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前1500年之间。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代表性文明因素主要有3种：一是以三星堆城址城墙为代表的本土文明因素，二是以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因素，三是以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明因素。后二者是通过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已经形成的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通道，由陇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并促使成都平原本土文化发生巨变，产生了三星堆文明，开始了古蜀文明的历程。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的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岷江上游地区”是指都江堰市以北的岷江流域地段。岷江发源于岷山西南麓松潘境内，有东西两源，东源自海拔3727米的松潘县漳腊河弓杠岭，西源自海拔4610米的松潘县潘州河斗鸡台。两源于虹桥关上游汇合后，南经松潘县城，自北向南流经茂县、汶川、都江堰市，是为岷江上游。其中茂县、汶川一带是岷江上游的核心区域。岷江源头的漳腊河与潘州河地处岷山西侧，西北部即为开阔的松潘草地。松潘草地在距今4000年前后是否适宜人类居住，目前不得详知。不过，考古工作者已在松潘草地的若尔盖草原发现了公元前3300年前后至公元前1000年的文化遗存。而越过松潘草地就进入甘肃境内的洮河流域，考古发现表明，洮河流域是齐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岷江上游是古代成都平原连通陇西南的主要地理走廊，经陇西南、陇东与中原地区发生文化交往。考古发现显示，岷江上游地区这条地理走廊与文化通道，对于古蜀文明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蜀文明”是指西周时期称为“蜀”这一方国的前身。目前主要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二、三期以及四期前段的高等级文化遗存为主要代表，还有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部分年代较早的高等级文化遗存。古蜀文明的年代，大致跨中原地区的商时期，约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50年。笔者认为“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三星堆文明”是经考古学发现、研究而提出的命名，“古蜀文明”则是结合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古史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名称。探索古蜀文明的形成问题，应主要以三星堆文明的最初文明因素源为核心研究对象。而阐述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则还需要讨论三星堆文明的最初文明因素源与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有着何种关系。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作初步的探索。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最初引起大家关注的是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包括一批金器、大型青铜人立像与祭坛、众多的青铜人头像、各种玉器、大量的象牙等。研究者通常将此作为探索三星堆文明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形成，不能以这两座大型祭祀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因为这两座大型祭祀坑属三星堆文明较晚阶段的文化遗存，是三星堆文明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之后才形成的，自然不能简单地以其作为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主要依据。而是应以三星堆文明形成初期的文明因素作为探索的主要研究对象。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探索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初期的文明因素，应以三星堆文明中年代最早的一批能够反映三星堆文明发展程度的文化遗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1989年至1995年间，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先后6次对三星堆遗址外围的“土埂”进行试掘，最终确认它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并大致划定了面积达3.6平方千米的三星堆城址范围。至2017年对三星堆遗址城墙的系列考古勘探与发掘，可知三星堆遗址城墙建筑的最早年代是三星堆遗址二期；至三期，在城内东北部形成了仓包包小城；城墙建筑最晚的年代大致在三期晚段；到了四期，还对西城墙进行了修补。综上，三星堆城址的城墙从三星堆遗址二期一直沿用至四期。自1929年发现三星堆遗址以来，就不断出土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出土有玉石器数量达三、四百件之多。郑德坤曾统计这批玉石器，有“石璧二十余枚、石珠十余枚、琬圭四枚、琰圭四枚、琮三枚、玉圈数十枚、小玉块八十余枚”等，后来大多散失。笔者认为其中的玉牙璋等是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产品（图一）。
出土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1件、玉戚1件、玉刀1件、玉矛1件。其中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制作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所谓玉刀则是由二里头文化的残断玉牙璋改制而成的玉铲（图二）。
其中，由牙璋改制的玉璋k2③﹕201-4（图三），原件牙璋是二里头文化的作品。
出土铜牌饰3件、玉环（原称玉援）8件、玉箍形器1件、玉凿1件、石璧11件、石纺轮形器10件（原将11件石璧、10件石纺轮形器都称为石璧）、石斧3件。其中，1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图四∶1）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四期遗存；1件镂空卷草纹铜牌饰（图四∶2）是二里头文化四期之后制作的，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另1件素面铜牌饰则可能是在三星堆一带制作的，应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孑遗。
