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之志 行向远方》
《书生之志 行向远方》
一介书生，靠读书改变了人生，从懵懂莽撞到温文尔雅，从乡野山村到喧嚣都市，从草屋瓦房到亭台楼阁，从粗茶淡饭到鱼肉海鲜，从粗布褴褛到华服锦衣，书生变了，书籍是引发改变的媒介，书生不再安于一隅，从家乡走向远方。书生写到：无论怎么改变，都还在宇宙世界的掌控之下，书生还是那个书生，改变的只是人生的生存发展模式。人生，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宇宙世界在变，每时每刻都在变，人生只是宇宙世界范畴的一部分而已，你不想变，宇宙世界会带着你变，所以想不变都不行。变之前，变之后，还是这个宇宙世界的一部分。逃离、躲避只是在宇宙世界范围内的一次位移，一切都还在宇宙之眼的视野里，从久远的过去、忙碌的现在到无尽的未来。书生，读书生活，从书本、书籍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营养精神，磨炼恒心。世若无书，生而何趣！爱书敬书，人生富足！
一代伟人毛泽东于1925年晚秋离开故乡韶山，在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途中，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写下了《沁园春 长沙》这首词。词中写到：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诗词的大意是：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阔的天空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千万种思绪一齐涌上心头）我要问：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由谁来决定主宰呢？
回想过去，我和我的同学，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平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踌躇满志，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在江水深急的地方游泳，那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疾驰而来的船？
该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全词在片语之间，融情入理，情景交融。
全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表现了词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形象含蓄地给出了“谁主沉浮”的答案：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敢于改造旧世界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同志从1911至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都是影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革。这样的岁月，如历史群山中耸峙的一座又一座峥嵘的高峰。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这峥嵘岁月里，作者和他的同学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
这首词的意象美突出表现在景物的选取上，作者视野开阔，选取的景物或广博，或宏伟，或雄峻。以上阕“看”字所总领的几句词为例，有山上的“层林”，有江中的“百舸”，有空中的雄鹰，有水底的游鱼。而从景物的状态看，有静态的火红的枫林，有动态的“争流”的“百舸”等。作者从远望到近观，从仰视到俯瞰，天长地阔，山红水绿，“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
注释：
沁园春：词牌名，“沁园”为东汉明帝为女儿沁水公主修建的皇家园林，据《后汉书 窦宪传》记载，沁水公主的舅舅窦宪倚仗其妹贵为皇后之势，竟强夺公主园林，后人感叹其事，多在诗中咏之，渐成“沁园春”这一词牌。
湘（xiāng）江：一名湘水，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源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南的海洋山，长1752里，向东北流贯湖南省东部，经过长沙，北入洞庭湖。所以说是湘江北去。
寒秋：就是深秋、晚秋。秋深已有寒意，所以说是寒秋。
橘子洲：地名，又名水陆洲，是长沙城西湘江中一个狭长小岛，西面靠近岳麓山。南北长约11里，东西最宽处约一里。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所谓长岛，指此。自唐代以来，就是游览胜地。
万山：指湘江西岸岳麓山和附近许多山峰。
层林尽染：山上一层层的树林经霜打变红，像染过一样。
漫江：满江。漫：满，遍。
舸（gě）：大船。这里泛指船只。
争流：争着行驶。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鹰在广阔的天空里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击，搏击。这里形容飞得矫健有力。翔，本指鸟盘旋飞翔，这里形容鱼游得轻快自由。
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物都在秋光中竞相自由地生活。万类：指一切生物。霜天：指深秋。
怅寥廓(chàng liáo kuò）：面对广阔的宇宙惆怅感慨。怅：原意是失意，这里用来表达由深思而引发激昂慷慨的心绪。
寥廓（liáo kuò）：广远空阔，这里用来描写宇宙之大。
苍茫：旷远迷茫。
主：主宰。
沉浮：同“升沉”（上升和没落）意思相近，比喻事物盛衰、消长，这里指兴衰。由上文的俯看游鱼，仰看飞鹰，纳闷地寻思（“怅”）究竟是谁主宰着世间万物的升沉起伏。
这句问话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在这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到底应该由谁来主宰国家兴衰和人民祸福的命运呢？
百侣：很多的伴侣。侣，这里指同学（也指战友)。
峥嵘(zhēng róng）岁月稠：不平常的日子是很多的。峥嵘：山势高峻，这里是不平凡，不寻常的意思。稠：多。
恰：适逢，正赶上。
同学少年：毛泽东于1913年（时20岁）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时25岁）毛泽东和萧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他早期的政治活动。
