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约访李伯祥老师到去他家采访，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倒不是因为他特别忙，而是由于病痛。在表演时总是口若悬河的李老师，电话里说话显得没有力气，原来是得了带状疱疹，需要卧床休息一段时间，不方便接受采访。而4月初在他家中见到他，才知道患病期间他还是坚持参加了早已答应好的演出，吃完止疼片强忍病痛在台上坚持表演40分钟。
像很多老一辈相声演员一样，李老师住在一栋普通的单元房里，家里面积不算大，陈设也比较普通。见到我们之后，李老师说起话来又显现出舞台上快言快语的风采，往事历历在目，说起一些片段还不忘加个小包袱儿。李老师说话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爱举例子。我不知道这些例子哪些是他平时就思考好的，哪些是即兴发挥的，说出来都那么合适。
很多像李老师这个岁数的老演员，我是没有看过他们的现场表演的，因为有些人岁数一大就告别了舞台，而李老师不是这样。看上去他精神头儿永远那么足，这些年还照样活跃在舞台上，所以此前我不止一次看过他的现场演出，八十多岁的老演员表演贯口照样不惜气力，同时从现场气氛能感受到他这位“李快嘴”在观众中的人缘。
接受采访后在我带去的留言本上，李伯祥老师写下，“说学逗唱，观众致上。”
李伯祥接受采访中。杨明拍摄
李伯祥访谈录
李伯祥：1938年生，生于北京，后居天津。自幼跟随父亲李洁尘学习相声，6岁登台，人送绰号小神童。后拜赵佩茹为师。1979年调入天津曲艺团任相声演员。他擅使贯口活，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为人称道。1970年代后期开始与杜国芝合作，堪称黄金搭档。代表作品包括，《报菜名》、《地理图》、《大戏魔》、《聊天》、《两面人》等。收有徒弟郑健、戴志诚、王平、吕小品等。
采访时间：2019年4月8日
“我的相声既不是北京的，也不是天津的，我是大众的”问：最近我跟很多相声老演员和年轻演员聊过，有些人台上什么样儿台下也什么样儿，爱开玩笑爱砸挂，也有些演员在台下是另一个人，安安静静不爱多说话，您属于后者是吗？问：您前几天身体不太舒服，但还是带病参加演出来着是吗？李伯祥：站40分钟，说了三段，观众就是不让下去，你说我怎么办？问：像这种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您站台上表演会比平时惜一点儿力吗？李伯祥：忘了。我没法儿解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个战士，一旦到战场上你还会考虑耳朵痒痒、眼睛不舒服吗？那就不顾一切了。当然我演相声不可能那么严重，但是大同小异。3月16号这次，我为什么带病演出呢？这家小剧场团体每年逢周年都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戏院负责人说，你们最好能请个更有名的演员参加。小剧场团体负责人就来请我，我当时还没发现带状疱疹，我就答应人家了，等我身体不舒服而且又得了点儿感冒之后，老伴儿就劝我别参加大戏院演出了。中国人怕失信用，我既然答应人家了，而且票已经卖出80%，天津人又都认识我，万一有几个水平不高的在那儿闹退票这不好，除非我趴下走不了路，我就咬牙去了。大夫还给我开了几片止疼药。李伯祥：疼啊，抓心，睡不着觉。但一到台上观众一欢迎我就忘了，说了40多分钟，回来身体就更难受了。具体原因说不大清楚，就好像这是一种天职。李伯祥：那是实在上不了台不得不停演，还有一种情况是这剧团是他的，比如马连良的剧团，马连良唱不了那剧团就得负责任。我这情况是人家约我演出，而且票已经卖出去了。万一因为我演不了有闹事的，我给人家团队添麻烦。我今年82岁了，我觉得这是老相声演员应该具备的一种道德，算戏德。我疼是真疼，但还能站着，那天在台上就用一只手撑着桌子说。问：您是一位天津演员，您八十年代在北京参加演出还挺多的是吗？李伯祥：我不是天津演员，我也不是北京演员，我是相声演员。