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禾 | 杜尚、大理、五条人 / 四六文摘

拼接素材来自五条人海报、杜尚及其作品 · 瞎玩勿当真

杜尚、大理、五条人。它们之间唯一的交集是我：我（偶尔）看的书，我（偶尔）听的歌，我（偶尔）去的地方。但它们又具有并不牵强的精神逻辑。如果时空错乱，杜尚和五条人坐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理海盗酒堡，一个下象棋，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一个唱着歌，一杯续一杯喝着酒，这画面似乎也并不违和。

他们的共性很多：去中心化，无分别心，万物平等，厌倦归类和界限，热爱自由，我行我素，孑然一身超然于流派、秩序、规则、GDP……而最核心的一条，可以用杜尚在采访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度过的时光。人们据此做了引申：“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

有些人魅力非凡，生活状态超越作品，存在本身就是亮光。杜尚可谓其中翘楚。他长相清瘦干净，生活简单安静，举止优雅得体，为人礼貌周到，不着急、不犯难、不预设、无规划。他悄然将社会约定俗成的观念、等级、秩序和人类视之为必须的婚姻、生育、名利都消解，回归到自在的生命本质。他的一生少有挂碍，无论是为生计，还是为成名立万。

他在爱情中也无所欲求随缘而安，不越界不拒绝不负责不纠结不痛苦也从不让人难堪。和同时代对感情占有欲极强的毕加索相比，他没有得到更长久的厮守和更浓烈的回报，但却得到更多尊重：一个对任何事任何人都无分别心、无占有欲、始终优雅淡漠的人，你能奈他何？他不介意地位、身份、不介意接受自己不以为然的邀约，没有挣扎、企盼、抵触、欲念、较量、敌意……

他甚至连自己都不在意。他羞于用“创造”这个词，也耻于以艺术家为荣：因为艺术家和任何人一样，从事着一份普通的工作。他曾经做过一个“现成品”，请人重印了一张悬赏布告，写上“此人还化名为罗丝·瑟拉薇”，把自己的正面侧脸照贴上去，悬赏两千美元。杜尚用这种方式，把自我也消解了：一个自由的人，可以不被性别、学历、职业、家世或身份所局限。

“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平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杜尚

人们时时引用杜尚以证明某种行为的反叛意义。最近看到有人力挺贾浅浅的诗歌，文章最后说：都是不洁之物，为什么杜尚的小便器流芳百世，贾浅浅的屎尿屁就引发众怒？有大V力挺美院教授版米菲兔，也把杜尚请出来遛遛：为什么杜尚给蒙娜丽莎加上两撇小胡子就是壮举，教授改造米菲兔就是抄袭？类似引用比比皆是，使杜尚成为史上最易被碰瓷儿的人。

事实上，他们与杜尚的内核南辕北辙。杜尚并不立意反叛，更无意谋取功名，他只是以最日常随意的方式，最漫不经心的态度，和一切意欲走向正统的所谓“艺术”开着玩笑，他的行为都能在他对生命的态度中找到答案。《泉》的初衷来自于杜尚对所谓“艺术”的认知：“我们周围的任何‘物品’，原是不带身份和观念的。它们一律都是‘物品’，是平等的。当它们具备身份和等级时，完全是因为我们对其持有的固定观念造成的。” 美国当时最著名的发明就是抽水马桶和铁路，但作为生活必需品、和许多所谓艺术品以共同原料制作成的小便池，真的就天然肮脏、摆不上台面？在杜尚的眼里，这都属于人心的造作。或许，他的作品之所以被人们视为“惊世骇俗”，也是大众的偏见。

某次作品展中，洛杉矶摄影家怀瑟（Julian Wasser）出了个主意，让晚年杜尚和一个全裸的年轻女子在他的作品《大玻璃》前下棋，杜尚淡然应允。年轻女子事到临头非常紧张，杜尚进来后，和和气气地向她打招呼，平平静静地坐下来开始和她对弈。她也平静下来，全心和杜尚下起了棋。知道这个先例，多年后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发起的那段和22年未见的情人乌拉伊对峙凝视无语凝噎的著名场景，或许不再让你惊为天人？

“通常钱总是不大够，但那也没有关系。”“那是一种地道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当杜尚淡淡说起他的日常生活时，我想起四海为家的五条人，想起仁科说：“这么多年穷得像狗似的……我对着镜头说：穷得像狗似的我也没有恐惧过哈哈哈哈”“我很喜欢钢琴，我现在有钱了我要买一个……但是我没有地方放”（许知远问：）“你不想买个房子吗？”“我不是特别感冒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现在有个地方来放点东西也是有必要的……”

《十三邀》里，穿着白衬衣翘着一只穿夹趾拖鞋的脚的阿茂周全地照顾身边每个人，眼睛黑亮闪着光的仁科说话时身体总是不由自主靠近许知远，坦诚而急切，虽然很热爱但又“无所谓”“没关系”。（许知远问：）“什么时候感觉到成功，完全超出最初预料？”仁科有点语无伦次，他断断续续地说：“就是内心放烟花，燃烧啊，消失的过程……很多人在规则内过完，但我有很多想象。人从单细胞动物到现在，进化四十亿年，这么难得，怎么可能去做那些无聊的事情？……生活看似稳定，其实是暗涌的……恰恰应该去思考，从年轻到老……一旦思考的不是生活的规则，不是稳定下来那一套，那就挺先锋的”。