风华正茂：风采才华正盛。
书生：读书人，这里指青年学生。
意气：意志和气概。
挥斥方遒（qiú）：挥斥，奔放。《庄子·田子方》：“挥斥八极”。郭象注：“挥斥，犹纵放也。”遒，强劲有力。方：正。挥斥方遒，是说热情奔放，劲头正足。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国家大事，用文字来抨击丑恶的现象，赞扬美好的事物。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指点，评论。江山，指国家。激扬，激浊扬清，抨击恶浊的，褒扬善良的。
粪土当年万户侯：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同粪土一样。粪土，作动词用，视……如粪土。万户侯，汉代设置的最高一级侯爵，享有万户农民的赋税。此借指大军阀，大官僚。万户，指侯爵封地内的户口，要向受封者缴纳租税，服劳役。
中流：江心水深流急的地方。
击水：作者自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里引用祖逖（tì）的“中流击楫”典故。（祖逖因为国家政权倾覆，时刻怀着振兴光复的心志。元帝就让他担任奋威将军、豫州刺史，供给他一千人的军粮，三千匹布，但不给战衣和兵器，让他自行招募士众。祖逖仍就率领随自己流亡的部属一百多家，渡过长江，到江心时他扣击船桨发誓说：“我祖逖不能平定中原并再次渡江回来的话，就像长江的水一去不返！”言辞激昂神色悲壮，众人都为他的誓言感慨赞叹。）这里指游泳。
遏（è）：阻止。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书生之志，行向远方，立德立功立言，造福人民，成就辉煌。只要内心充满满满的正能量，“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不偏离人生的康庄大道，即使干不成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不至于落到愤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境地。（康庄大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在历史发展中有一部分慢慢丧失了，这种现象在古代已经出现了。例如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几百年间，研究儒术的人很多，特别汉代更是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儒生更多了。但是几百年间，语言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人已经不大看得懂古书，经学家们纷纷给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作注解，并把这些注解汇集成书，于是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 “尔”即“迩”，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的意思是以正确的言语来解释古词。《尔雅》共十九篇，分为2091个条目，收词语4300多个。如《尔雅》第五篇中这样解释路：“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八达谓之崇期，九达谓之逵。”后人便把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称作“康庄大道”。比喻美好的前途。 （出自《尔雅·释宫》））
“百无一用是书生”意思就是bai：最没有用处的就是书生。出自清朝诗人黄景仁所著的七言律诗《杂感》，全诗如下：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全诗表达的意思是：自己成仙成佛的道路渺茫，都无法成功，只能在深夜独自作诗，抒发心中的不平。飘泊不定的落魄生活，把诗人诗歌中慷慨激昂之气消磨而尽。万念俱寂、对女子已经没有轻狂之念的人，却得到负心汉的名声。十个人中有九个人是可以用白眼相向的，最没有用处的就是书生。不要忧愁自己写的愁苦之诗会成为吉凶的预言，春天的鸟儿和秋天的虫儿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杂感》是诗人黄景仁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前后写的，当时诗人二十岁，喜欢在自己的诗中写愁苦的语言，朋友都劝他“愁苦的诗歌不是好的预言”，诗人业师邵齐焘也不忍看弟子镂心苦吟，增病劳形，屡加劝诫，诗人深感师恩，却不能放弃不平则鸣的诗艺追求，回顾自己二十年，愤愤不平，于是写下了这首诗。
黄景仁（1749年2月20日-1783年5月25日），宋朝诗人黄庭坚后裔，清代诗人。黄景仁四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有诗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求生计开始四方奔波，一生穷困潦倒。乾隆四十六（1781年）被任命为县丞，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病逝。黄景仁诗负盛名，和王昙并称“二仲”，和洪亮吉并称“二俊”，为毗陵七子之一，诗学李白，所作多抒发穷愁不遇、寂寞凄怆之情怀，也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七言诗极有特色，亦能词。著有《两当轩集》、《西蠡印稿》。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些被人断章取义的名言。“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其中一例。这句萦绕在中国人案头的“醒世格言”，时常被拿来伤害读书人的阅读兴趣，传递灰色情绪。事实上，中国人历史上一直将耕读传家奉为至上家风，这种“读书无用论”却是如何演变出来的？最早出自谁之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应当回到当时的语境及背景下去看，正本清源。
这句诗的作者黄仲则是清代乾隆年间诗人，翻开《清史稿》，才知他幼时丧父，少年丧兄，诗负盛名却屡试不第，为谋生计，一生颠沛流离，怀才不遇，35岁就客死他乡。钱钟书写《围城》还不忘提一提他所代表的乾嘉习气。也许是因为自幼坎坷，黄仲则比同龄人要早熟。这句“百无一用是书生”出自他17岁时候的一篇习作《杂感》。首联和颔联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满腹才华却考不上功名，情绪低落，独自飘零。17岁的阳光少年对未来充满梦想，但现实中内心充满悲苦，于是写诗抒发胸中不平之气。发完一通牢骚之后开始说“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穿了，这是一个恃才傲物的少年郎自嘲自讽的话，也就是一时气话。陆游也曾说自己“此身合是诗人未”，苏东坡更是痛感“人生识字忧患始”。你敢说苏轼和陆游百无一用吗？
