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雄霸天下的五大高招

在列国并峙、征战不休的春秋时代，管仲不仅宰辅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而且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书中详尽的介绍了经国纬政的龙凤双剑——对内富民蓄众，德主刑辅；外行“参疑内争”，经济攻伐。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欲治其国，先富其民”是管仲内安社稷的核心思想。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中说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的确，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百姓富裕就容易治理，百姓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知其然？百姓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友爱上司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百姓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官方而违犯法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官员，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亦即在管仲看来，让每一位百姓都能“食有粮，居有所”，是国家内部安定团结的先决条件。

古来认为“富民”与“强国”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且把“富民”置于其先的社会贤达并不多见，有些人甚至将二者故意加以剥离，甚至形成对立。

《商君书·弱民》中就提出了一种十分极端的政治主张：“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认为百姓和国家天生便是敌对的，势不两立，更进一步提出“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主张须令百姓长期处于贫穷窘迫之状，否则不易驱使。

据实而言，卫鞅先生这套理论，从“御民之术”的角度去看，不可谓不高明，若依照实行，其国不难称霸一时。然而由于其理论抽掉了“底层关注”、“人文关怀”和“程序正义”，也就注定了其所缔造的傲世雄威也难以久长。

管仲却谋深见远，认为一个雄视四海的大国想要长期屹立于万邦之上，必须要以全体民众安泰和乐、衣食富足为基础。他这种“富民为先，谋霸为后”的观点，在《匡君》三策中随处可见：“桓公对管仲说：‘我想乘此诸侯间没有战事的时候，稍微加强一下军备。’管仲说：‘不行。百姓生活困难，您应该先亲百姓而收敛军备，与其厚于军队，不如厚于人民。齐国的国家尚未安定，您不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而先扩充军备，那就将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百姓。’”（原文：公告管仲曰：“欲以诸侯之间无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与百姓，而藏其兵。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

由此可见，虽然管仲与卫鞅都没有摆脱“人亡政息”之怪圈，但略观二人之生前身后，便不难发现，前者所谋，诚乃万世。后者所虑，不过一时。

二，“德主刑辅，以身言教”是管仲匡正时弊的重要手段。

百姓衣食富足之后，政府就要加强教化而严明律法。《管子·五辅》中详细提到了上位者在颁行法规之前所必须做到的五项课程，管仲将其概括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

六兴即为：开辟田野，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作改善人们生活。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作给人们提供便利。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作实施宽大的政治。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作救人之危急。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渴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作救人之穷困。

七体：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用笃敬诚信来对待上司，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

八经：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

五务：上层选贤任能，中层控名责实，下层用心治事，知识分子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百姓则积极进取而不荒本业。

三度：上度天时，下考地利，中察人和。不按照客观规律下达指令，则引出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灾祸就难以避免；不懂得因地制宜，弘思远益，则饥荒接踵；人际关系不和谐，则杀伐不断。

在五项课程之中，“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这一十二个字是其精要；“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是其前提。

这就要求上位者在施发政令之前，必须顾虑“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念，认清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小过重罚虽然能够维持形式上的稳定，却并不能给百姓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善于经国纬政的官员，必须懂得宽猛相济。一般来说，对平民百姓、鳏寡老幼，施以宽仁，而对公众人物、达官显贵加以严责，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理念。后世为政，却往往对下苛责，为尊者讳，这便是倒行逆施。

此外，《礼记·缁衣》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层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因此，有作为的领导往往以身作则，自己先去做到，然后才敢要求别人。

五项纲领措没有施行，宽猛之度没有掌握，自己又不想身先垂范，就贸然颁布严刑峻法，只能是罚不胜罚。

三，“尊王攘夷，亲邻除恶”是管仲外树国威的政治旗帜。

管仲认为，想要称霸，必先尊周。他认为“当今诸侯强于齐者甚众，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当时很多国家都比齐国强大，都依仗着自己的强大耀武扬威，对“周天子”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极其藐视，有时甚至还公然入侵和掠夺王室的土地和财物。因此没有一个国家能得到广大诸侯国的承认和信赖，不能成为诸侯国的领袖。

“尊周”之后的下一步棋，便是“亲邻”以“立德”。 管仲认为，要坦诚友好的进行邻国外交，在与邻国存在利益纷争时，要合理合法的进行协商，主动把侵占邻国得到的利益还给邻国以显示诚意；助邻国之困，也不接受昂贵的谢礼以显示齐国急公好义、大公无私。是为“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重为皮币以聘问，而勿受其财，则四邻之国亲矣。”

立德之后，便要“除恶”以“自大”。即对有问题的国家进行征讨。管仲提出要“择其暇者而攻之，可以益地”及“择其淫乱篡弑者而诛之，可以立威”的主张，通过对违背当时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国际秩序的诸侯国进行讨伐，这样不仅可以用光明正大的理由扩充本国疆土，也让舆论无可指责。