共清理墓葬29座。其中17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见随葬品；4座为狭长形土坑墓，仅1座有人骨和1段象牙。共出土器物66件，其中陶豆、豆形器、尊形器、器盖等陶器5件，蜗旋状器、泡形器、璧形器、锥形器、凿、矛、斧、斧形器等玉石器61件。陈德安认为墓群年代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其中M21出土的5件蜗旋状玉器、2件蜗旋状象牙器及1件玉矛，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一带，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文化遗存（图五）。
2001年清理出土玉器558件以及大量的象牙、金器、铜器等珍贵文物，2003年又发掘出土玉器1460件，其中部分是二里头文化遗存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如金沙2001CQJC∶955牙璋（图六∶1）、金沙2001CQJC﹕546玉戚等（图六∶2），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作品。金沙2001CQJC﹕5玉铲（图六∶3）是利用二里头文化玉牙璋改制而成。
此外，三星堆遗址上还出土了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特征的陶盉（图七）。
以上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发现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高等级文化遗存，有的是从二里头文化传播而来，有的可能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产生，其年代应是在传播源或影响源之后。据此，推测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这批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是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后形成，其形成的最早年代不会超过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交界，即不超过公元前1600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等遗址中，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遗存主要是玉琮与玉石璧。
三星堆遗址中，月亮湾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琮（图八）、玉璧（图九）和一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琮（图一〇∶1），都是齐家文化的作品。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11件石璧、10件石纺轮形器，也有受齐家文化影响的痕迹。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沙2001CQJC∶556玉琮（图一〇∶2）、金沙2001CQJC∶651玉琮（图一〇∶3），推测也是齐家文化的产物。此外，在盐亭县蒙子村也发现了可能属祭祀坑或墓葬的遗迹，长3.2、宽1.6、深1.3米。出土列璧一组，共10件。这种10件一组的列璧，很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
上述在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发现的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高等级文化遗存，有的是齐家文化的产物，有的是受齐家文化影响在成都平原地区制作的。齐家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前后。而出现在成都平原的这批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目前只能依据与之共存的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四期之后的文化遗存来判断，其最早年代推测在公元前1600年或公元前1500年之后。以上分析表明，古蜀文明形成初期的文明因素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以三星堆城址城墙为代表的本土文明因素。这类城墙建筑在更早的成都平原地区就已经出现，如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时期已经形成的8座城址。这表明三星堆城址城墙是在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第二，是以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因素。这类文明因素显然是由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传播而来或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在成都平原地区产生的。第二，是以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明因素。这类文明因素显然是由陇西地区的齐家文化传播而来或是受齐家文化影响而在成都平原地区产生的。此外，可能还有位于三星堆城址内西北角，叠压在F1、F3大型建筑基址之下的青关山高台基址。但目前尚不能明确该重要建筑遗迹的规模有多大、何种结构与性质。这三类文明因素是目前所知三星堆文明最初的一批高等级的文化遗存。若依据三星堆城址最早营建城墙的现象推测，这些高等级的文化遗存出现在三星堆遗址的时间大致为三星堆二期。而依据三星堆遗址最早出现的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遗存的的时间来分析，这些高等级的文化遗存最早在三星堆遗址出现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00年。成都平原的本土文化、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这三类高档次文化遗存，大概是目前所知形成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的最主要文明因素源。这三种文明因素在三星堆遗址同时出现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500年之间。这可能是三星堆文明最初形成的年代范围。二 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探讨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首先需要明确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以上分析表明三星堆文明是由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甘青齐家文化这三种主要文明因素，在三星堆遗址汇集并融合发展而形成的。这便是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机制。那么，如果没有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这两种文明因素进入成都平原地区或影响至成都平原地区，那还能否产生三星堆文明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以下两种现象。第一，三星堆文明中最初的三种文明因素源中，城墙建筑在宝墩文化中已经存在，且宝墩文化是早于三星堆文明之前就出现的文化现象。