就说京剧吧，北京有京剧演员，上海也有京剧演员，不能说京剧是北京京剧或者上海京剧，因为京剧是北京的“京”，不是东京的“京”，东京的那是日本戏。相声的发源地是北京，发祥地在天津，发展地在山东济南和东北，我从小学徒在山东。李伯祥：对。只能说我是相声演员，我在天津工作，但不只是天津的艺术把我培养出来。问：现在一说相声有津味的，有京味的，您的相声从风格上说属于……李伯祥：我是大众的，我既不是北京的，也不是天津的。我这么说可不是偏激。问：我明白。是不是也是由于您这种不局限于某一地的风格，所以您才表现出来北京观众也认，天津观众也认？问：您是北京和天津两个地方都吃得开，这就显得有些特殊。李伯祥：请您谅解，我可不是抬杠或者什么，我不是京津两地，我到上海，到大连，到安徽，到美国西雅图、芝加哥都受欢迎。李伯祥：那倒也不是，到外国也都是华人观众看。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欢迎呢？我举个例子，比如阿拉伯字母1、2、3、4、5、6、7、8、9、10，只要认识数目字的都认识，所以要大众化，但大众化之上还要细腻。宏观上观众都得听得懂，在微观上在这个地区我得把它搞活。比如我到北京表演就很少说天津方言，说到景点我就提北京有护国寺、广济寺、雍和宫，说这些对于北京观众来说比较熟悉。在天津就说天津人熟悉的景点，到济南就说济南的，到上海说上海的。这是谁教的？老师只能教你一个纲，纲举目张。就像开汽车我教给你，“头档推，二挡拽，三档四档特别快，一到五档八十迈”。这是总的方法，老师总不能教你见了小孩儿这么躲，见了老头儿那么躲。到哪儿表演都说普通话，我说的不是北京话，包括我现在跟您说的这些话。到一个地方表演倒是可以加上一点儿当地色彩，纲举目张，还是为纲服务。我就是这样，赢得了一些观众对我的好感。要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你得积累若干的不同地区表演的经验。问：这种经验的得来，跟您当时跟着家里人一起走南闯北演出有关系。李伯祥：有关系，闯江湖啊。闯江湖你还得记住喽，还得把它用对地方。举个例子，比如明天我去大学演出，我坚决不说恋爱的段子。李伯祥：对。如果明天送解放军上前线，我绝对不能说想家的问题，起副作用；如果去医院演出，尽量不说缺胳膊少腿这样的话。有这么句话叫口传心授，师父是口传，而心授不是师父，是徒弟本人用心接受。我小时候也不太明白，慢慢随着年龄大了自己悟出来。我在上海也好，在深圳演出说三段，给唐老鸭配音的李扬给我主持，他就感叹，您怎么天天受欢迎啊？问：那李老咱们从头儿说。您出身相声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李洁尘先生学习相声，6岁就开始登台对吧？李伯祥：6岁登台是有原因的。我说相声不是自愿，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我们在华北地区买不着面，常宝堃先生不是有一段相声说牙粉袋吗？说完还让人给臭揍一顿。说相声的、唱戏的都往情况稍好一些的南方跑，到那儿还能吃上饭。父亲领我就到徐州，就是逃荒，那里有个演出场地，高元钧在那儿。李伯祥：那时候还不叫山东快书，这是解放之后才有的名词，那时候就叫武老二，他算是唱武老二的，或者说是唱大个子的，武松不是个子高吗？解放之后为什么改名呢？高元钧同志参加解放军，不能说这军人是唱武老二和大个子的，不好听，这才起这么个名字。当时高元钧在徐州撂地，我父亲还有郭全宝、刘宝瑞就一起演出，我在地上打零钱，当时也就四五岁。他们说什么段子我都听着。到1943年，山东济南大观园成立一个相声大会，就跟北京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一样。它叫相声大会就意味着，说相声不许奇装异服，必须穿长袍，因为那是中国的礼服。1943年9月2号，济南的相声大会开张，我父亲我们就被请到济南。相声新场子开张有个规矩，第一个表演的必须是个小孩儿，童男子，没结过婚的。我那会儿虚岁6岁还不懂得谈恋爱，他们就叫我上台开张，我就说了第一段相声叫《六口人》，我6岁，说《六口人》，就预示着六六大顺。