具体战略方针是“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

其所著《霸言》为霸业和王业的规模形势做出的描述更为详尽：它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世人，改换朝代，创立天下法制，分列诸侯等次，使四海宾服归属，并乘时匡正天下；它可以缩小大国的版图，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降低权重之国的地位，兼并乱国，摧残暴虐的国君：处分其罪恶，降低其地位，保护其人民，然后就统治其国家。本国富强叫作“霸”，兼正诸侯国叫作“王”。所谓王者，总有其独明之处。德义相同的国家，他不去攻取；道义一致的国家，他不去统治。历来争夺天下，以威力推翻危乱的暴君，是王者的常事。统治人民必须有道，称王称霸必须合于时机。国政修明而邻国无道，是成就霸王之业的有利条件。

齐桓公以此原则北击山戎，南伐楚国，几乎谋无不成。

四，“驾驭轻重，经济杯葛”是管仲金融外交的战略准则。

笔者认为，管仲为相期间，尤善“经济攻伐”，其手段一十有六，今仅列其六。一曰山海，二曰反准，三曰借势，四曰缪数，五曰齐措，六曰贵虚，此六者，轻重之术也。

1.用“山海”之术加以理财的案例

桓公曾经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人口税、肉食税，仲父以为如何？”

管仲回答说：“征收百姓看得见的税赋，会使天下怨声载道。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可收税于无形。”

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

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

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

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得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获六千万钱。一个百万人的大国，假使征人口税的话，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等于拥有两个大国的税收。这样的税收政策不仅能够在形式上减轻百姓的负担，也让国家上下无法规避。”

征税是一门艺术。而管仲的“山海之术”，恰恰做到了巴蒂斯特·科尔贝说的那样：“一位好的税务官应该把征徼税款当做拔鹅毛，登峰造极的手法是既能揪下最多的鹅毛，又能把鹅的痛苦叫声压得最低。”

2.用“反准”之术加以破敌的案例

在齐桓公霸业初成之际，南方的楚国时有滋扰，本欲发兵威慑，又恐力战不胜。

管仲献计说：“请重金购买楚国的鹿。”于是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起先疑心大作，认为金钱是国之所需，而禽兽究属无用之物，齐国重虚而轻实，到底所谓何来？

受了齐国暗中资助的文人墨客趁机在民间散布消息，说：“齐桓公将要建造猎场，而缺少活鹿；需要给后宫佳丽添置皮衣而缺少鹿皮。”

接下来，管仲为了表示买鹿之诚，还煞有介事的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言毕，及时预付为数不少的定金。

这下子楚王彻底相信，齐国官员重金购鹿不过是为了迎合主上的个人喜好，乃阿谀谄媚之行，别无远志。久而久之，渐渐放松警惕，便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以换取齐国的钱币。老百姓迫于政令的压迫和财利的诱惑，都纷纷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此时，楚国市场内已是鹿价飞涨而粮价暴跌，管仲趁机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当年，楚国靠卖活鹿赚的货币，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最后，管仲对齐桓公说：“楚国将要不战自乱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管仲回答：“楚国只拿到了相当于往年五倍的货币，而却失去了实实在在的粮食。现在我们只要闭境绝关，深沟高垒，让他们的货币无所用力，我们就赢了一半。”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暂时闭关自守。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其后，管仲又以“重金购鹿”的翻版——“齐纨鲁缟”这个外贸阴谋，打败了鲁庄公。并相继制服了楚国、代国，吞并了衡山。

3.用“借势”之术榨取他国之财的案例

桓公说：“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三层城墙，九道城门。利用此项工程使玉匠雕制石壁，一尺的定价为一万钱，八寸的定为八千，七寸的定为七千，石珪值四千，石瑗值五百。”石壁如数完成后，管仲就西行朝见天子说：“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请发布命令，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周天子答应说：“可以这样做。”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来购买石壁。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归于齐国。所以，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就是这个阴里之谋的作用。

阴里之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齐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独特政治优势，故又称“借势”之术。与此相同的，还有青茅之谋。

4.用“缪数”之计套取巨贾的案例

桓公说：“睁丘那次战役，许多百姓都借债负息，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急需，交上国家的摊派。我想恢复他们的生产，这应当如何解决？”管仲回答说：“只有实行‘缪术’才可以。”桓公说：“好。”便命令左右各州说：“要表彰那些放债的人家，把他们的大门一律粉刷，把他们的里门一律加高，”州长又报告乡师并拿着放债人的名册说：“国君将派遣使者下来拜问。”桓公果然派八名使者送来玉壁来聘问，谦说给一点微薄的零用。放债者俯首叩头而询问说：“我们为什么得此厚礼呢？”使者说：“君令这样讲：‘寡人听到《诗经》说：和易近人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寡人曾遇到峥丘的战役。听说你们借债给贫民，让他满足了我的急用，交上了我的摊派。使我的贫民春能种，夏能耘，而供给国家需要，这是你们的功绩。所以带着各种玉壁来送给你们，作为微薄的零用。你们真是等于百姓的父母了。”’放债的人家都就此毁掉了债券和借债文书，献出他们的积蓄，拿出他们的财物，贩济贫病百姓。既然分散了他们积累的资财，故全国大大丰足起来，这都是峥丘之谋的作用。这个也叫作“缪数”。