像某年轻作家一样年少轻狂对读书发发牢骚不算什么本事，高考没考好就说读书有啥用多半是酸葡萄心理，黄仲则能为历史铭记，功力全在尾联——“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鸟可以鸣春，虫可以鸣秋。没人听我唱歌，我做我自己的观众。貌似颓唐其实洒脱。
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以学问、典故、古辞为能的“学人之诗”成为诗坛主流。黄仲则的诗是当时翘楚。这样一位诗坛大家不得志的时候感叹一句“读书无用”被后人拿来当作对读书的鄙薄，实在乌龙。
其实，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读书一直是带有崇高敬意的。古人认为文字是有灵魂的，不能随便焚烧，因此建了敬字亭。据《淮南子》记载，当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
中国历史上劝人读书的文章典故浩如烟海。《颜氏家训》勉学篇说，自古贤王圣帝还需勤奋学习，更何况是普通百姓呢？三国时孙权劝大将吕蒙平常多看看书，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忙为由推脱，孙权说你忙得过我吗，我都抽出时间来看看书。钱钟书80岁高龄依然手不释卷，出中入西，博通西语六七门，留下数千万言手稿集，渊深如海，读书之多当远迈前贤。
中国人习惯自谦，尤其文人，黄仲则之流平常饱读诗书，偶尔“撒娇卖萌”说“读书没用”那也是“情绪话”，不能当真，最后还不是继续著述文章嘛。试问，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书也没读几本，又有什么资格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士农工商》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五篇。《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士农工商》
1、黄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
【译文】
黄金是计量财用的工具。懂得黄金的道理，就懂得什么是奢侈和俭省。懂得奢侈与俭省，各项用度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国家用度过少，对举办事业不利;过多，、对商品资源不利。因为，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资源不利。等到商品消耗光，才知道不足，这是不懂得适量的原故;等到事业完成后，才发觉商品过剩，这是不懂得合度的原故。不懂得适量，不知道适度都不行。而要懂得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2、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远近有数矣。是知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轻重也。重而后损之，是不知任也;轻而后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为之有道。
【译文】
天下各地，驾驭牛马，其负担轻重，都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宿(三十里)的实际行程，可行的里程远近，也就心中有数了。因此，知道一个诸侯国可以出兵车千辆这个标准，就可以算出军备规模的大小，也可以算出负担的轻重。征收重了以后再来削减，那是不了解负担能力;征收轻了以后再来增加，那是不了解军备规模。不了解负担能力和军备规模都不行。而要掌握它们，也是有规律的。
3、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镰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
【译文】
对于不生五谷的土地和没有树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可耕地。干枯的沼泽，也是百而当一。不生草木的土地，百而当一。荆棘丛杂无法进去人的土地，也是百而当一。芦荡草泽，但可以带上镰绳进去采伐的，九亩折合一亩。丘陵，其树木可以当材料，可以做车轴，而且人们带上刀斧可以进去采伐的，也是九而当一。高山，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人们带上刀斧可以进得去的，十亩折成一亩。水流，可以下网捕鱼的，五亩折成一亩。森林，其树木可以做棺，可以做车，而且刀斧能进得去的，也是五而当一。湖泽，可以下网捕鱼的，也是五亩折成一亩。以上就叫作:以可耕面积的实数对土地进行折算。
4、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五聚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为一离，五离为一制，五制为一田，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
【译文】
六里见方的区域命名为暴，五暴命名为部，五部命名为聚。聚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人们缺乏日用品。五聚叫作某乡，四乡叫作方。这是行政组织制度。行政组织一经建立，就来建立地方居民组织。把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连，五连编成一暴，五暴编成一长，称它作某乡。四乡命名为都。这是居民组织制度。居民组织一经建立，就来组织生产。四聚算作一离，五离算作一制，五制算作一田，二田算作一夫，三夫算作一家。这是生产组织的制度。生产组织一经建立。就来组织军备。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乘。一乘四马，一马配备甲士七人，盾手五人。一乘则共有甲士二十八，盾手二十。还配备民夫三十人，负责兵车的后勤，这就是军备的制度。
5、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经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市之地，六灸一[豆斗]，命之曰中岁。
【译文】
