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心与神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

如何保养我们的身体,如何安放我们的心,这是人生问题中最基本的两大问题。前一问题为人兽所共,后一问题乃人类所独。
心总爱离开身向外跑,总是偷闲随便逛,一逛就逛进了所谓神之国。在人类文化历史的演进中,宗教是早有端倪,而且早有基础了。肉体指的是身,灵魂指的是心。心想摆脱身之束缚,逃避为身生活之奴役,自寻它本身心的生活,神的天国是它向往的乐土。任何宗教,都想死后灵魂进天堂。不只说有灵魂的佛教,则主张无生,憧憬涅槃。
心离开身,向外闲逛,一逛又逛进了所谓物之邦。科学的萌芽,也就远从人类文化历史之早期便有了。本来要求身生活之安全与丰足,时时要役使心,向物打交道。但心与物的交涉经历了相当久,心便也闯进了物的神秘之内圈,发现了物的种种变态与内情。心的智慧,在这里,又遇见了它自己所喜悦,获得了它自己之满足。它不顾身生活,一意向前跑,跑进物世界,结果对于身生活也会无益而有害。
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相传达摩祖师东来,中国僧人慧可在达摩前自断一手臂,哀求达摩教他如何安他自己的心。慧可这一问,却问到了人类自有文化历史以来真问题之真核心。至少,这一问题是直到近代人人所有的问题,是人人日常所必然遇见,而且各已深切感到的问题。达摩说:“你试拿心来,我当为你安。”其实,达摩的解答有一些诡谲。心虽拿不到,我心之感有不安是真的。禅宗的祖师们,并不曾真实解决了人类这问题。禅宗的祖师们,教人试觅心。以心觅心,正如骑驴寻驴。心便在这里,此刻叫你把此心去再觅心,于是证实了他们无心的主张,那是一种欺人的把戏。所以禅宗虽曾盛行了一时,人类还是在要求如何安放心。
宋代的道学先生们,又教我们心要放在腔子里,那是不错的。但心的腔子是什么呢?我想该就是我们的身。心总想离开身,往外跑。跑出腔子,飘飘荡荡,会没有个安放处。何止是没处安放?没有了身,必然会没有心。但人类的心早已不愿常为仆役,早已不愿仅供身生活做驱遣。而且身生活其实也是易满足,易安排的。人类的心,早已为身生活安排下一种过得去的生活了。身生活已得满足,也不再要驱遣心。心闲着无事,哪能禁止它向外跑。人类为要安排身生活,早已常常驱遣它向外跑,此刻它已向外跑惯了。身常驱遣心,要它向外跑,跑惯了,再也关不住。然则如何又教人心要放在腔子里?
人心不能尽向神,尽向神不是一个好安放;人心不能尽向物,尽向物也不是个好安放。人心又不能老封闭在身,专制它,使它只为身生活做工具,被奴役,这将使人类重回到禽兽。如是则我们究将把我们的心如何地安放呢?慧可的问题,我们仍还要提起。
中国的孔子,他不领导心向神,也不领导心向物,他牖启了人心一新趋向。孔子的教训在中国人听来,似是老生常谈,平淡无奇。但就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看,孔子所牖启人心的,却实在是一个新趋向。他牖启心走向心,教人心安放在人心里。他教各个人的心,走向别人的心里找安顿,找归宿。父的心,走向子的心里成为慈;子的心,走向父的心里成为孝;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里成为忠与恕。心走向心,便是孔子之所谓仁。心走向神,走向物,总感觉是羁旅他乡。心走向心,才始感到是它自己的同类,是它自己的相知,因此是它自己的乐土。而且心走向心,又使心始终在它腔子内,始终不离开它的寄寓之所身。父的心走向子的心,他将不仅关切自己的身,并会关切到子之身。子的心走向父的心,他将不仅关切自己的身,并也会关切到父之身。如是则身心还是和合,还是相亲近,相照顾。并不要摆弃身生活来蕲求心生活之自由与独立,心生活只在身生活中觅得它自由与独立之新园地。这是孔子教训之独特处,也是中国文化之独特处。
心与神、与物和合为一了,那是心之大解放,那是心之大安顿。其枢纽在把自己的心量扩大,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扩大。如何把心之情感与理智同时扩大呢?主要在心走向心,先把自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他将会感到他人心还如自己心,他人心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慈父会感到儿子心还在他心里,孝子会感到父母心也在他心里。因此才感到死人的心也还仍在活人的心里。如是则历史心、文化心,还只是自己现前当下的心;自己现前当下的心,也还是历史心与文化心,如是之谓人心不死。
来源:钱穆《如何安放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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