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史话番外篇七：鲁国的2个意外访客，看他们带来了怎样的讯息
“焚咸丘”三个字是《春秋》记载的，关于鲁桓公七年唯二的两件事之一。正如咱们上篇文章分析的那样，所谓“焚咸丘”不应该是杜预理解的那样（即鲁桓公在咸丘进行火田。“火田”，放火烧山来田猎的意思），而更应该采信公羊、谷梁二位先生的看法，将此事理解为一场“以火攻城”的战事。至于桓公为何会采用这样凶狠的方式来针对咸丘，一方面是姬允本身行事有些过激，另一方面也是对小弟邾国私自吞并兄弟之国的一种严惩。正因如此，鲁国的史官们特意用缺省时节的方式强调了此事的重要性，而身为（小）邾国人的左丘明则对此避而不谈。
那说完了《春秋·桓公七年》所载唯二两件事中的第一件，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第二件事。说的是当年夏季，谷伯、邓侯两位诸侯国君到达鲁国，拜见桓公来了。按说这样普普通通的诸侯国之间的互访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算不上有多重要，但又是因为那令人关注的“春秋笔法”让这件事变得不再简单。原来，鲁国的史官们在记录这两位意外访客时，又把他们的名字写了出来（称谷伯为谷伯绥，邓侯为邓侯吾离），告诉世人这两个人肯定出问题了。
谷、邓两位国君拜见鲁桓公
那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左传》给出的答案是鲁国人在轻视他们，所以要写出他们的全名。但是，人家两个国家从称呼来看爵位并不算低（邓侯应与齐、鲁等国同级，谷伯则与郑国是一个等级的），又是国君千里迢迢、亲自到访，论哪一点也不应该被轻视啊。于是，北宋史学家刘敞在左先生的基础上做了补充，称这二人在拜见鲁侯时用了“夷礼”，这才被鲁人看不起了。
什么？又是用夷礼？记得“闲叙”你之前有讲过，鲁国的附庸杞国一族就是因为早先在南方避难，养成了用夷礼的习惯，才被鲁人看不起的。现在这二位国君用的也是夷礼，莫非他们也来自于南方吗？没错，谷、邓两国的确是周朝偏南方的国家。只不过，他们与杞国先祖生活的地区不同，并不在东南地区，而是在中南部。所以，为了能让各位对这两个国家有个大致的概念，我先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他们。
刘敞认为：两国君因用夷礼才被鲁人轻视
谷国，史书中原作“穀国”，二字在古代本应有区分，但随着汉字的演化和简化，合二为一。其国据说在殷商之时便已建国，后得到周天子认可与敕封，爵位为伯，封地为谷城（在今湖北襄阳市谷城县一带），与楚国邻近。而他的国姓，在《世本》中称不知其姓是什么，而《通志》则注明谷氏（穀氏）出自嬴姓，看来谷国大概率又是一个嬴姓邦国。
邓国，曼姓邦国，封地为邓县。具体邓县现在在何处，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在今河南邓州一带；另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北。因“闲叙”只为给该国做个简介，遂在此不做地缘之争。各位只需知道邓国大约在今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交界处即可，说明邓国与谷国是邻居，也与楚国相邻。至于邓国的侯爵爵位，理应是周天子所封，但在下认为很可能是从商朝承袭下来的爵位。
谷、邓二国大致位置示意图
因为，《春秋地名考略》等书中有载，商王武丁曾封季父（即最小的叔叔）为曼侯，地点在河北。而《康熙字典》对“邓”字“姓考”的注释中写道：“殷武丁封叔父于河北，为邓侯，后因氏”。两相对比，不正说明曼姓邓国应在商朝武丁时期已经受封，只不过最初封地在河北一带。其后，随着周朝取代商朝，该国族人或是主动迁徙，亦或是被周天子改封到了邓县，才来到了南方，所幸爵位保留了下来。
曼姓邓国始封于商朝的佐证
好了，现在大家对谷、邓这两个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知道他们确实与自称“蛮夷”的楚国是邻居。因此，刘敞对于两国国君使用夷礼来朝见鲁侯，而被鲁人轻视的说法应该是说得通的了。但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当初杞侯面见鲁桓公时，就曾因使用夷礼而遭到鲁国讨伐。可即便这样，鲁国史官在《春秋》中也只称呼其为“杞侯”，并未写出他的名字。为什么到了这里，谷伯、邓侯就要因使用夷礼而被直呼名字呢？显然，刘先生的说法也不完全准确。那谷、邓二君被记载姓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大家也无须太着急，毕竟称“鲁人是由于轻视两位访客才直呼其名”的这个观点，都是源自《左传》。既然《左传》这条路走不通，咱们还可以看看《公羊传》和《谷梁传》嘛。果然，两位先生这次又提出了与左先生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之所以《春秋》会声明两位国君的名字，完全是因为谷、邓二人失国了。这连国家都没有了，自然不能像正常的诸侯国国君那样称呼了，因此鲁国史官们特意给二人加上了名字，以示区别。
