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清代书法，可谓碑帖交融，取法各有神妙。从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其中赵之谦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飘逸洒脱的行草书之中。吴熙载的行楷书学乃师包世臣，犹存隶书意韵，颇富古意。杨沂孙用笔遒润，顿挫有致。毛会建“书法逼晋魏，六书篆皆精绝”。圣祖康熙喜董字，与董文敏同乡的张照及雍正书法亦从董出。
1.上款人子实或为吴宝恕(1832-1890)，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子实，号桂诜，室名洁斋。同治七年(1868)进士，官编修，侍讲学士，曾经陕西、广东乡试考官。1875年任广东学政。著《洁斋遗稿》等。工行书、楷书，端方严正。2.秋醒楼旧藏。秋醒楼最初是由明末大收藏家朱之赤（字卧庵，安徽休宁人）所创，其收藏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名人书札、字画，著有《朱卧庵藏书画目》。清朝末年转藏于陈剑秋，陈氏着有《秋醒楼藏书札记》。民国时期又经周叔廉收藏。秋醒楼所藏名人书札、字画、瓷器、古董，在文革时期被查抄并收藏在上海博物馆。1987年上海博物馆将秋醒楼大部分书画作品之印款收录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之中，后按国家政策将藏品退还。本作为北京保利2016年秋季拍卖会“秋醒楼专题”拍品。清代书法可分为帖学期、碑学期。国初时，圣祖酷爱董书，声价日重，士人歙然相从。高宗时，书风渐转趋丰圆，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嘉道之后，在包世臣、阮元等人“崇碑”的书法理论影响下，一些著名书家，多由晋唐上溯六朝、秦汉。自此开始，逐渐形成了帖学与碑学明显分流的格局，帖学逐渐由盛转衰，碑学则日渐兴盛。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清朝出现了一位书法天才——赵之谦。他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飘逸洒脱的行草书之中。使行书更有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赵之谦在碑帖融合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此八言联是其成就的典型代表。骨骼结构仍有《张猛龙》、《龙门二十品》等典型魏碑遗意。在运笔时揉以帖意，加上腴润的笔墨，化刚为柔，在碑的骨格上出以牵引、连带、呼应，因而既具有金石味，又具笔势连贯的动态美。突破当时主要崇尚方峻刚实的碑派常规写法，写得灵巧飘逸，甚至“温文尔雅”。这是帖学体系之外衍生的另一种别具风味的行书体。此八言联，上联取自梁萧子《南齐书》，下联虽未用典，但《春秋》、《孝经》皆为历代经典，与上联“躬耕”、“从战”相对应，并且一武一文，对仗工整。赵之谦的魏体书风，给清代书法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马宗霍《霋嶽楼笔谈》云：“撝叔书家之乡原也，其作篆隶，皆臥毫纸上。一笑横陈，援之不能起，而亦自足动人。行楷出入北碑，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然登大雅之堂，则无以自容矣。”这段对赵之谦评论，本文认为马宗霍没有看到赵之谦的内在特点。赵之谦用笔柔润中含刚劲，取法北碑，但是不追求刻意的刀刻痕迹，而是自然生动的表现魏体书的点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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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熙载(1799-1870)、杨沂孙(1812-1884)沈树镛上款。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上海川沙城厢（今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官至内阁中书。著述有《汉石经丛刻目录》、《汉石经室跋尾》、《书画心赏日录》。博学多才，长于考订碑版文字，嗜金石书画，精鉴别，收藏甚富，藏有宋拓《熹平石经》、宋拓《化度寺碑》、宋拓《李思训碑》、宋拓《大字麻姑仙坛记》等。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上海川沙城厢（今浦东新区川沙镇）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官至内阁中书。著述有《汉石经丛刻目录》、《汉石经室跋尾》、《书画心赏日录》。