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乔年一起牺牲的24岁烈士，狱中给妻子写信：枪毙是很平常的事
1928年6月6日，陈独秀次子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杀害，牺牲前，他曾笑着对狱中的战友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任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这是一句每每读来都让人饱含热泪的话语，就出自这样一位年仅26岁的革命战士。而在前一年，他的哥哥陈延年也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因其在刑场上不肯跪下坚持站着死而被敌人乱刀砍死。
这兄弟俩的牺牲无疑是我党的重大损失，然而在后来的数十年间， 因着有无数这样为国为民牺牲的革命志士，以至于他们的名字并不显得多么特别。
世人多知道陈独秀，却鲜有人知道陈独秀有这样两位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优秀儿子。
但所有的牺牲都不可能被忘记。
一部《觉醒年代》让世人认识了这两位意气风华的革命者，而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 亦感动了无数人。
正是有了这无数革命者披荆斩棘的奋斗，和无数的流血与牺牲，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繁华大道，走在这繁华大道上，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牢记无数革命志士的付出与牺牲。
实际上，当时和陈乔年一起牺牲的还有许白昊和郑复他两位烈士。
1928年6月6日，许白昊年仅29岁，陈乔年年仅26岁，而郑复他年仅24岁。
如此年轻，却又那样英勇。
24岁放在现在，只不过是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这样猝然结束。开始与结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呢？
1904年，郑复他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安平乡郑家村的一个普通家庭中，他的父亲也是读过几年书的读书人，所以郑复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9岁的时候又进入私塾读书，然后进入城内中区完小读书。
当然，因着家境不好，他读书到15岁的时候就不得不辍学回了家，回家后，为了减轻家中的负担，郑复他开始每天到山坡上去放牛。
家附近的杨梅山、金鸡山、老虎山等山坡上都有他放牛的身影，天气好的时候，他就拿着书，边放牛边看书。
书籍极大的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越来越不愿意留在闭塞的小山村中，就此一生付之黄土，所以不久之后，他就进了县里的报社学排字。
在报社学排字的那段时间里，郑复他学得很快，但同时因其性格豪爽，喜欢打抱不平，和报社老板起了冲突，不到一年就不得不离开了报社。
离开了报社的郑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回到家中帮着家人种地，但他的心却没有跟着回到家乡。到了1922年，在同学的介绍下，郑复他去杭州武林印刷所当排字工人。
去杭州是郑复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他踏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各地的工人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杭州印刷工人运动也在徐梅坤等人的领导下已然兴起，郑复他一进入杭州，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并很快参加了由我党建立起来的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的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
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郑复他进步很快，逐渐成长为俱乐部的负责人之一，在1923年冬天应徐梅坤之邀到上海商报馆排字，并应组织的要求在上海书店秘密发行《中国青年》等进步报刊，意在唤起民众的觉醒，站起来反帝反封建。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郑复他再也没有离开上海，他所有的工作都在上海展开。
郑复他是从工人中走出来的，最能理解和代表最底层印刷工人，他成为一名共产党之后，就根据党的指示筹备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联合会中主要的就是商务印刷馆和中华书局的工人，而郑复他是联合会的总务，领导印刷工人进行革命斗争。
他深入印刷车间，关心印刷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和工人团结的重要性，组织工人进行募捐支援革命等等。
五卅惨案发生后，郑复他积极组织印刷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并号召工人募捐，支援死难的烈士家属和罢工工人。
五卅惨案的发生和工人的空前大团结，让郑复他认识到建立印刷总工会的重要性，他对工人说：“工人要自由，就要由自己的工会组织。有了工会组织，工人才有力量。”
于是商务印刷所工会成立，以及印刷总工会成立，这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七大工会之一，郑复他为总工会的总务长，继续领导上海印刷工人的革命斗争。
到了1926年，郑复他已经成为我党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农委员会委员，以及上海总工会所属的邮电总工会负责人，开始负责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
他先后参与筹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其中，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郑复他不幸被捕入狱，后进过组织的营救，郑复他从狱中出来后迅速投入到筹备第二次武装起义中，并再次被捕。
第二次被捕的时候，上海军事当局一度判了郑复他死刑，但后期经过组织的营救，他再次出狱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郑复他的经历在当时很有代表性，是当时很多革命者都曾有过的经历，入狱实在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革命者不必惧怕被捕，监狱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研究室。
