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河治理背后的故事

古代黄河治理

那么,这背后具体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事关漕运
早在秦汉时,帝国中央政府为了实现粮食征集和地区间的供求平衡,特别是为了保证京师地区的粮食安全,就已经开始了不同区域内粮食的转运。
后来这一活动不断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国家制度,并在古代长期延续存在,即我们所熟知的漕运制度。在运输方式上,漕运主要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从整个漕运制度的运行来看,海运与河运相比,除元代和明永乐以前海运盛行之外,河运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清代,嘉庆、道光之前的漕运主要是通过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实现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余公里,历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六省市。
由于京杭大运河所经过的地区地形复杂,地势高低不平,部分河段又逆河之性,加之其间横越长江、淮河和黄河,要实现漕粮运输的通畅,实属不易。虽然漕运的主河道是运河,但运河畅通与否又受到黄河、淮河的影响。因此,若想保证漕运畅通,调节好黄河、淮河、运河三者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宋金之际,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苏北入海,在淮安清口附近与淮河、运河交汇,使得三条河流之间关系密切,错综复杂。由于黄强淮弱,淮不敌黄,黄河夺去了淮河入海口,淮水往往泛滥成灾,洪泽湖被河水倒灌,整个江淮平原一片汪洋。

每逢黄、淮为灾,黄、淮两水便一起涌入运河,结果是泥沙积淀,堤坝崩塌,运道大受影响,多处航线淤塞成陆地。“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清康熙初年(1662年),黄河夺淮旧道入海,黄淮倒灌直冲运河堤岸,大量泥沙被带进运河,以致河身淤浅升高,漕粮运输中途梗阻。

此外,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时,淮安清口至徐州一段的运道是利用了黄河河道的,所以这一段河道实际上是黄、运合一。

虽然这一做法在当时节省了人力、物力,但这一段运河河道的命运从此与黄河的命运息息相关了。黄河一旦泛滥,便会殃及淮河,与之相连的大运河也受害不浅,漕运也因此受阻。

元代时,京杭大运河山东会通河段经常受到黄河决溢的冲溃。明代,徐州以上黄河发生北决时,必定冲毁会通河,夺河东流,致使运河中断

清初,黄河河道四处溃溢,波及范围甚广,危害甚大。黄河中游决堤波及淮河,也影响到了漕运。《清史稿》载:“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古沟、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余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

2   主要措施
针对黄河夺淮入海和黄、淮为害运河的情形,为了维护漕运的畅通,清初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做法,主要采取蓄清刷黄、借黄济运、避黄保运和遏黄保运等措施来应对水患,维护漕运。

一是蓄清刷黄。明朝万历年间,潘季驯率先使用这一办法。其具体措施主要是利用清江以上的洪泽湖,尽蓄淮河之水,并筑高堰,抬高水位,然后注入黄河。

清初沿用了这一做法,并在洪泽湖口开挖一些引河来冲刷清口。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将泥沙推移到了下游海口,泥沙含量并没有因此减少。

所以,在初期虽然起到了刷深河槽,减少河口以上河道淤塞的效果,但是,随着大量泥沙在海口淤积,水流速度减缓,河床淤积加快,新的决溢又产生了。清乾隆以后,清口淤积日益严重,黄水倒灌之事常有发生。

二是借黄济运。因运河水源不足,故借黄河倒灌入湖之水增补运河的水量。黄河含沙量很高,运河在借黄济运的同时,也引来黄河的泥沙,黄河泥沙不断沉淀,导致河道变浅,给漕运带来新的困难,又不得不进行挑浚疏通,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三是避黄保运。自明代中叶到清代前期,为避开黄河之险,使运河有自己的河道,不再利用黄河作运道,曾多次改筑运河河道。例如明嘉靖年间开南阳运河,明万历年间开伽河,清康熙年间开中河。上述努力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特别是淮河以北的运河与黄河分离后,航运状况大为改观。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问题不断产生。

由于黄河长期夺淮入海,淮河下游泥沙淤积,排水不畅,黄水倒灌,使江、淮之间的运河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离开了黄河,运河的水量往往不足;

2)虽然开通了新河道,但新河道距离黄河较近,如清康熙年间开挖的中河与黄河仅一堤之隔,仍不免受黄河之患。

四是遏黄保运。因黄河洪水时水势凶猛,经常冲决阻运,所以需要对其遏制。其主要方法是在运口坚筑控制闸坝,抵御黄水入侵。明万历时潘季驯修建滚水坝和靳辅治河时修筑减水坝,都是从这一角度考虑而修筑的。