六里见方的土地出一辆兵车，每一平方里是九个农夫的田地。一锐黄金是供应百辆兵车一宿的费用。没有黄金可以用丝绢代替，细绢三十三制折为黄金一镒。没有绢可以用布，一百匹细白布折为黄金一镒，一镒的黄金即供百乘兵车食用一宿的费用。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
6、有市，无市则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关市之赋。黄金百镒为一箧，其货一谷笼为十箧。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镒，命之曰正。分春曰书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亡。
【译文】
要有集市，没有集市则民用缺乏。六里见方的地域，称之为"社";有居民的邑，名之为"央"。也要征收关税和市场税。按黄金百镒为一筐来算，货物一谷笼算作十筐;集市的商人如果达到三十人，从正月到十二月年收黄金一镒，这就叫作征税了。每年的春分公布税率;立夏则按月核实，秋天则统计总的征税情况;还要统计商民人数的增减。
7、三岁修封，五岁修界，十岁更制，经正也。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译文】
三年修整一次田埂，五年修整一次田界，十年进行一次重新划定。这些都应成为常例。一般一切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潦;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仍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仍减十分之三，四仍减十分之四，五仍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8、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焉。士，闻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贾知贾之贵贱，日至於市，而不为官贾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为官工者，与功而不与分焉。不可使而为工，则视贷离之实，而出夫粟。
【译文】
从都城城门以外，到全国所有地区，成年男子按两犁的定数，未成年男子按一犁定数，都要为君主服役三天。正月就命令农民开始耕作，到公田服役;从雪化春耕时起，直到夏锄为止。对于见识广、学问博、断事精明的"士"，凡是没有成为君主臣吏的，也要服役而不分配收益。对于熟悉物价贵贱，并在集市上交易的商人，凡不是官商的，也要服劳役而不分配收益。对于讲求器物样式功能，参加集市交易的手工业者，凡不是官家工匠的，也要服劳役而不分配收益。至于不能使其直接出工的人们，就看他们所差的实际数字，交纳补偿力役的粮食。
9、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虚而莫敢为之请，君有珍车珍甲而莫之敢有，君举事臣不敢诬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诚以来。
【译文】
只有智者明白而愚人不明白的事，不可以要求一般人民。只有巧者能做到而笨人做不到的事，也不可要求一般人民。若不是命令一下，人人都能实行，就不能达到大治;若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就不能建立大功。因此，非真正的商人，不得经商;非真正的工匠，不得为工;非真正的农夫，不得务农;不是名符其实的士人，不许在朝中做官。这样，即使官位有缺，也无人敢于冒请;即使君主有珍车、珍甲的待遇，也无人敢于妄求享有;国家举办大事，臣下也就不敢谎报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君主了解臣下，臣下也知道君主了解自己。所以，臣下就不敢不尽心竭力、老老实实地为君主服务了。
10、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译文】
事理告诉我们:把土地折算分租，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洋，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而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四民制度贯穿始终。所谓四民，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即士、农、工、商，除此以外，还存在许多“贱民”，他们比四民阶层更低，归为“贱籍”阶层。四民是古代中国政府对于平民职业的基本划分，同时它亦是国家百姓的总称，可以说，四民就是国家的基石。不过职业的种类极多，为何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专门将平民们划分为士农工商呢？
“四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其文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於管子。”顾炎武认为，齐国丞相管仲最先提出“士农工商”说，所以四民制度起源于管仲，而这也是目前最普遍的说法。管仲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四民”制度是变法中的一部分，而这也被认为是四民制度的首次实践。除管仲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人提出士农工商说，比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 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荀子·王制篇》里也有按照士农工商排序的说法。
不过必须要说明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四民者”，与后世的“士农工商阶层”是完全不同的。首先，管仲所提出的四民当中的“士”，不是读书人，而是军士。其次，管仲的这一政策是将国民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并按照其各自的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这里的划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并没有尊卑之分。管仲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这是说四民都是国家基石，不可或缺。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社会并不轻视商人。在殷商时期，人们十分热衷于从事商业，商人之名由此得来。在商朝灭亡以后，周朝吸取商朝灭亡教训，认为商人过度热衷商业，荒废农业，导致国家不稳，最终灭亡。于是在周朝以后，商人的地位就被不断打压，名义上的地位与奴隶等贱籍无异，被其他阶层鄙夷，比如《逸周书·程典》载：“士大夫不杂于工商。”