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打那开始我就进入相声圈。李伯祥：我父亲教给我，《六口人》我是一句一句学来的。后来我就主要说小段儿，比如一天挣200块钱，大家一分最后剩下10块20块的，就给我买糖吃。李伯祥：南京。南京夫子庙有个茶馆场子叫金谷戏茶厅，观众买茶进来听。我在那儿就算登大台了，那时候9岁。李伯祥：攒底。我和我父亲一起说。挣的钱也多点儿了，不能总说《六口人》了，我说什么段子呢？说婚姻的段子，不像话，我说《文章会》、《批三国》更不像。那就得说功夫型的，像《报菜名》啊，《八扇屏》啊，《开粥厂》啊。问：您刚才也提到刘宝瑞先生，刘先生教过您《开粥厂》对吧？李伯祥：他是我干爹。我们在金谷戏茶厅演，对过有个金门戏茶厅，他在那儿演。我父亲和刘宝瑞要好，对王长友、王世臣也都熟悉，他们总上我家串门。不怕您笑话，那是旧社会，他们都在我家抽大烟。有一次我父亲就跟刘宝瑞说，有段相声叫《开粥厂》，兄弟你这段说得比我好，你给我儿子说说这个段子。刘宝瑞就跟我说，我先教你20句。第二天来再上20句，都学完之后他让我从头到尾念一遍。头一遍忘了没事儿，第二遍再忘警告你，第三遍就得打了。李伯祥：踹。他们俩在那儿抽着大烟，我第三遍又出错，刘宝瑞“噔”一脚把我踹门口去了。李伯祥：不，得谢谢人家，人家这是太认真教自己儿子了。就好比说相声是一个饭碗，打儿子等于给他碗里加米粒儿，他是这么一种逻辑。报纸上有篇文章还说过，我要打刘宝瑞。李伯祥：想长大以后报仇。我当时心里想，你们俩人在那儿喝茶抽烟，人家9岁的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去，我一个孩子当时就要养家，你们还打我踹我，等我长大得教训教训你们。多少年之后咱们再说到刘宝瑞先生，我说我得给人家鞠躬致谢，没有他当时那么严格的教育，我没有今天的功底。我今天吃的这碗饭，说具体的是相声老艺人传给我的。在这些相声老艺人当中，就有刘宝瑞先生一份力量。问：您小时候被这么打着，学到了功夫过硬的贯口活，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年轻的孩子们还能练出您那样的贯口吗？李伯祥：现在再打就犯法了。那个时候没有更好的教育方法，只能用打的方法。现在我不恨刘宝瑞先生，那年纪念刘先生诞辰100周年，我还去北京参加了演出。问：民族宫剧场，那场演出我在现场。唐杰忠老师他们都上台表演了，马东主持。李伯祥：对，我说的是《大戏魔》。《大戏魔》这个段子虽然不是刘先生亲口教给我的，但也属于功夫型段子。问：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肌肉记忆，您从小学的很多贯口，是不是已经在脑子里扎下根，永远都不会忘？李伯祥：两个条件，一个是用功，一个是有天赋。如果你是好材料，你不用功也永远是废物；你永远用功，但天生来就是士兵，永远当不了总统。我这个解释不一定对。就说我吧，我喜欢打篮球，动作要领也好，但我没那么高的个子，所以呢……李伯祥：对。反过来我要有姚明那么高的个子，但我不好好练，照样打不过人家机灵的小个子。问：刘宝瑞先生教您本事的时候，您从来没有想过拜师是吗？您后来拜的是赵佩茹先生。李伯祥：拜赵佩茹先生不算是后来。我父亲跟赵佩茹要好，在给我过百岁（百天）的时候，常宝堃、赵佩茹他们都来给我父亲道喜，我父亲抱着我这个大胖小子就跟赵佩茹说，他将来要是干别的也就算了，比如当总统当市长什么的，但如果说相声那就是你徒弟。当时我没说话，我一说话他们就吓跑了。赵佩茹先生就答应了，他说如果这孩子将来说相声，那就是我大徒弟。常宝堃先生是我的保人。到1949年春天，我们这才在天津南市的群英戏院举行摆知仪式，我是赵佩茹先生的大徒弟。李伯祥：上百段是瞎话，有几十段，连大段带小段儿。打有相声那天起，传统相声总共300多段，后来随着社会变迁，有些段子不能演了。问：到15岁的时候，您的贯口活应该已经非常成熟了吧？李伯祥：因为从小练贯口，所以贯口活比较熟。您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说话语速还是比较快。