沈树镛博学多才，长于考订碑版文字，嗜金石书画，精鉴别，收藏甚富，藏有宋拓《熹平石经》、宋拓《化度寺碑》、宋拓《李思训碑》、宋拓《大字麻姑仙坛记》等。当时学人对他的收藏评价极高，光绪七年（1881），杨守敬与日下部鸣鹤的笔谈中，谈到 “好古家”时说：“碑第一则南汇沈树镛。”吴大澂为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作序也说：“数十年来，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学者，前有嘉兴张叔未，后有川沙沈韵初，收藏之精，且富甲海内，尤非张氏清仪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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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沂孙 《行书郑斋》
沈树镛比赵之谦大三岁，是赵之谦的好友兼重要的赞助人，两人一起合撰《补寰宇访碑录》。同治元年（1862），赵之谦来到京师，与沈树镛结为莫逆之交。同治二年（1863），买到郑道昭等诸刻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眼界大开，学知大进。也是在此时，赵之谦为沈树镛刻了“郑斋”、“郑斋金文”、“郑斋金石”、“郑斋所藏”等印。在“郑斋金石”边款曰：“北朝书无过郑僖伯，均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明斋，属余题额，并刻是印，同治二年十月，碑盫记”。据此可知沈树镛号“郑斋”的来历。
目前已知有三位金石大家为沈树镛书写过“郑斋”，即赵之谦、吴熙载、杨沂孙，此次拍卖汇集了吴熙载、杨沂孙两家，堪称难得。吴熙载（1799-1870），以字行，改字让之，号让翁，江苏仪征人。精篆刻，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让之比沈树镛年长三十余岁，属于长辈，同治二年（1863），魏稼孙访吴熙载，请其刻印并书“郑斋”。次年沈树镛回信称：“让翁书额……六面铜印又拓本一一领到，费神感感。”已知吴熙载为他刻过至少两方印章，一方是上海博物馆藏寿山石白文印“沈树镛印”，边款“韵初先生名印，让之刻。”另一方是方节庵旧藏白文印“郑斋藏本”，未刻边款，为唐醉石补刻。还有一方白文印“松江沈树镛郑斋考藏金石文字印”，孙慰祖认为从篆刻风格判断，也应是出自吴熙载。吴熙载的行楷书学乃师包世臣，此幅笔画棱角分明，骨力劲健，苍厚郁茂，俊逸爽劲，犹存隶书意韵，颇富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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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熙载 《行书郑斋》
杨沂孙（1812-1881），字咏春，号观濠居士，晚号濠叟，室名吉祥止室，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凤阳知府。工篆隶，以篆书名天下。杨沂孙比沈树镛年长二十岁，《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第四卷·篆刻（下）》收录了一方由杨沂孙篆文，吴隽刻沈树镛自用印，是两人交往的一个证据。此幅以行书写就，用笔遒润，顿挫有致，字与字之间笔分意连，耐人寻味；整体的姿态左低左高、上紧下松，可谓点画方峻，婀娜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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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1691-1745)楷书御制《天下在得人论》题识：夫人君受天明命，表正万邦，必当使天下熙皞。治登上理，泽被苍生，仁及庶物。然一人之聪明有限，尧、舜之圣，犹待皋、夔、稷、契之辅以亮天工。而熙庶绩况未及乎尧、舜，而可不以用人为急乎？古之圣王，自公卿大夫以至百执事，皆称其任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故天下治而华夏安。百姓乐业，风俗淳厚。唯其用得其人而已。历观三代以下，愿治之君，必求贤良之臣。故汉高祖之兴，汉有张良、萧何故也。光武之复，汉有邓禹、马援故也。唐太宗之兴，唐有房、杜、王、魏故也。宋太祖之兴，宋有曹彬、赵普故也。即继世之君，使天下富厚，治几三代者，如汉之文帝，则有周勃、申屠嘉。宋之仁宗，则有韩、范、富、欧阳。故当时大治，后世颂圣，而人君亦享其安康。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书曰：“惟后非贤不乂。”苟人君知用贤为贵。上焉者，待以师傅之礼。隆其体貌，推以诚信，听其谋猷，专其职任。俾有以行其道而尽其才。虽中才之人亦待之以礼，勖之以诚。使之黾勉，以任百执事之职。则天下有何不治，而政事有何不举者乎？若曰：“用贤非难，而得贤为难。”则是自画矣。
