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娣”改名，说明了啥？

近日，一位名为“招娣”的女孩儿成功改名的报道引人关注。

“招娣”无疑是重男轻女认知的具象表达，可怕的是，这样的性别歧视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复制、自我实现的强有力机制。“招娣”只能默默地承受，一次次地陷入再生产性别迷思的泥淖。

当她们勇敢改名，也就意味着对这些沉疴顽疾的“宣战”，意味着对女性本真性的寻找与确证，值得我们的敬意和掌声。

通常认为，名字包含着父母浓浓的爱与美好的期许，然而，有些名字却传递出父母的不公——“招娣”就是如此。有媒体在全国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发现仅以人口最多的几大姓为例，起名“招娣”的女性就有好几千个。更有甚者，在广东一县城，30个人的名单中就有12个类似“招娣”的名字。

与“招娣”相仿的名字还包括：梦娣、迎娣、来弟、领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念儿、梦郎、妹够、少婷、植弟、保男、迎他……

这些具有性别歧视的名字常被视若无睹。刘天红 制图

可以想象，如果知道自己的名字都不过是兄弟的附属，而父母对自己寄予的也仅仅是求男孩而不得的“意外”，“招娣”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会给“招娣”们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招娣”们自幼起便“饱受嘲笑”“成年后自卑、敏感、不善交际”。显然，上述那些 “创意无穷”的符号，无法掩饰其单一而刻板的内核——对儿子的 祈盼 。

据报道，一位起名“招娣”的女性在成功改名后感叹： 修改一个名字“对日后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但你却因此会拥有崭新的不被嫌弃的人生。” 那么，“招娣”改名的意义何在呢？

“招娣”：重男轻女认知的具象表达

语言是会说话的，在性别分立的语境中，看似中性的词汇更包裹着男性权力体系下复杂的性别信息。“招娣”这两个“普通”的汉字组合到一起， 不仅描绘了一副求子心切的画面，更不经意地传递出对女性的敌视。

全国至少有上千女性取名“招娣”，这一事实反映了女性存在对于家庭特别是延续世系、传承（所谓）“血脉”的文化期待的依附。作为理解传统社会的关键词，父权制的内核早已遭到众多批判。但正如传统不仅指时间的延展更指观念的腐臭，父权制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不容小觑的吸引力。

对父权制的反思不绝如缕，但相关的行为并不多见。父权制的“通行”与其效力和效率有关，换言之，父权制曾经以及现在仍可能是社会运转时阻力最小的轨道。对男性的偏好不仅来自文化的愚昧，更具有现实的土壤。 重视男性子嗣的观念与经济水平有限下对主要劳动力的 倚赖 、社会保障缺位而对家庭养老的期许和当地重男轻女风俗的流行等因素有关，种种因素导致了对父系继嗣的偏好。

“招娣”无疑是重男轻女认知的具象表达，可怕的是， 这样的性别歧视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复制、自我实现的强有力机制。 一方面，公领域存在诸如资源紧缺、玻璃天花板、母职惩罚等现象，导致了微观层面的性别歧视，而这又反过来为公共空间的女性不友好取向提供了合理性。可见，“招娣”及其背后的贬斥女性现象所以存在，自有其依赖的社会根基。

在长辈眼中，“招娣”不过是迎来男性成员的“前奏”；但当有所需时，她又是不可或缺的依赖对象（所以有“扶弟魔”的说法）。看似矛盾的二者在父权制逻辑中找到了落脚点：女性没有自己的地位，她只能是家庭或者家族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情境中， “招娣”是把女性工具化的结果，是抹杀女性主体性和自主权的体现。

“招娣”改名：对重男轻女沉疴的挑战

父权制意味着倾向男性的资源和亲和男性的规则，但它的建构还需要“招娣”的“添砖加瓦”。也就是说，“招娣”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重要策略， 它一方面通过女性的主动服从瓦解了女性对父权制的威胁，一方面通过女性“无怨无悔”的付出加强了父权制的力量。 “招娣”及其背后是父权制吸纳女性，从而降低其运作成本的实践方式。

与溺婴这样“赶尽杀绝”的做法相比，“招娣”的“制造”更具弹性，也更有“价值”。不论“女儿赡养”还是“扶弟魔”，都表明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名实分离：即使女儿付出了再多，具有合法继承资格的依然是儿子；即使姐妹取得了再多的成就，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的依然是兄弟。

微观层面上，父权制的可怖就在于它的不以为意，即进入一种自动自发的潜意识状态——好像鱼在水中的契合，譬如曾经“招娣”对自己社会性弱势的无动于衷，以及挤压“招娣”的男性对攫取家庭资源的心安理得，就是如此。 “招娣”的改名，象征着她们对性别的反思，以及对女性权益的主张与寻回。

“招娣”这一名字，意味着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从婴儿出生的一刹那就开始了。“招娣”们所习得的被强化的女性气质，不外是自己有多轻飘和兄弟有多重要。在家里，女性宛若无根的浮萍，却又逃不脱父权制的水域。在崇拜父权制的家庭与社会中，两性等级化的建构暗示了“招娣”的悲剧。

“招娣”的存在，表明了女性永远是“祖荫下”的外人，这又会导致性别比失衡和婚姻挤压等恶果。很多时候，面对父母抚育时的忽略、同学相处时的尴尬和就业工作后的牺牲，“招娣”只能默默地承受，一次次地贬低与看轻自己，一次次地陷入再生产性别迷思的泥淖。 当她们勇敢改名，也就意味着对这些沉疴顽疾的“宣战”，意味着对女性本真性的寻找与确证，值得我们的敬意和掌声。

当笔者询问一位阿姨对“招娣”的看法时，她表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很多人叫，为了想要男孩”。事实上，“就是这样”四个字显示出了这样的事实： 父权制的文化惯性和其现实土壤同样强大到“可怕”。 不论“前喻文化”的传递机制还是“文化堕距”的现实表征，都表明 改变男性统治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面对“招娣”背后的父权制认知，要摧毁“招娣”存在的语境，实现民法典中对姓名权的尊重，我们还有一段不短的路途要前行，并且还有很多的努力要去做。但 “招娣”改名所显露的性别平等意识萌芽，无疑是珍贵而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