李伯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嗓子毁了，还有胃，还有腰，身体受到伤害。问：文革期间马三立先生他们在天津郊区，您那时候在什么地方？李伯祥：我那时候在安徽，被人家解雇之后回天津当临时工。当时天津河东区有个城建队，盖房子的，我个子小、胳膊细，让我去盖房子、挖沟，干最苦的力气活。你看我手指头是弯的，我没有力气只能强努。李伯祥：有关系。那时候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吗？还批林批孔，搞路线斗争，还要搞儒法斗争，业余时候我唱快板儿。工程队看我的档案发现我过去搞过文艺，重体力的活儿就不让我干了，让我去看大门，有活动的时候就参加宣传活动。后来文艺团体都恢复了，我本来是从安徽回天津的，我就不愿再回安徽。天津曲艺团也恢复了，没有老师，他们请我去当教师，让我教青年演员，像戴志诚，那是我徒弟，还有郑健。可我当时才40来岁，这个岁数就在二线教学稍微有点儿屈才，后来就安排我也登台，结果这一下子……李伯祥：感谢北京和天津观众。到现在40多年，我一直没掉下去。郭荣启先生和李润杰先生当时说过，李伯祥不能总在二线上，这是个战将，这人不能总是当参谋，他得打仗去。问：他枪法准着呢，得上前线。那1949年到1966年文革之间那段时间您是在……李伯祥：种种原因吧，不能多说。有的京剧演员在北京，有的京剧演员落到济南，有的落到武汉，道理是这样的道理，我作为相声演员那时落到安徽。反正我那时候在天津说相声很少。李伯祥：就是我进曲艺团之后。我当老师的时候他陪教，我要示范说一段的时候有人得给我量活，业余的时候我们也出去一起合说，搞一点儿小收入，两块钱、半斤粮票什么的。还没进曲艺团的时候，文革结束之后允许说相声了，我们俩业余的时候就在各个文化馆和一些小晚会上演出。李伯祥：他不是，他原来是工人，他属于半路出家，在东北安东（今丹东）说过相声。有很多相声演员最早不是说相声的，我这不是贬谁，比如马季最早是卖书的。李伯祥：对，而且按比例来讲绝大部分还是得说。侯宝林先生经常唱，但每次唱也就几句，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说。“说”不解决问题，怎么能引领到“唱”上？举个例子，一盘炒菜，有肉有鸡蛋，点点儿盐，来点儿醋，但肉和鸡蛋是主要的，没有这两样儿就是瞎掰。一个演员不能说只能唱，那不叫相声，一上台只唱不说，那是神经病。其实说好是最难的，但人们往往把说给忽略了，这不行。李伯祥：对呀，一个说自己跳高跳得好，跳远跳得好，走道儿趴下了，那不行。走跑蹦跳都得好，走是基础。你看我没上过学，我能举例子。问：说一下您《聊天》这个作品，这是为您量身定做的段子，也是您的代表作，这是谁创作的作品？李伯祥：王鸣录。跟我同岁，82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主张实干真干，反对空谈误国，王鸣录先生就写了这么一段作品。主人公一天到晚穷聊，这个那个，天南海北。他一想，这段子谁适合表演呢？李伯祥，一个是嘴快，口齿清楚，第二个，我虽然没上过学，但我是个杂学家。李伯祥：有些东西是我编的，最早他是写了一个框子，像里面关于足球的事儿，还有京剧的事儿是我添进去的。李伯祥：原来就有。段子里说到京剧里有四大名旦，这里面说到“白话诞”，其实写的是荒诞的诞。天津有句话叫，你这人光说不练，是个“白话诞”。段子里说到程砚秋是闺门旦，尚小云是刀马旦，荀慧生是花旦，最后来了个“白话诞”。问：在作品中这个外号是一种讽刺和批评，但放到您这位演员身上就透出观众对您的一种喜爱和亲近。李伯祥：对。后来这个段子我不演了，就好像开车一样，车开到高档80迈之后应该滑行一段，然后再提速，这个段子自始至终80迈，演了一二年我演不了了，太累，没有缓气的时候。李伯祥：对，后来大家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李快嘴”。但这个段子也算留下了。问：它有典型人物。现在很多段子听着很热闹但大家记不住，里面缺少人物。再说一下您的《看红岩》，其实它是一段歌颂型作品，这类作品难写也难演。