夫以人主之势，心之所向，天下景从。虽珍禽异兽，远方难致之物，外国绝域之所生，心苟欲致之，亦可也。况贤人君子未出寰中也。其心亦未尝绝世也，而独以为难，不亦惑乎？今夫为臣室必求工师。雕璞玉必使玉人焉。有治天下而不求贤才，是何异夫却行而求前乎？使人君好贤之心若渴，聚天下之英才任以朝政，信之无疑，又使各以其所识。举之朝廷如是，则天下之贤咸登用于朝。大臣有皋、夔之风，牧民有龚、黄之绩，庻司小吏各称其职，百僚师师中外。相维虽有一二小人，苟容于朝，亦如裴矩之佞于隋。当太宗之时，则化而敢言者矣。
由此观之，人君一用贤，而其效如此。彼昏庸之君，妒贤嫉能，亲小人而远君子者，其亦惑之甚矣。孔子曰：“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盖贤人君子正已不屈，若人君听谗，君子将救祸之不暇，又何能尽其谋猷乎？近色则心昏，贵货则志鄙，尚能用君子之言乎？君子亦将飘然而远去矣。此又用人之最要，而人君不可不知者也。御制《天下在得人论》，臣张照敬书。
钤印：张照之印、得天
张照 楷书御制《天下在得人论》局部
毛会建(1612-1682后)行书《圣主得贤臣颂》
1.阎培棠（1864-1942）字甘园，自号辋口樵者，室称晚照楼，故又号晚照楼主。陕西南田人，侨居上海。光绪十七年，入关中书院求学，考中副贡，任山西府经历（布政司办理文书之官）。在1897年的维新浪潮中，阎培棠会商毛昌杰、王立斋、阎培芝诸人在西安创办《广通报》，宣传维新，反对封建，所以很受读者欢迎。与宋伯鲁、于右任、樊增祥、鲁迅、冯玉祥等友善。阎培棠收富收藏，所藏书、画、碑帖颇多，书法篆、隶、真、草，随意挥毫。指头书、画、山水花卉，饶有佳趣。
2.于右任（1879-1964），名敬铭，字右任，号神州旧主、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擅诗词，精于书法，尤善行草书，其书法人称“于体”。整理历代草书字体，编成《标准草书》印行，影响深广。曾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
毛会建（1612-1682后），字子霞，江苏武进人。寄籍浙江，诸生。顺治初年避战乱流寓岭海，后“由黔入鄂”，康熙时，曾任仪曹郎、礼部郎中，乐昌令。晚年定居晴川，卒后葬于晴川阁西侧香瑞巷通往龟山山坡上。工诗善文，尤工擘窠书，往往作斗大字，勒崖石，题名其后。尝摩衡山岣嵝峰大禹碑，立石大别山巅。今湖北襄阳习家祠堂仍保存有毛会建《重修高阳池馆记》刻石。书风苍劲，学林誉其为“书法逼晋魏，六书篆皆精绝”，为时人所重。毛会建嗜奇癖古，游迹几周天下，与徐霞客、宋应星有晚明清初三怪才之称。
据《江夏县志》（同治）卷八载：“毛会建，字子霞，武进人。以副贡官乐昌令，既归江夏。工文、诗，书法逼晋魏。六书、篆刻精绝，居江夏，辑黄鹤楼古今诗授梓，摹《岣嵝碑》勒石大别，其大书《千文》皆踰尺，学使郑昆璧为镌板。”毛会建嗜奇癖古，康熙年间广济太史金德嘉《毛先生画歌》有“先生年纪六十余，生来好游兼好书。攀岩剔藓无虚日，鬼斧神工铲不如。岣喽禹碑篆籀祖，移置大别山头今可睹。”由“攀岩剔薛无虚日”句可知，毛会建当时手书的摩崖不少，光绪年间，武汉三镇多有毛会建摩崖题字，但如今存世的墨迹则凤毛麟角。
毛会建 行书《圣主得贤臣颂》局部
2017年6月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畅怀——古代书法夜场”曾有一卷毛会建所书《圣主得贤臣颂》，该卷卷尾有毛氏“壬戌年七十有一”自署纪年，壬戌年为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由此可知，毛会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1682年后。近代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在他的《再续汉口丛谈》也记载说，毛会建清初流寓汉阳、武昌，他自衡山摹刻禹碑时年已六十多岁了，康熙二十年时，他已年有七十余，正与此合。
毛会建 行书《圣主得贤臣颂》局部
《圣主得贤臣颂》是一篇劝谏皇帝招贤士的名文，乃西汉王褒上宣帝所作。此册字大径寸，以行草书就，行书中兼有草意，草书中纳行书笔法，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汪洋恣肆，气势撼人，实属难得。
该册第一开右下角有鉴藏印三方，“晚照楼”、“培棠私印”为阎培棠的收藏印，“关中于氏”为于右任的印鉴。阎培棠与于右任同为陕西人，且二人为挚交，故此册或曾经阎培棠、于右任递藏，或为阎培棠所藏于右任借观。
1.爱新觉罗·奕譞后人友情提供。
