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资治通鉴》 汉纪 孝献皇帝 初平元年 公元190年
是时，豪杰多欲起兵讨卓者，袁绍在勃海，冀州牧韩馥遣数部从事守之，不得动摇。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从事刘子惠曰：“今兴兵为国，何谓袁、董！”馥有惭色。子惠复言：“兵者凶事，不可为首。今宜往视他州，有发动者，然后和之。冀州于他州不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
【译文】这年，天下英豪多欲起兵讨董，袁绍时任勃海太守，被冀州牧韩馥[fù]派了几个从事同时监视，无法动弹。东郡太守桥瑁，伪造太尉、司徒、司空府的文书给各地，痛斥董卓的种种罪行，说：“我们现在被逼迫得紧，无法自救，盼望各地举义兵，共赴国难。”韩馥得书，与属下幕僚们商议说：“如今，咱们该帮袁还是助董？”治中从事刘子惠说：“如今发兵是为了国家，谈什么帮谁！”韩馥面有惭色。刘子惠又说：“兵者凶也，不可先起。应派人观察各州动静，有人带头，我们再响应。冀州综合实力强，理当后发先至。”韩馥认为有理。材料中的韩馥，就是三国演义中说“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的那个。而实际上，韩馥最后也是没有派军参加诸侯讨伐董的，他后来迫于形势，在河北为诸侯调集粮草。话说袁绍逃亡冀州，韩馥随后便被任命为冀州牧，实际上韩馥是董卓派到冀州制衡袁绍的棋子；但当天下讨董之风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候，韩馥却开始左顾右盼起来。一方面韩馥担心局势变动之后压不住袁绍，反而招致群雄的首先攻击；另一方面又想保存实力，不想起兵讨董。韩馥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想两不相帮，坐观成败，最后再谁赢帮谁，或取而代之。
馥得移，请诸从事问曰：“今当助袁氏邪，助董氏邪？”
韩馥得到了桥瑁伪造的入洛邀请函，便召集属下商议，到底是该帮袁绍还是董卓。这个时候韩馥的态度是不明确的，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一方面，韩馥是董卓派到关东制衡袁绍的棋子，有帮董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韩馥又拿着桥瑁伪造的三公文书出来公开讨论，既然要讨论，那就说明也有帮袁绍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韩馥的意图不明确，却要求下属表态，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二是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但却不表露态度，想看看谁赞成谁反对。韩馥对下属提出的问题，简直就是个送命题。帮袁绍还是帮董卓，直接关系到韩馥集团后续的政治走向。作为韩馥集团的一员，无论在这个时候的主张是什么，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主张帮袁绍，议论的结果是帮董卓；如果主张帮董卓，最后议论的结果是帮袁绍。一旦随后组织朝着议论结果的方向实践，那么作为提出“错误”主张的下属，此时面临的境地就非常尴尬了。轻一点的，将会被边缘化，彻底被孤立到核心利益圈子之外；严重一点的，则会被贴上标签，成为政治迫害、清洗的目标。
兖州刺史刘岱与其书，道：“卓无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为忧。但卓死之后，当复回师讨文节（韩馥字）。拥强兵，何凶逆，宁可得置。”别驾从事耿武等排合伏子惠上，愿并见斩，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宫门外。”
刘子惠劝韩馥观望局势，这是个卖力不讨好的主意。既得罪了董卓，又得罪了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侯，最后搞得连韩馥都都要杀刘子惠。根本原因，就在于刘子惠和韩馥的关系不到位，却出了这么一个不该出的主意。作为下属，应付韩馥提出的这种单选题，秉承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工作做在平时，应对领导意图不明的重大选择性节点，一旦提前获悉，如非利益相关，原则上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常见的手段是称病、坠马。如已经参加，则要采取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策略。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驱动，这种话最好还是少说。因为此时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得罪相关的利益集团，非利勿动，何必白白得罪人呢。比如说，领导开会的时候让大家议论，某个项目该派谁去做？这个时候，如果不得不说话，又没有利益诉求，比较好的办法就是直接以孙子兵法跨框架来说话：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这是个大项目，对未来的良性发展具有关键影响作用，总负责人的遴选，一定要慎重！第一是忠于组织，第二是专业对口，第三是经验丰富，第四是作风优良，第五是抗压能力强。。。balabala如果不得不说话，不主张的关键就在于，多说高度概括性的话，而不要有具体的主张。
百家争鸣：
每次鳌拜和其它大臣争的面红耳赤时，康熙问索尼的时候，索尼的病情就会加重，咳得连话都说不出!索额图说没带药，赶紧抬回去休息，最后被孝庄倚重。我又一次笑了
庞统会说： 我有上中下三策，请主公定夺，既避免被同事说是在摸鱼，又能测出主公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