上述诸措施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效果不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淮、运河之间的问题。《清史稿·河渠志》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盖清口一隅,意在蓄清敌黄。然淮强固可刷黄,而过盛则运堤莫保,淮弱未由济运,黄流又有倒灌之虞。”
纵观历史上黄运关系,不难发现运河离不开黄河,不利用黄河水的话,运道水浅行船不便,利用黄河水的话又会因为冲决过甚,运道又有淤塞之虞,利用淮水可以起到刷黄的效果,但是淮水过强又会危及运堤安全,淮水过弱又起不到济运的作用,黄水又会发生倒灌。黄、淮、运三者相互掣肘,三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尽量补偏救弊。
3   漕运受阻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黄河河道年久失修,“官窜夫逃,无人防守,伏秋汛涨”,致使堤防不坚,经常泛滥决口,河患十分频繁。彭雨新对清顺治初年(1644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水患情况加以统计: 顺治年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15次,康熙年间决口46次,仅清康熙元年(1662年)就达6次之多。

从清顺治初年(1644年)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政府虽然在治河方面下了不小的力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五易河道总督,但均未取得明显的治河成效。相反,河患日甚一日,往往是堵东决西,堵南决北,贻误时日,素称财富之区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困苦”。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持续大雨,黄、淮并涨,导致各处又发大水,决口30多处,淮扬地区灾情的疏报,纷至京师。河道之破坏与灾害之惨重,已达到了极点,水患的治理已经刻不容缓。

不仅如此,黄河水患还直接导致漕运严重受阻。

由于清朝财政物资运输主要仰仗漕运,官俸、军饷全赖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每年多达400万石的漕粮供应,所以,一旦漕运受阻,就会导致每年的漕粮无法照额完解,也不能按期运抵京师。漕粮无出,财政收入变成了无源之水,以致国库空虚,仓储无存,人民愤而揭竿起兵,社会严重动荡不安,清朝的统治陷入不稳固的状态之中。

4   重视治河
康熙皇帝亲政伊始,对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河患的严重性,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每当发生水灾,他便立刻派人巡视河工,绘图以进,及时掌握受灾地区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三大事之中,河务又与漕运息息相关。能否把河道治好,直接关系到漕运是否通畅。
特别是在“三藩之乱”已经爆发的情况之下,保证漕运的畅通,使南方的漕粮顺利按期运至京师,不仅关系到战争所需粮饷能否及时发放,也直接关系到京师皇室食用、王公官员俸禄及八旗兵丁的口粮之需。一旦漕运运送出现问题,便会直接威胁到京师和畿辅地区的稳定,前方官兵的战斗士气也会大受影响,平叛进程也势必因此放缓。此等形势下,平稳的河道和顺畅的漕运显得更为重要了。
因此,尽管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康熙皇帝仍把河道的治理提上了工作议程,给予高度重视。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
黄河又发大水,沿岸堤防决口之处甚多。康熙皇帝考虑到“淮、扬等处堤岸溃决,淹没田地,关系运道民生,甚为重大”,遂于同年十月派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前往淮、扬省视河工。行前,他特别叮嘱:“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特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勘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勘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
通过这道谕旨,康熙皇帝明确提出了治理河工必须坚持“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原则。这不仅表明了康熙皇帝根治河道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折射出河工的治理并非易事,无法一蹴而就,需要从长计议。
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
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回报,河道总督王光裕题报虚假,贻误河工,“全无治河之才,以致河工溃坏”,请革其职,“另简贤能”。事关重大,为了确认冀如锡、伊桑阿等人的回报是否属实,康熙皇帝又派吏部侍郎折尔肯、副都御史金俊前去阅看,结果以“察审得实”,将王光裕革职。
5   起用靳辅、陈潢
起初,康熙皇帝委任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在幕僚陈潢的辅佐下开始治理黄河,他们推崇明朝治水专家潘季驯“束水攻沙,以河治河”的治理思想和方法,以“束水(合流)攻沙”作为主导方针,用减水坝来“分流杀势”,用以应对黄河的暴涨,并创建了“分黄助清”一法,既宣泄黄河的非常洪水,又增加洪泽湖的刷黄水源。
经过自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至二十年(1681年)的三年治理,取得了黄河安澜、运河畅通、漕运顺畅的大好局面,实现自清朝入主中原以来的第一个河道大治时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第一次南巡,见河无冲决,漕艘无误,充分肯定了靳辅治河“卓有成效”。
靳辅离任后,康熙皇帝先后委任马斋、王新命、董讷、于成龙、张鹏翮、赵世显、陈鹏年等人为河道总督。后来,黄河北迁,但清代基本上都遵循了靳辅、陈潢所施行的治河方针。
来源:水与中国网、黄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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