李伯祥：这段子不是我写的，是六几年武汉说唱团的人写的，我看了看本子，有些东西我加工改编了一下。这个段子比《聊天》难演，因为它是歌颂型的，同时还要找笑料，我用了一些老段子的方法，还用了一段评书的表演方法。马三立后来把本子要走，演了几次不演了，马老人家当然是大家，但他年龄比我大，气力没有我足，嘴没我快。问：您的表演特别善于调动观众情绪，比如表演小段儿《雇三轮》的时候曾在台上翻跟头，观众都炸堂了。是真翻吗？李伯祥：一直到69岁还说、还摔呢。后来我老伴儿给我下了个命令，不许再翻跟头了，怕我摔着。打去年开始不让我骑自行车了，怕我碰着。问：看到一位五六十岁的演员在台上还这么卖力气表演，甚至还翻跟头，现场观众一方面是心疼，但另一方面肯定也欢迎，您怎么看演员满足观众欣赏需求的尺度问题？李伯祥：观众和演员互相友好，观众对我好，我不能对不起观众，这叫戏德。问：对京津两地的相声风格和当地观众，您有什么评价？李伯祥：从广义上讲，北京的观众也好，天津的观众也好，济南、上海、南京的观众也好，只要表演对路子，都会欢迎你。问：您近年来的演出频率是怎么样的？每年大概演多少场？李伯祥：过去在剧团没退休的时候，一年四季老得演。去年连上电视录像，我演了有20多场。问：对您来说相声舞台意味着什么？总是愿意见见观众是吗？问：您几十年的老搭档杜国芝老师2014年去世，杜老师是您最重要的捧哏。问：对，杜老师要在您快节奏的表演中“逮”住表演的节奏，这方面也挺难的吧？李伯祥：最早的时候他不适应，他追不上我，有个磨合。到后来我们合作36年，太熟了，后来我离开他还别扭。李伯祥：虽然他原来是业余相声演员，但毕竟还是有相声基础，没有基础他没法给我量活，加上我们36年的合作，他和我就能默契配合。他说过，李伯祥不是总快，慢起来比谁都慢，语速慢了，情绪不断。这就叫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对于他我也很认可，他这一走我非常难过。问：近年茶馆相声在全国各地兴起，您更让人熟悉的还是相声的剧场时代和电视时代，您如何看待当下相声表演环境的变化？李伯祥：对观众来讲，听茶馆相声更方便，对演员来说也是相声的普及，不过我很少参加茶馆相声演出，我的车轱辘已经转到那边，也没有必要再转回来。问：去年您在相声大赛上当过评委，对于比赛当中年轻相声演员的表现，您有什么看法吗？李伯祥：从宏观上说，参与就是胜利，从微观上说，不细讲了。另外这步棋走得很对，因为2017年5月领导人在一次会上说过这么一句话，外国人到中国来可以听听中国的京剧，听听中国的相声，所以中央电视台这次就搞了这么一场大赛。从具体上说，就是很热闹。请我去，我也很感谢。说到那些年轻演员，他们将来都有出息，都比我强。李伯祥：我持观望态度，我不好做决定。引用孙中山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但有些相声的老传统，社会再改变也得保留下来。周围的楼盖200层，天安门还得在当间儿，不可能挪大北窑去。就像法国的铁塔，美国的自由女神，柬埔寨的吴哥窟，绝对不能动。问：您今年周岁已经81岁，至今还活跃在相声舞台上，是对舞台有眷恋，对相声热爱吗？李伯祥：我再举个例子。我6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我爱人到河北省电视台，电视台给我开了一个记者会，有一位记者问我，李老师您记忆力那么强，这些段子您什么时候才会忘？我说我没法说是85岁还是86岁，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真的百年之后我躺在棺材里，棺材盖还没盖上，有人过来问我说老李你先别走，那个段子怎么说来着？我就告诉他这么说这么说。问完了吗？那位说问完了，我这再走。我举这么个例子是说，不会忘的。我小时候恨相声，别人上学我学相声，后来慢慢感觉出来没有它不行。这是我的饭碗，是我的革命工作，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千万观众喜欢我，我就凭相声啊，所以我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