这表示以宝墩文化城址城墙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若其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某种文明，但不能产生具有三星堆文化特征的三星堆文明。第二，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这两种文明因素，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从外部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并融合了以城墙建筑为代表的宝墩文化，进一步发展才形成了具有三星堆文化特征的三星堆文明；进一步吸收了商王朝的文明因素，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成为以两座大型祭祀坑为代表的、经过充分发展的后段三星堆文明。据此，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这两批高等级文化遗存的传入或影响，在成都平原地区就不可能产生三星堆文明。在明确了三星堆文明形成机制的前提下，就比较容易理清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了。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是通过哪条途径进入成都平原地区的呢？如果二里头文化遗存最初是与齐家文化遗存同时进入成都平原的，那么茂县及其岷江上游地区是它们进入成都平原的最主要通道。这突显了岷江上游地区在三星堆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桥梁作用。目前在岷江上游的核心地区茂县、汶川一带，已发现一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遗存和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如茂县波西遗址的下层出土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晚期或仰韶文化晚期特征的彩陶缽、双唇小口瓶、尖底瓶、变体鸟纹内彩钵形器等；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彩陶罐、彩陶瓶、彩陶盆等。茂县一带发现的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遗存，应是由陇西南向南发展至岷江流域。这表示由陇西南向南发展的岷江上游这一文化通道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已经存在，茂县、汶川一带是这条文化通道的重要节点。经岷江上游地区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晚期及马家窑文化因素，还向西发展到金川县一带。如金川县刘家寨遗址发现一批与仰韶文化晚期及马家窑文化有联系的文化遗存。陶器中的侈口深腹罐、长颈圆腹罐、重唇口尖底瓶、折沿盆，彩陶中的弧线三角纹、网格纹、垂幔纹、彩陶平底瓶、卷沿盆等。刘家寨遗址的文化内涵、文化面貌与阿坝州境内的哈休、汶川姜维城、茂县营盘山等遗址比较接近。目前在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明确为齐家文化的遗存还很少，只是一点线索。如在岷江上游以北的若尔盖草原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存；又如在汶川县发现疑为祭祀坑的遗迹，出土有条形石斧与圭形石凿等遗物。这类祭祀遗存，可能与齐家文化有关。如果确实是与齐家文化有关，这表示在齐家文化时期，岷江上游这一通道在由陇西南向川西北的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作用。岷江上游源头以北是陇西南地区。陇西南地区的洮河流域是齐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如洮河上游的临潭县陈旗乡磨沟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并以齐家文化墓地为主。清理齐家文化墓葬800多座，有的墓上发现封土，并在部分墓葬开口处发现封土底层的碎石堆；部分墓葬存在殉人、殉牲现象，殉人1～4人不等，个别墓殉牲有完整的狗、羊等动物；有些墓在墓道填土中发现有牛角或羊下颌骨等，以及一些完整或被打碎的陶器，可能与埋葬过程中的祭奠活动有关。出土随葬品2000多件（组），包括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还有金器2件等。
陇西地区的齐家文化中同样也发现了一大批二里头文化的高等级文化遗存。如甘肃天水市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图一一∶1）、甘肃新庄坪遗址出土的有领玉璧（图一一∶2）、甘肃新庄坪遗址出土的被改制成玉钺的牙璋（图一一∶3）、甘肃庄浪县出土的由二里头文化大玉刀改制的玉钺（图一一∶4），还有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出土的陶盉、大石磬等遗存。这些器物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器，它们出现在齐家文化中，不仅说明了二里头文化对齐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很可能揭示了二里头文化的族群向陇西地区迁徙的社会背景。二里头文化遗存在陇西地区齐家文化遗址的出土或与齐家文化遗存的共存现象，表示二里头文化进入陇西地区之后融入到齐家文化中，并完全有条件与齐家文化一起，由陇西南地区通过岷江上游进入到成都平原。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产生的重要文化影响，并促使三星堆文明的形成，充分显示了岷江上游地区在三星堆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岷江上游地区是连通陇西南与成都平原两地的主要地理走廊，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形成了由陇西南向川西北及以南地区进行交流的文化通道。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就是通过这条通道对成都平原地区产生文化影响，并促使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发生巨变，在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上发现的一大批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高等级文化遗存就是十分重要的证据。二里头文化及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并与成都平原地区本土文化的结合及结合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成都平原地区产生了三星堆文明，开始了古蜀文明的历程。这是三星堆文明即古蜀文明形成的机制。这也反映了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影响，不应仅仅是文化遗存本身的传播，而是反映了代表着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两支系部族人群向成都平原地区的迁徙，具体地迁徙过程还有待岷江上游地区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发现与研究。
(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