比起那些东施效颦碰瓷儿杜尚的所谓艺术作品，我宁可认为，五条人的塑料袋和杜尚的小便池有异曲同工之处。塑料袋为什么不能是艺术，为什么不能登上海报封面？换言之，艺术品一定比塑料袋更高级，更无害吗？《美国丽人》里有一个长镜头跟着一个随风飘舞的塑料袋一拍到底，寂静里我感到骇然，想到人究竟是被什么支配着行动，是欲望、本能还是命运、社会？人没有梦想随波逐流，和垃圾袋又有什么区别？一个红色塑料袋在五条人这里复盘，它代表着悲观还是虚无，愤怒还是戏谑？

头一回上台前便临时起意更换歌曲，一次次在竞争规则中落败的五条人，又一次次被人们用选票拉回到乐夏的舞台。他们质朴不羁，自信无比，追随感觉，破坏规则，像是横空出世的野生二人，这强烈的陌生感把被模式化、同质化的当代人打懵了，一旦见过他们，你便无法忘记；你不知道为什么被打动，只觉得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未知而巨大的力量，投个票算什么，你甚至愿意为之远赴山海。当听到“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的时候，我并没有太懂，但眼里泛起了光。杜尚说“这里没有解决，因为这里没有问题”，他在他的时代里完全自洽，但显然，当代生活全是问题，五条人也没有答案——比如，我们过着想要的生活吗？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人生？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大理，似乎是当下中国“别样选择”的典型样板。一个人逃离北上广选择大理，意味着和主流价值观的疏离甚至决裂。人们为何对大理总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喜欢，其实远非苍山洱海风花雪那么简单，别说全世界，就在中国，风景比大理好的地方也多的是。大理之所以是大理，在于它代表的生活状态。20世纪80年代，最早一批外国背包客无意中发现这片世外桃源，在护国路一带（如今的洋人街）生活，带来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西餐，丰富了咖啡文化，渐渐许多国内外艺术家也一个带一个地来了，人们互相尊重，生活节俭，喜欢多样性，人与人结构松散，不拉帮结派。那时房租非常便宜，艺术家们在这里租个店铺卖点东西，常常关门留个条便去看风花雪月，常过的日子便是一条路从早走到晚，挨个坐坐酒吧咖啡馆，一顿饭从两个人吃到一桌人，半大街都是认识的人。

事情的发展如我们所见：大众慕名涌来，资本眼热跟进，一些中产逃离北上广在此一掷千金安居乐业，人民路商铺价位飞涨，艺术人生变成算计人生，顽主们无法随时关店走神儿，逐渐往偏远处撤退；古城商业街差不多和全国各地旅游景区差不多了，艺术家们在相对便宜的地方另起炉灶，人群再来，新钱又涌入，如此轮回。近期出了个麋鹿星球，我一查，最新消息是投资人李亚鹏带着女朋友前去视察，瞬间少了几分好奇。

如今大理今非昔比，早已不是穷游之地，但它的核心依然是“生活”。在主流价值观是“成功”的城市（包括但不限于一线城市），人们在基本相似的轨道挣扎上升，忽视生活，渴求成功。而在大理，生活是最重要的，这里有机车组、瑜伽组、登山组、读书组、写小说组、滑翔伞组、烘焙组、生娃组、打毛线组、话剧组、灵修组……人们穿梭其中又不属于任何圈子，游刃有余。

杜尚的散淡终成传奇，他对自己作品寥寥的一生极为满意。五条人和大理还是待观察的现在进行时。20世纪初西方艺术家刚出现时个个发如枯草衣衫不整，激烈地讨论艺术，疯狂地惊世骇俗。当他们被社会认可、登上主流殿堂后，旋即摇身一变，穿西装住别墅吃起了松露。

世人看来招安和名利双收便是叛逆和非主流最好的归宿，所以有一天五条人也会像汪峰那样坐在评委席上吗？大理有一天也会高楼林立成为水泥森林吗？汪峰的摇滚之路在这个时代显得顺理成章，大众只觉得这小子好命，坐拥名贵娇妻，谈笑间灰飞烟灭，鲍家街43号也算一将功成；而大理，最近几次去，渐觉人心已在浮躁，虚与委蛇的人事遇到不少。思想和资金在全球化、一体化、同质化的进程中，改变了绝大多数人努力的方向。

然而，我还是由衷喜欢“生活”大于作品、个人魅力大于世俗成就的人，喜欢把自己当作最重要的半成品，慢慢去打磨的人。我们来到人间，无论是否情愿，都已生如逆旅。逝者如斯夫，手头所剩时光无时无刻不在寸寸缩短。这条路上遇到什么样的人和风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虽然有命运的驱使，但更多还是自己的选择。

虽然见之甚少，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消失：只要有主流，就会有非主流；只要有内卷，就会有人舒展。杜尚如今的地位非他生前所想，五条人的爆红也是偶然，更多有趣的人自在生活在人间。人本应是这样多样化的生物。在精神向度上，他们也是我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