2.溥伒旧藏，袁励准1919年题签条。爱新觉罗·溥伒（1893-1966），字雪斋、号松风主人。惇勤亲王奕誴（道光帝旻宁第五子）之孙、贝勒爱新觉罗·载瀛（奕誴第四子）长子。正蓝旗。封赏固山贝子爵。是道光帝的直系后人，据传为可能继承皇位的三太子之一。与两个弟弟爱新觉罗·溥佺、爱新觉罗·溥佐均以画名，有“一门三杰”之称。辛亥革命以后，不再涉入政界，以书画为生。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之时，于8月30日带女儿离家出走，一直下落不明。
3.袁励准（1876-1935）字珏生，号中州，别署恐高寒斋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会试同考官。民国后任清史馆编纂，1932年受聘辅仁大学教授。工书画。行楷宗米元章，篆学李杨冰，文静典雅，甚得时誉。画学马远，亦有高致。收藏驰名于世。以藏古墨驰名於世。工书，法明人，亦能诗。
雍正帝御笔草书“宫连太液见沧波，暑气微销秋意多。一夜轻风苹末起，露珠翻尽满池荷。”所书内容为唐代大诗人王涯《秋思二首》之一。该轴纵121厘米，横56厘米，书写于素色粉笺之上，此作与北京保利2019秋季拍卖会“仰之弥高——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中LOT3544《行书宴月旧作》尺寸相仿。书风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草书《花间小饮》、《夏日泛舟旧作》一致。由于是笺纸，所以笔锋的起承转折、墨色的浓淡深浅变化十分明显。雍正帝当政十三年中，励精图治，除旧布新，勇于改革，使得国家强盛和安定，促进经济的发展。除了勇于改革旧制，他还是一位非常勤政的皇帝。他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朝政，终年不息。清代称康雍乾盛世，雍正帝处于承上启下的时期，他既继承康熙帝的遗志，又改革了康熙帝晚年的弊端，为乾隆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史学界对雍正其人的评论大多限于其政治上的功过得失，然而就艺术上的修养与造诣来说，其在清朝帝王中是十分突出的。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雍正时期的宫廷艺术成就上，更多体现在他的书法成就上。
雍正帝在青少年时，受到皇父康熙的严格教育，康熙帝曾言：“朕之诸子多令人养视，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再加上雍正帝当皇子时间较长，有相当多的时间读书习字。因此，他不仅熟练地掌握满、汉文化知识，还练就了一手好字。据《清世宗实录》中记载，雍正曾在元年八月自述：“朕早蒙皇考庭训，仿学御书，常荷嘉奖。”因为康熙帝喜好董其昌书法，因此雍正的书法也学董其昌。但比起康熙，雍正的书法多了几分挥洒自如，也多了几分生气与活力，更显得随意率性。《东华录》这样记述雍正帝书法：“幼耽书史，立就万言。书法遒雅，妙兼众体。”史学家评论他的书法：“运笔娴熟，结构严紧”，“流畅自如，笔墨浑厚有力。”康熙帝很欣赏他的书法，命他书写的扇面竟达一百多幅。他即位后的朱谕、朱批有数万件，大多小楷行书，都很整洁，极少涂抹，表明他文思敏捷，书功深厚。
此草书轴虽无年款，但其用笔闲逸自如，结字端稳匀停，气脉一贯，兼有二王的灵秀，晋唐的古朴，以及董其昌的逸气，畅朗娴熟，疏密自然，风格独特，与诗文内容的舒心闲逸十分相称，可见其草书法技艺已是相当纯熟。
田忠彦在《浅说清代盛世帝王书法》中亦写道：“雍正书法与康熙、乾隆相比，康熙的字逸美，雍正的字放达，乾隆的字甜丽，相比之下，雍正的字更为舒展，意趣表达则更为自然。”可谓的论。
雍正帝还常常利用他的书法优势，服务于他的统治权力。清朝自雍正皇帝后，就将寝宫从乾清宫迁到了养心殿。养心殿中的“中正仁和”匾是雍正所书，是帝王对自身行为准则的高要求。他深知如中央各部院衙门的作用重大，为使各部门明确职掌、严守官箴，同心共勉，竭尽忠诚。根据各部的职能特点，分别题写匾额形式的箴言，并加注释。例如雍正四年二月七日，一连写十七幅，三月十六日又写五幅，依次赏给各部门。平时他亲手书写一些条幅、匾联、福字赏给宠臣。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将“世笃忠贞”匾、“乐事天家惟孝友，乃心王室在忠勤”联赏给舅舅隆科多；“青天白日”匾赏给年羹尧；“朝之隽老”匾赏给马齐。雍正二年正月至三月赏赐福字时讲：“朕年年书福字分颁内外臣工者，正警惕尔等自厚其福之意耳！若以朕能赐福则误矣！”雍正七年赐给江西巡抚谢旻一幅福字，雍正帝在他的奏折上批写道：
“福之与孽，在人自作，朕何能赐汝之福？朕年年书福赐内外臣工之意，原欲汝等触目惊心，人人造福、惜福、享福之意耳！莫错会朕意，便朕之福，犹赖汝等内外大臣代朕造福也，勉之！”
此轴外签有“雍正御笔。己未秋日心远堂尊藏，袁励准谨题”。“心远堂”是溥伒的堂号，由外签可知，此幅为溥伒所藏，1919年袁励准为其题外签。该轴为道光皇帝第七子爱新觉罗·奕譞后人友情提供，据现藏家口述，此轴一直在爱新觉罗家族递藏，应该也是雍正对子嗣的认可和嘉奖的御赐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