这个是通过给商人巨贾以“政治光环”，来促使他们体恤百姓的手段。

5.用“齐措”之术加以救灾的案例

桓公说：“齐国西部发生水灾而人民饥荒，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想用东部的粮价低廉来补助西部的粮价昂贵，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现在西部的粮价每釜百钱，每枢就是二十钱。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每钅区只是二钱。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并要用粮食来缴纳。这样，齐国西部每人出粮三斗就可以完成，齐国东部则要拿出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贷予陈粮，无种者国家贷予新粮了。这样，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远近各方也就得到调节了。”

6.用“贵虚”之术刺激消费的案例

管仲认为，想要成为金融霸主，还必须动用“贵虚”之术。让他国的生产者“贱有实，敬无用”。

所谓“贱有实”，就是在敌国面前装出一副“轻贱有用之物的架势”，所谓“敬无用”，就是让我国的上流人物假装对“无用而淫巧之物”加以重视，促使敌国加以跟风。

他在《侈靡》一章中进一步论述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亦即是说，务必在国内倡导“放情者危，节欲者安”这种居安思危的警世恒言，而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就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沓而至，加速进货，争当代理。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五，“参疑内争，敌国废置”是管仲霸控诸侯的终极王牌

韩非子曾在《亡征》中言道：“木头将折，必因虫蛀；墙体损坏，必有裂隙。然而树虽然生虫，不刮风是不会断的；墙虽然有缝，不下大雨也是不会坏的。从反面来看这个问题，大国的君主，如能运用法术作为暴风骤雨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君主，那么他要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这段话无疑是对管仲政治谋略的真实写照。事实上，管仲在兼并诸侯，肃清寰宇的过程中，不仅起到了外在“暴风骤雨”的作用，更力图使他国内部“生虫”、“有缝”。为此，他尽心竭力的做了三件事。

其一，设立国际奖项，犒赏天下才俊。

管仲在《山权》一篇中，明确提出：“天下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养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此外，“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事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

综上罗列，管仲设立了包括医学、文学、农业、天文在内的13项国际大奖，笼络天下才俊。

古有言：“士为知己者死。”又言：“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受到嘉惠之人，焉能忘记管相栽培大恩？！

是以或如邢卫旧臣，外为屏藩；或为宁戚之流，亲身投效。

总而言之，凡得管仲所颁之大奖者，不是在其国内衍生为“亲齐力量”，就是干脆投敌叛国。大大的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其二，动用文化间谍，大搞价值输出。

“间谍战术”可谓是管仲务于精熟的拿手好戏。《国语?齐语》：“为游士八百一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令天下之贤士。”

这些被派出去的游说之人便按照其吩咐，“以皮币玩好，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 即携带钱财、精美礼物到各个国家对其国家的上下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联络感情的同时，对这个国家的决策层人物政治观点、生活喜好、缺点痹症一一进行情报收集，以供本国对该国战略决策参考。管仲在资讯尚不发达、交通联络等各方面条件极差的古代，特意提出此条建议，其政治头脑之精明、国际视野之开阔可以想见。

尤为难得的是，他派出去的大批间谍，并不止于“搜集情报”，更摆出一副“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架势，大力输出管仲“藏富于民”、“让利于市”的价值思想。

问题的症结在于，别国的管理层或是迫于自身的十项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低劣，或是由于历史基础太差，再或是私心杂念太多，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真正像齐国一样，做到“藏富于民”。这就引发别国内乱不断，上下相争。为齐国以天子名义干涉内政、坐收渔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创建娱乐会所，捆绑各国巨商。

中国最早的官营妓院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七世纪中期开设的。即《战国策·东周策》中的“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女闾，即妓女居住的馆所，也就是后世的妓院。但管仲所设之妓院，非惟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还有更大的杀招在后——送妓与敌，兵不血刃。

齐国女闾，斥资巨大，雕梁画栋，气象非凡。各国商贾或为贸易洽谈，或为一显身价，或为吟诗作对，或为排遣寂寞，都难免一去。

管仲趁机择其精要，善作良媒，拉拢结交。从此别国之军政机密、市场动向，他如观掌纹。

《宪问》叹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此语非虚。

管仲之略，雄奇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传之来叶，犹有余辉。至于今日，用其所利，防其所弊，正所宜哉！

中国人需要自己的“管仲”，同时更要提防他国的“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