如此看来，公羊、谷梁二位先生提出的，用记名和不记名的方式来区分失国与享国的诸侯，确实有一定道理。但“闲叙”不得不再次提出质疑，因为还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州国最后一任国君淳于公，也是一位亡国之君。《春秋》在记载淳于公访鲁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也没称呼过他的名字，怎么到了谷伯、邓侯这里就区别对待了呢？更何况，谷国灭国时间确实无据可考，但邓国灭国时间可是在《左传》等书中有着明确记载的，要到楚文王时期（即鲁庄公十六年）才被楚国所灭。因此，发生在鲁桓公七年的这次访鲁事件，邓侯根本就不是一位失国之君，说明两位先生的说法依然不是咱们想要的答案。
公羊、谷梁认为：两国君因失国才被记名
这下可真的比较麻烦了，“春秋三传”的作者都没能很好地解释鲁国史官的意图，而缺省时节的写作手法又说明这件事极其重要，要如何找到答案呢？于是，鄙人开始大量查阅各种与此相关的书籍，看到的解释大多与“三传”类似。稍微特殊一点的解释是：认为鲁桓公本是杀害兄长夺权的恶人，而谷、邓两位国君不仅不嫌恶他，还主动交臂来朝（即拱手朝拜的意思），实在是一种恶行，所以记名来贬斥他们。但鲁桓公一朝来访问鲁国的他国国君何其多，其他人怎么没有因朝见恶人而被记名呢？显然这种解释依然不对，甚至更加牵强。
看来想从现成的史料中，找出谷、邓两位国君被记名的原因是很难了。但翻看这么多史籍以后，鄙人脑海中多少也有了一些思路。接下来，不如让我给大家说上一说，看看是否有道理。
其一，《春秋》如此重视鲁桓公七年夏季的这件事，并非表面上写的，只是两个访客朝拜鲁侯那么简单，大家应该将其对比着鲁桓公二年的记载来看。当时蔡侯、郑伯的一次会面看似普普通通，实则是中原诸侯“始惧楚也”的信号。而这次事件同样与楚国有关，说的是楚熊通继伐随受阻之后，又计划转向西北方拓展疆土的行动。正因如此，楚人的行动威胁到了两国的生存，这才逼着他们先后来到鲁国寻求帮助。（根据《春秋》记载的方式，显然是谷伯先到、邓侯后至。若两位国君是一起朝见鲁侯的话，理应把爵位更高的邓侯写在前面，并准确地记下到访的日期。书中既然没有准确日期，又是谷伯在前，就一定是分开造访的）
令中原诸侯十分关注的楚熊通
其二，谷、邓两位国君会被鲁国史官记名，或许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因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二人访鲁的目的不纯。他们此次前来，名义上是拜见鲁侯，实际上应该有举族迁移至山东，想让鲁国辟出土地供他们重新安家的想法。这样的要求在鲁人眼里当然是相当过分了。因为他们两个即将失国的国君既跟鲁侯没有什么交情，还是从南方僻壤之地来的“蛮夷”，鲁桓公怎么会为了他们分出本国的土地呢？所以，鲁人不仅拒绝了两位访客求附庸的请求，还用在《春秋》中记名的方式来贬斥他们，有些骂他们痴心妄想的意思。
其三，两位国君之所以选择鲁国，最主要的原因是鲁国距离楚国足够远，相对于郑、蔡、陈、宋、曹这些国家来说更安全一些。另外，鲁国一向是最尊崇礼制的姬姓宗邦，其声望和地位是异姓诸侯和其他姬姓国家所不能比的，这恐怕也是吸引两国前来投奔的因素。
鲁国相对位置更安全
综合以上三点分析，予以为《春秋》缺省时节来记载此事，是由于事件背后又有楚国在搞事情，让鲁人格外重视。但是，将这个讯息带到鲁国的这两位国君，对鲁侯提出了十分过分的要求，让鲁人非常生气。因此，鲁国史官这才在书中写上了二人的名字，发泄了心中的不满。
这就是在下针对《春秋·桓公七年》所记的，第二个重要事件的一些浅见。不知各位看过之后，有没有激发出更多的灵感呢？若真有了新的想法，不妨告诉大家，或许您就是那位发现了历史真相的“神探”。
【关键词云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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