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疑雾重重的“刺马案”全解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南京城督署府衙西侧校场外，两江总督马新贻刚刚循例检阅将士操练完毕。据当天身处金陵的士人张文虎所记，昨日细雨绵绵，故今日放晴且不闷热。天气晴爽，自然观者如堵。行经箭道时，忽一人从百姓中冲出拦前喊冤，马“方接状，一人自后至刺刃，亲兵急救不及”。马新贻肋部要害被刺，“已不能言，气息如丝，刃处无血而口中反流血”。大夫束手无策，马新贻遂于次日不治而亡。行刺之时，随行军士救护不及，待一拥而上捉住刺客张汶祥，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此事件即轰动晚清朝野的“刺马案”。
堂堂朝廷一品大员、封疆重吏，居然于光天化日之下遇刺殒命，不啻如晴空惊雷一般，令百官惊愕，使中枢震怒。本来尚关注天津教案的千百双目光瞬间聚焦于该突发事件上来！仍处天津教案泥潭中的曾国藩，听闻噩耗后的第一反应为“曷胜骇愕”：“马帅中正和平，得之天性。莅任以来，一切用人行政，无一不允惬众望，似不致招人仇怨。忽尔罹此奇祸，殊出意料之外。怀贤念旧，感喟良深。”
和恩师一样，李鸿章听到这件事也是慨叹“骇痛殊深”。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濬更是称“毂帅之事真是天外飞来”！
疆吏愕然，京官亦表惊惧。如翁同龢认为刺马案实在是“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嘻，衰征矣！”消息传到京城，同治皇帝也是大惊，表示这是千年第一案，最近的也是唐朝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刺杀丞相武元衡了。现在竟然出现在自己在位之时。慈禧太后闻知此事，当天下午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召到仪鸾殿商量。她坐于鸾座之上问道：“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因事涉自己原任的两江之地，急忙诚惶诚恐回答：“这事很奇。”却不敢再说什么。
慈禧之“甚奇”在于，清廷费尽气力扶植以掣肘湘淮势力的心腹马新贻怎会突遭不测？
马新贻，字毂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山东菏泽人，进士出身。自27岁分发安徽太和知县，二十年间一路升迁，先后出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47岁接替曾国藩，执掌两江。由其履历可知，马氏任职之地，包括皖、浙、闽、苏、赣五省，此非但太平军、捻军肆虐之地，亦是湘淮军之主战场。其以一介书生，能够于战乱中少受贬黜，屹立不倒，背后自有清廷力挺。故深谙内情的王闿运一语点出玄机：“新贻起家牧令，虽在兵间，然无殊勋特绩。数年之间，致位督抚，竟代国藩总督两江重地，亦必有为之张目，隐以抗湘淮诸帅者。”
刺客已被逮捕，按道理，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能破了。漕运总督张之万作为查案的第一位钦差大臣，慈禧对其报以厚望，然而，数月过后，张之万仍没有丝毫进展，这使得慈禧大为震怒，连下三道谕旨，训斥张之万。朝廷命官死的不明不白，朝廷的脸面往哪搁，更重要的是马新贻是慈禧亲自委派，如若不管不顾，其他官员必心生疑虑。张之万万般无奈之下，终于递交了一份结案报告，据这份报告称，张汶祥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原因有二。
其一，张汶祥发现有人霸占自己的妻子和钱财，张汶祥就找马新贻主持公道，但是马新贻拒绝受理，张汶祥生气之余逼迫妻子吞烟自尽。
其二，张汶祥有一些盗贼朋友，遭到马新贻的捕杀，此外，马新贻禁止张汶祥私自开设典当行，断了其生路。
张汶祥怒极之下，决定报复马新贻。
对于这个结果，两宫绝对无法满意，认定其间“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郑敦谨如期而至，刚到地方，他就立刻召集南京的官员前来询问案件。南京的官员悉数到场，涉及此案的官员，依次向郑敦谨禀告案情，每个人说的基本都是一样的。刺客名为张汶祥，河南河阳人，其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但是，问其原因，他却闪烁其词，语言颠倒，导致审讯没有丝毫进展。
而曾国藩刚刚因为天津教案被骂了个体无完肤。国人责他媚外，洋人责他惩办不力，感觉“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身心俱疲。这时又接到调任两江总督、协同查案的任命，可谓是意味深长。
当然，慈禧太后这一招也是故意的。朝廷调曾国藩去做直隶总督，是用的调虎离山之计。用个新人马新贻来接他的两江总督，与他平起平坐，是朝廷在湘军的地盘里拱卒。拿马新贻来试一试湘军的反映，果然湘军就给予了回击。这样一来恰好抓到把柄在手里，以后也好驾驭曾国藩!
曾国藩受命，却不急着起程，他向朝廷称病，并且还要等李鸿章来直隶办交接。这原因也说得过去，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还要观察一下朝廷风向，确认慈禧的意思。如果还要追查，他便继续推辞。如果要了结，他就去。他已知此案的了结，并非要将案情的幕后查清楚，而是要维持大局。慈禧见状连番催促。曾国藩看到慈禧急了，就知道这个案子要了结。如果慈禧不怕兵变，还会那么着急地催他去吗?
曾国藩见状便启程前去南京，但是他一路并不着急赶路，却是一路拖延。抵达江宁后，每天不过会客看书，也并不急着审案。而后来在与郑敦谨共同审案的过程中，曾国藩又往往沉默寡言，极少发问。刑部尚书郑敦谨进行了将近半个月的审讯后，曾国藩不过是淡淡地提示郑敦谨，恐怕案子还得像以前那样奏结。这时，郑敦谨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摆设，朝廷让他高调出马，是要借他的名声来结案。
曾国藩的消极态度中有什么样的隐情，耐人寻味。最终，因曾国藩一个“实无指使别情”的奏片，朝廷中止了追求“刺马”案真相的努力。这句话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出自勋高柱石的曾国藩，力量非同小可，无非告诉朝中军机大臣：不要再问了，问下去就没什么好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郑敦谨心烦意乱之时，江宁将军魁玉求见，他道出，马新贻遇刺后，朝廷发布了四道谕旨，其中一道是密旨，密旨中要求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预防两江兵变。英翰不属于湘军一派。由此可见，朝廷的意思湘军就是主谋。
同治十年（1871年）4月4日，张汶祥被凌迟处死，案子算是有了个交代。
奇怪的是，郑敦谨返京时，曾国藩给郑大人和随行的两个郎中都送了“程仪”，郑不但分文未取还随即弃官还乡，从此没再入仕。
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其中之一，留下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审案一事，说：“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