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门琢砚顾二娘何以誉满大清
吴门琢砚顾二娘何以誉满大清
故宫博物馆收藏有一方砚台,名为《洞天一品端砚》。
此砚全凭天然端石所制,砚石上方开一横卧长方池,砚池边际刻夔龙盘绕纹,右下方刻篆书印“莘田真赏”、“十砚轩图书”。砚面左侧刻行书“非君美无度,孰为劳寸心”,下刻行楷书“康熙己亥六月任”款,砚右侧刻篆书“吴门顾二娘造”。
砚背右半部刻楷书铭文:“不方不圆,不雕不琢。略事磨砻,修德罔觉。如金在冶,如玉离璞。端州多才此超卓,晤言一室君子乐。”砚背左半部有篆书铭文“敦厚凝重,以为质也。温润密栗,以永式也。磨砺洒涤,以修慝也。日新不息,以崇德也。”
此珍藏之砚构图典雅,雕刻古朴,工艺精良。又经清初学者余甸、林佳鉴赏题跋,因而其“吴门顾二娘造”款式具有一定可靠性。
《洞天一品端砚》上所刻的“吴门顾二娘”是何许人也?她就是清初苏州吴门琢砚高手顾二娘。
顾二娘所制的砚台,广受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欢迎,以得到一方顾砚而自得并炫耀。乾隆丙午年,满清贵族舒仲山得到福州画师姚根云所赠顾砚一方,上刻有七绝一首:“绣出端州石一方,纤纤玉指耐春凉。摩挲细腻玲珑处,多谢吴门顾二娘。”舒仲山将此事记载于他的《随园诗话批本》中。嘉庆年间曾任工部尚书的张祥和,在他的《偶忆篇》回忆,他收藏有一方顾二娘所作的宋坑鹅池砚,“山水浑朴,双鹅戏池”,砚上铭曰:“琢者谁?顾二娘”。由于顾砚名望太大,因而出现过许多他人仿制的赝品。乾隆年著名文人阮吾山在《茶余客话》中说:“顾制其著者也,特无款识,不易辨别;凡细书八分款,吴门顾二娘制六字者,大抵皆伪。”
顾二娘的制砚技艺,还惊动了一位藏砚嗜者,引出一段佳话。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福建书画家黄莘田曾在广东做官,平生酷爱砚台收藏,其斋室特取“十砚斋”,自号“十砚老人”。他在端州任职时,喜得一块上品砚石料,“出入怀袖将十年”,一直等待着找一位制砚高手将此石打磨成品。后听闻吴地顾二娘是位制砚高手,解职后便专程长途跋涉来到江南吴中,将此石交由顾二娘琢制。顾二娘见老人心灵真诚,又不远万里来到姑苏,便为他琢磨了一方精美的砚台。从此,两人交往很深。此砚名《洞天一品端砚》,就是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方端砚。
顾二娘去世后,书画家们甚为惋惜,纷纷作诗凭吊。“十砚老人”黄莘田写下诗句:“古款遗凹积墨香,纤纤女手带干将。谁倾几滴梨花雨,一洒泉台顾二娘。”乾隆年著名学者陈句山亦作诗云:“淡淡梨花黯黯香,芳名谁遣勒词场。明珠七字端溪史,乐府千秋顾二娘。”
中国著名工匠如灿烂群星,但留下姓名的却不多。一方方宝砚是采石工人、雕琢工匠艰苦辛劳、巧思妙作的成果。历史上,由于砚工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的名字与事迹多不见经传,记载很少。顾二娘算是个幸运儿,事迹在史书中有所记载、作品在收藏界奉若珍宝而名誉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匠,为何享有这等荣耀?
应该说,首先是由于她自身的天分与努力所致。
综合《吴门补乘》等史料记载,顾二娘本姓邹,嫁到世代以治砚为业的顾家。她的公公是顺治年间姑苏城里有名的制砚高手顾德麟,号称顾道人。他制砚技艺高超,镌镂精细,制砚作风“自然古雅”,因而在当时“名重于世”。顾德麟死后,制砚技艺传给了顾二娘的丈夫。可是她丈夫不寿早逝,于是顾二娘便继承了制砚这门手艺。顾二娘心灵手巧,又肯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制砚技艺,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顾亲娘”,称她制作的砚台为“老亲娘砚”。
顾二娘不同一般工匠之处,在于她的制砚美学观。她常与人谈论说:“砚为一石琢成,必圆活而肥润,方见镌琢之妙。若呆板瘦硬。乃石之本来面目,琢磨何为?”她主张“效明代铸造宣德香炉之意”,追求高雅之美。因而她制作的砚台“古雅而兼华美,当时实无其匹”。顾二娘掌握一套特殊的本领,相传她能用脚尖点石,就能够辨识出砚石的好坏,因而人们又称她为“顾小足”。她虽然是名重于世的制砚高手,但她从不肯粗制滥造,态度十分严谨,追求执着,“非端溪老坑佳石不奏刀”,“生平所制砚不及百方”,所以她制琢的砚台就更加珍贵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造就了顾二娘这个一代女工匠。
明清之际,苏州手工业发达繁华,为书画兴盛、玉雕砖雕、竹木牙雕以及砚石雕刻的发展,提供了工匠驰骋的广阔舞台和良机。明末清初,制砚工艺兴起因材施宜、巧色巧雕的艺术手法,即借助于砚石的天然色泽与纹理而巧夺天工地构图雕琢。尤其到了清代,由于满清统治者的爱好使然,同时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砚台图案纹饰上开始呈现无以伦比的繁复,在表现题材方面,则广泛超越之前的一切朝代。砚台的功能由实用品逐渐演变成工艺美术品,进而成为艺术收藏品。风格也由古朴向豪华,由简趋繁。由此,出现了如明初的叶瑰,清初的顾二娘等名噪一时的制砚大家,吴门派也以形式简朴自然、风格平淡雅逸而名扬天下。
明清两代,砚的制作向艺术化发展,砚上镌诗题铭之风盛行,已为供人赏玩的艺术品。当时不少文人以收藏多种砚台为嗜好,康熙年学者潘耒,爱砚成癖,藏砚盈屋,闲时独坐屋中,摩挲拂拭,百观不厌,自以为乐,人称“石癖”。乾隆年学者纪晓岚,也以好砚著称,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九十九砚斋”,所藏的砚多为精品,而且砚心有铭,铭皆有深意。而且,砚台不仅为文房四宝中的精品,而且作为最高级的礼品加以赠送,以此寄托文人之间深厚友情。当时,清宫藏砚尤多,都是历代名家珍藏之物,并有《西清砚谱》为记。其中,仅石砚就有一百四十五种,皆为稀世珍宝。如此集砚成癖的风气,自然促进了制砚工艺的提高。
同时,中晚明以后,清玩文化的延伸,导致工艺品上升到与文人传统中的诗画并重程度,百工技人的地位随之提高。清代不少工匠具有文人气质,大多兼具诗画之能,其所制器物工艺精致,品第清雅,与文人审美情趣暗合,故备受文人推崇。黄莘田等学者与顾二娘的交往和友谊,充分说明了当时文人与工匠之间互相尊重,精神共通,相埒切磋的和谐氛围。
可惜的是,顾二娘生前膝下无子,虽以娘家侄子顾公望为嗣,曾应诏进京入宫专为宫内制砚,当顾公望也无子,因而顾氏制砚世代家传之手艺,就此中断绝后。然而,顾二娘那些“古雅华美,实无其匹”的顾砚珍品和那种精雕细琢、善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却已永垂砚史,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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