墟文化时期带提梁的方形侈口器，如白鹤美术馆藏兽面纹方卣（《全集》三、图135），不过这件兽面纹方卣的口部是盖住器身的子口，与一般带提梁的卣的器形一致。我们看到的义方彝则和其他方彝一样，盖和器口相对，没有扣合的结构，因此韩文将其定名为方彝是有道理的。西周早期方彝也有参与尊、卣搭配并形成组合的，如旂尊与方彝（图二，3、6），宝鸡石鼓山M3有一方彝配二卣的组合等等（图三）。因此，考虑到义尊与义方彝一致的风格，义尊和义方彝也可能搭配，形成卣与尊的组合形式。义方彝的出现，促使我们思考商末周初这类方彝、尊与卣的组合，在器用上所展现的形式与内容。
说到义尊和义方彝两件器物风格的一致，是指该尊和方彝上都装饰相同的纹饰（图四）：夸张的勾云状扉棱、合体的夔龙纹和鸟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带有复杂枝蔓的兽面纹等，都是殷墟文化末期出现的新风气，在西周早期极为流行。前述西周早期尊与卣的组合中，基本都是如此作风。不过在另一方面，扉棱、夔龙纹以及兽面纹这些自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的装饰内容，经历约400余年的延续，即将走向衰亡。以下以兽面纹为例观察义尊义方彝装饰风格的流变。
兽面纹是整个商文化时期青铜器最为流行的主题纹饰，从二里岗文化时期出现，发展至殷墟文化晚期最为发达而多样。在此期间兽面纹的发展，著名的艺术史家罗越提出五型的总结，对我们认识兽面纹仍然很有价值。罗越Ⅰ型的兽面纹主体是由线状的纹饰构成（图五，1）。罗越Ⅱ型的兽面纹则是宽带状纹饰（图五，2）。罗越Ⅲ型的兽面纹是由更加复杂展开的躯体构成的兽面纹（图五，3）。罗越Ⅳ型的兽面纹出现了云雷纹的地纹，兽面的轮廓开始有明确的体现（图五，4）。罗越Ⅴ型的兽面纹则是一种半浮雕的形式，在浮雕的上面和下面都有云雷纹的地纹（图五，5）。罗越五型揭示的逻辑发展是由抽象到具象的过程：在兽面纹刚刚出现时躯体和器官不是很明确，到了罗越Ⅳ型特别是罗越Ⅴ型的时候，兽面纹的肢体、角、眉毛、爪子、尾巴等器官已经非常明确。当然罗越五型只是提出了兽面纹逻辑的变化趋势，并不具有完全的断代的意义。比如罗越Ⅰ型，它线状的纹饰从纹饰产生的角度是在范上做成，逻辑上应该比较早。但在实际中我们看到的是在二里岗特别是二里岗上层时期，罗越Ⅰ、Ⅱ型是并行的。因此兽面纹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发展过程。在殷墟二期兽面纹的发展已经非常发达，兽面纹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反映兽面纹发展到繁荣的阶段。其后，兽面纹有着两个不同的发展分支，一个是去掉地纹，只留下了半浮雕的状态（图六，1）；另一方向是是选取了地纹云雷纹这种细密的纹饰，并发展形成了窄长带状的兽面纹（图六，2），比如在殷墟末期M1046多件青铜器有这样的纹饰。西周时期，在上述两个分支继续保持的同时，原来主流的兽面纹也有发展，少数保持殷墟文化晚期传统的半浮雕带地纹式样，比如利簋上的兽面纹；同时这种形态继续向前发展，是在兽面纹的角上和躯体上设置很多类似脊刺状的纹饰（图六，3）。这些形态，可以说是兽面纹发展的一种异化。义尊和义方彝的兽面纹是在角上再安置节状的龙形装饰（见图四），看上去是两个节状的夔龙附着在其下的兽面纹之上，这是棘刺状兽面纹的一个变体，看上去比较怪异。西周早期兽面纹有不少这样异化发展的例子，即便像义尊义方彝这种结构怪异的兽面纹，在瑞士苏黎世的皮特博格博物馆（Museum Rietberg）的一件方鼎上也还有类似者（图七）。传统风格的兽面纹在西周早期的发展，另一种特点就是地纹越来越粗疏且不规整，或者只是隐约可见，直至西周中期兽面纹完全消失。
周初与商末兽面纹夸张与简化的风格并行。夸张的风格除了像义尊义方彝这样的兽面纹之外，两件器物这样的扉棱、提梁端部的兽首，像类似伯格鬲那样的高浮雕兽面纹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义尊等夸张的风格应该是晚商以来繁缛装饰的延续，并在西周早期达到极致而走到尽头。简化的风格虽然在商末略见端倪，真正开始流行则是在西周早期，并在西周中期纹饰内容发生了完全的转变。义尊和义方彝呈现了西周早期青铜礼器发展这样的动向：二里岗文化时期以来以兽面纹为核心内容的装饰，在西周早期极度夸张和异化的风格中走向终结；一尊二卣等组合，器物不同却装饰一致，暗示出视觉效果整齐的列器制度即将来临。这样承前启后的特性，恰好体现了商和周之间不同文化风格、不同社会观念的转变。这是我们在本节讨论中所想表达的。
(作者：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