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犁)农桑苍生总关情( 书屋)(周朝晖)
周朝晖
孙犁一生爱书,至死不渝,可谓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无论身处哪一种境地,他都会利用一切条件,想尽一切办法读书。以书为中心,其间所发生的觅书、买书、藏书、补书、写书等,则构成了他读书生活的一大内容。他叙述的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的文字,令人动情动容,“我的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爱书之情至死不渝”。而在晚年,他的读书倾向发生很大变化:“但我现在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文学转入历史和其他领域的杂著”,所谓历史和其他领域的杂著,就是我国古代目录典籍中的经、史、子、集各部;所谓的杂著,就是隶属于子部之下的谱录和杂著,这方面的内容非常庞杂,数量非常庞大,可以说宇宙乾坤之大,虫鱼草木鸟兽之细,无所不包,也显示了孙犁的趣味之广。如本文所着力关注的“农桑、畜牧、花卉书”,从我国传统的目录学划分来看,这些书,基本都可以归入农家之书。
“农家”,又称农家者流,始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别录》、《七略》中,班固修《汉书·艺文志》沿用下来,有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与九流十家同列。所谓农书,就是“农桑种树之书”。用今天能的话来说就是“讲述中国固有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著作”。我国古代农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庞大,举凡农耕、园艺、蚕桑、畜牧、兽医、林木、渔业乃至农产品的加工、储藏和烹饪等众多门类。《艺文志》为农家之书单独设类,于“诸子略”类目下著录东汉以前所见的农书九部一百一十四篇,成为我国书志著录农书之滥觞,并成为各种官修私著目录书的传统。
在孙犁所藏读的农桑之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实在令人惊叹!比如,以综合性农学典籍而言,有《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钦定授时通考》、《裨农撮要》;专业性著作看则有《蚕桑萃编》、《司牧安骥集》;植物学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园艺类有《群芳谱》、《钦定广群芳谱》、《秘传花镜》、《花经》;草药书有《本草纲目》;农耕图谱则有《耕织全图》等,真是洋洋大观,以我寡闻浅尝的农学知识来看,文中这些书目几乎可以作为专事从事农学研究的装备,况且根据孙老的透露,《四库全书》子部农家类“其重要者,余皆置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条目下所著录的历代综合性农桑著作计有十九部二百五十三卷;如果再加谱录类中“关系农业”的园艺类即“草木鸟兽虫鱼之属”,那是一个更为庞大的数量(近百种五六百卷)。作为一个并非以农学为本业的作家来说,对农书兴趣之深,涉猎之广,我想在作家中大概鲜有比肩者吧。
孙犁生命中与“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有着诸多不解之緣。孙犁,原名孙树勋,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一个农家,自幼在华北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农村长大,对乡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尤其是对农村、农民、农事,都有很深的感情。他生肖属牛,后来从事写作给自己取笔名“孙犁”即源于此。此外,他曾用过的笔名也大多与农桑的耕耘稼穑有关,最常用的如“纵耕”、“芸夫”等;他的书斋名“耕堂”;他最喜欢的一枚藏书票是一位老农扶犁耕种的印刻画儿,上端写着:“爱读书。”他曾在各种场合说过,“我对农村、农民有天然的亲近和爱好”,对故土农桑的深厚情怀终生不渝,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与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犁,文学创作上仍旧立足于乡村的经历和记忆。一方面,这显示出故乡土地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之深;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城市的生活和时代的风气难以适从,他的写作开始游离于主题话语的边缘。个中固然有诸多深层次的因素,但从文学本源论这一题目来看,则与远离熟悉的土地与生活的滋养不无关系。就像扎根华北平原、伟岸笔直傲然挺立的白杨树,一旦离开深厚的土壤就会枯萎凋零一样,进入大城市的孙犁在创作上,一度面临了出道以来的最大的困惑和危机。他在《无为集》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
孙犁对农书不只是出于个人的偏好或趣味,或止于扩展知识的另一种渠道法门,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的体验和思考,显示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化底蕴。
他的农书读记虽然未必系统,但吉光片羽,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洞见。在反思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时,既认识到这种农耕传统对于缔造华夏文明的丰功伟绩,也看出中国农业社会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历代封建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长治久安,都采取“农本商末”的政策,鼓励农业,限制商业发展,并由此形成一整套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不过,由于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矛盾,儒家的这类学说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理想色彩,其中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比如对于统治者倡导的“农桑致富”,在出身农家、熟悉农民疾苦的孙犁看来,殊为不易;他抚今追昔,感慨不已:
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
两千多年来,农业一直是封建社会国家的立国之本。魏徵在《隋书·经籍志》说:“农者,所以播五谷,以桑麻,以供衣食者也”,这是典型的“以农为本”的儒家农业观,也就是“书叙八政,其一曰食,其一曰货”,孔子说“所重民食”,就是要求统治者将解决人民的保暖问题作为施政中的头等大事。作为从小生活在农村又受过当时较好教育的农民子弟,孙犁熟悉农村,深知农村的稳定、农民的处境、农业的盛衰关乎国运——所谓“三农”问题,在漫长的历史阶段曾是国家安危的晴雨表。孙犁对晚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一书尤其推崇,单篇读书记就写了两千多字,可见感怀尤深,某种意义可视为孙犁的“农学观”,有云:“徐光启的农书,在记录古代农学典籍中切实可行者以外,还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技术和手工业技术,眼界宽思想开放,其农书可以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媲美,同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
他敏锐地看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写于风雨飘摇的晚明,此书一大半篇幅在讲荒政,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徐光启是贾思勰以来最伟大的农学家,他花费近三十年研究和实践写成的《农政全书》,不但总结了我国四千年农耕文化的宝贵传统,还引入了当时西欧的农畜牧业技术。此书正是徐光启在“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本着救民于水火的使命感写成的农学经典。此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付梓,六年后明帝国在内外交困中灭亡。孙犁见微知著的史识,由此可见。
《农政全书》的读后记内容十分丰富,包含的信息密度极高。从此书的阅读出发,孙犁对我国古代农书、农业传统与文化、国民生计与国家安危、传统读书人与农村等等做了论述,有时只是短短一两句话,却多入木三分的识见。如在讨论古代士大夫的谋生之道时说:“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
孙犁大概洞察了某些核心问题,并参以史籍的阅读与人生阅历来佐证,零星思索闪烁着智慧之光,显示对中国农村这个题目思考的深度。类似这样的见解文中俯拾皆是,相信经过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梳理研究,一定会有所发现,对于更深入理解孙犁,特别是其晚年的思想的与文学,无疑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