然而管仲在提出“士农工商”说的时候，虽然将商放在最后，但不是抑商。管仲本就是商贾出身，而在他的变法当中，他极度重视商业的作用，还颁布了许多促进商业发展的国策。所以说管仲是“四民制度”的提出者没有问题，但若是将导致古代中国商人地位低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冤枉。
在春秋战国以后，士大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官僚阶级逐渐发展壮大。秦亡以后，汉朝奉行儒家学说，汉武帝更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科举制度产生以后，读书与做官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读书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士的概念也在发生改变，军人被划分为军籍，而士则专指士大夫与读书人。就这样，有文化的官吏替代了军士，成为“士农工商”的榜首。《神童诗》中一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更是被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直到现在依旧被人传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极度重视农业。秦《田律》规定：出现旱涝蝗虫等灾情以后，各地官员须立刻书面报告情况，即使风调雨顺，官员也需要统计好各地的降雨状况以及收成情况。《仓律》专门以律法规定种籽入仓、存贮、检验、出仓等程序以及亩播种数量。《戍律》规定一户不准同时征调两个以上劳动力服役，违者罚交两副铠甲，就是为了保证不干扰农业生产。《仓律》还规定从事农耕生产官府奴婢，二至九月农忙时节，每人每月可增加半斤口粮，以激励人们从事农桑，确保农业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在名义上自然要给予农民较高的地位。
从对于经济的贡献来看，商人显然要比工匠高，然而统治者却有自己的考虑。不是所有的统治者都像管仲一样出身商贾，大部分的士大夫打心底里鄙夷商贾，认为他们是祸国殃民的逐利小人。比如《汉书》中就主张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商人较强的流动性以及它对于百姓的吸引力是一个极度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即使商业对于繁荣国家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依旧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后世对于四民制度的重新构建，士农工商从对于平民的划分转变为尊卑排序。在户籍制度出现并完善以后，四民制度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概念，不过统治者显然是需要这种概念的。统治者需要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阶层，且士要在最前面，以体现示人阶级的特权和地位，农则紧随其后，体现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工匠在古代并不受重视，所以还要排在农后面。而商贾在奉行重农抑商的古代，自然只能排在末位，被归为“四民”当中的“贱籍”。所以，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亦是统治者的需要。
士农工商等级：
士农工商原本没有确切的代表，却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与管仲最初的想法不符合)。
古代所谓的“士”就是读书人，把士放在第一位主要是鼓励读书，人读书多了就会知书达理，人人都知书达理了，国家就好管理了。在农耕社会，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实际创造者，抬高他们的地位就是奖励农桑，只要人人衣食无忧，社会就安定了。手工业者则向社会提供生活用品，所以地位也不能太低。
商人被放最后，是因为古代认为商人是不从事生产的寄生虫，专干投机取巧，舞弊钻营的事，他们唯利是图，道德败坏(实际上商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犹太人就是例子)，代表的是贪婪和欲望，所以必须打压，因此商人被放在最后，有钱也被人瞧不起。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书生不可不知三教九流，否则，仍然搞不清书生两字的深刻内涵和书生在三教九流中的位次。儒教又称“孔教”“圣教”(儒教不zhi等于儒学)。以“仁”为最高信仰，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终极目标。后为和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跟印度佛教、中国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九派、九流，在《汉书~艺文志》分别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九流可细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但却有不一的说法。上九流（四种分法：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佛祖、天、皇上、官、阁老、宰相、进、举、解元 。 佛祖、仙、皇帝、官、斗官、秤、工、商、庄田。 佛祖、仙、皇帝、官、烧锅、当、商、客、庄田。） 中九流（四种分法：举子、医生、相命、丹青、书生、琴棋、僧、道、尼。 秀才、医、丹青、皮（皮影）、弹唱、金（卜卦算命）、僧、道、棋琴 。 举子、医、风水、批、丹青、画、僧、道、琴棋。 举子、医、风水、批、丹青、相、僧、道、琴棋。） 下九流（四种分法：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时妖、盗、窃、娼。 高台、吹、马戏、推、池子、搓背、修、配、娼妓。 打狗、卖油、修脚、剃头、抬食合、裁缝、优、娼、吹手。 巫、娼、大神、梆、剃头、吹手、戏子、街、卖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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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