当初五四运动时期，北京有七百余名学生被捕，陈独秀为此写了一篇短文，即《研究室与监狱》，内容是这样的：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监狱从来困不住真正的革命者，即便在一段时间内或者永久性地困住了革命者的身体，但却困不住他们的信仰，困不住他们救国救民的一颗心。
所以我们看郑复他两度入狱，两度被营救出来，这并没有让他停滞不前，反而让他更加热情地、坚定地投入到革命中去。
1927年，郑复他又成为上海市政总工会委员长，而这一年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至暗时刻。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追捕我党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我党在上海的组织被大肆破坏，并且还不只是上海，由上海辐射到各地，我党的损失是巨大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制的《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国各省因革命而牺牲者的数目之统计表》的记载，6个月中，被杀者将近三万人。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此可见我党的损失，白色恐怖已然降临，我党却不能也不会退缩，必须排除万难尽快恢复工作。
四一二之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害，郑复他也被登报悬赏通缉，但他不肯离开上海，上海的工人斗争情况他最熟悉，他必须留下来尽快恢复上海总工会的工作，继续战斗。
四月下旬，郑复他作为上海地区的代表之一，到武汉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随后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继续回到上海为恢复上海总工会而努力。
与郑复他一样参加这两次大会的还有来自湖北的共产党员许白昊，许白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不久之后被调往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与担任总工会委员长的郑复他一起为恢复上海总工会而努力。
同时，郑复他还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工作，任职工运动会主任，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多次领导工人罢工运动。
当时上海的局势很危险，郑复他一直是国民党通缉的对象，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但他并不惧危险，依旧在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而江苏省委所面临的局势也很严峻。
自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成立之后，就被国民党盯上了。
江苏省委刚成立时的书记是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6月26日，陈延年就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为了获取上海党组织的秘密，国民党对陈延年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最终在7月4日被国民党军警乱刀砍死。
他当初被抓的时候，赵世炎被任命为江苏省委的代理书记，不久就被叛徒出卖，于7月2日被逮捕，也遭到了严刑拷打。他和陈延年一样，无论如何不肯说出我党在上海的组织情况，所以在7月19日被国民党杀害。
江苏省委机关一再被破坏，中央做出决定，重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王若飞任代理书记，到了八月，由邓中夏担任书记。
这次重组，江苏省委才开始没有遭到大的破坏，但到了1928年的2月，江苏省委再次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月17日，上海总工会在新闸路酱园弄召开上海各区工会特派员和产业工会负责人会议，因为叛徒的出卖，国民党包围了会址，江苏省委常委郑复他、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江苏省委委员许白昊等十余人被捕。
在狱中，他们都遭到了严刑拷打，尤其是郑复他，他在上海工作几年，国民党对他很是熟悉，叛徒对他也很熟悉，他的身份已经不是秘密，自然没少被国民党折磨。
但国民党的那些手段在郑复他这里实在算不上什么，他从来不害怕什么严刑拷打，也不惧流血和牺牲，正如他3月16日给远在老家的妻子陈毓秀的信中说的那样：
“在现在的世界，坐狱本不算什么，就是枪毙也是很平常的事，本来一个人有生亦有死的，只不过怎样死法罢了。如果你能认得清，当然不会悲哀的了，我也不多写劝慰的话了，望你自己劝慰自己吧！”
他知道这次被捕与以前是不一样的，国民党不会放过他，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乖乖交代上海的党组织情况，这样可以偷生；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这意味着要面临着牺牲。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他选择后者。
这么多年的奔波忙碌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身已许国，早就做好了流血和牺牲的准备。
在信仰面前，死亡又有什么可怕的？
但这不代表着郑复他就在狱中等待着死亡，不代表着他什么都不做，实际上，他自己被杀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即便党组织设法营救，怕也是无法营救出去。他自己无法出去，但别的同志却有机会离开，比如陈乔年。
陈乔年是在1927年的冬天才被调到上海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不仅上海的国民党对他不熟悉，就是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
所以，被捕入狱之后，他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国民党也以为只是我党的一个普通党员，甚至可能都不是一个共产党，没什么用处。
这非常有利于营救工作的展开，很快，郑复他和许白昊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准备将陈乔年赎出去。
狱外，组织准备钱和赎出的一切事宜，狱内，郑复他和许白昊找到了一个叫周之楚的共产党员，他从1927年开始从事我党的宣传工作，被捕后也一直没有暴露身份。
经过郑复他和许白昊的研究，让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的身份，而陈乔年则只是一个爱国青年，并不是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之一，这样的身份，国民党自然也就不怎么感兴趣，被赎出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阻碍了。
周之楚知道陈乔年是我党在上海的重要领导人，陈乔年的牺牲将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因此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得陈乔年出狱。
实际上，只要陈乔年出了狱，周之楚依旧能被营救出狱，毕竟他又不是真的陈乔年。
但就在营救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时候，周之楚的父亲（一个华侨富商）得知儿子被捕入狱，也找人疏通关系救人，这一救就让国民党察觉到了异常。
虽然他们不知道陈乔年究竟是什么身份，但既然我党如此重视他，说明他的身份绝不一般，由此展开了调查，也就知道了陈乔年的身份。
自然，陈乔年身份暴露之后，也一样选择了牺牲。
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这在他们看来，并不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他们反而安慰狱中其他的同志。
陈乔年对大家说：“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好好学习，以便将来继续为党工作。”
当狱中有些同志被转到别的监狱的时候，郑复他对他们说：“你们到监狱后，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争取早日出狱，参加革命。”
是的，他们即将赴死，已经无法为党工作，无法继续参加革命，但活着的人还可以，还有出狱的机会，所以应该趁着在监狱中难得的清闲时刻，多学习，以备将来工作只需。
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三人能在牺牲之前这样想这样做，这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也是一种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既然身份已经暴露，出狱已经是不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激励还能离开的战友，然后坦然面对死亡。
没有人真的不怕死亡，只不过在信仰面前，死亡根本不足惧。但到底，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坚硬，心中总有一个柔软的地方留给家人，所以如今的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多的革命家书，还能看到很多革命者在狱中写给家人的信件。
那信中朴实的语言能让人情不自禁落泪，不为别的，只为他们不顾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
郑复他在狱中也给家里人写了信，还不止一封，他在3月16日给妻子写了信，告诉妻子，坐狱和枪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
他希望妻子能认得清，能坦然面对他的死亡，尽管他知道这或许很难，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心中的信仰，为了国和民，他真的无暇顾及妻子的太多感受，只能希望妻子自己看得开。
再多的，他也无法给予了，这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小家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革命者的大爱，所谓牺牲，牺牲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还有他背后的家庭，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有多少人做出了和郑复他一样的选择？
给妻子写了信，郑复他又想到给父亲给信，对于年迈的父亲，郑复他有很多话要说，但又无法说得太多，他在4月30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在这封信中，郑复他平静地告诉了父亲关于自己被捕的事情，他是正月念（同“廿”）六日（公历是2月17日）被捕，在狱中已经待了70余天，至于能不能出去，郑复他其实是有数的，但他不敢将这件事直接告知年迈的父亲，不忍心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
但他又不能不让父亲做好他即将牺牲的准备，所以他说：
“在现在这种世界，人的生死，本来比鸡犬还不如，就算安居生存，也不过如牛马一般牢（劳）碌而已。生也何乐，死也何悲。如儿者真不过如沧海之一粟耳。”
沧海一粟，是啊，在那个年代，走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那些革命者，有多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又有多少的流血和牺牲？
革命的道路上，从来就少不了流血和牺牲，每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随时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献出生命。谁的生命不宝贵？但为了亿万人的光明和自由，他们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郑复他就是这众多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者之一，不过是沧海一粟，然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汇成了一条繁华大道。
给妻子和父亲写完信之后，郑复他自知已经和亲人告别，他可以从容面对死亡了。
6月6日，郑复他、陈乔年、许白昊被押往上海枫林桥畔，枪声响起，身躯倒下，眼中的笑容定格。
在那个炎炎夏日，在那个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三位革命者从容赴死，他们脸上的笑容是最耀眼的光，穿透时光，仿佛能够看到人民的胜利。
在他们的心中，人民终会胜利，尽管他们看不到这胜利，但这胜利在他们心中是那样的理所当然，因这，他们虽死无憾。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建立新中国和谋求人民幸福而奋斗的无数英烈，正是因为他们不畏牺牲的奋斗，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盛世。
适逢盛世，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珍惜当下，砥砺前行。最后附上《上海工人》对三人的悼念：
“许白昊、陈乔年、郑复他三同志，是我们上海工人的领导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阵线中的战士，他们有很光荣的革命历史，表现很伟大的精神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