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朴生 王运国 ‖ 柏乡崇光寺的今生往事
新落成的崇光寺，坐落在柏乡县北牡丹小镇花王路，位于汉牡丹园之右，原十里铺粮站之左，其原址在柏乡县城东街。2010年10月25日在新址举行奠基法会，2011年5月10日古佛被请进主殿正位，2013年元旦举行释迦古佛重现五周年和大雄宝殿落成庆典。时至今日崇光寺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一千七百年的古寺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沿着千秋大街进入花王路，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三间四柱七楼高大的石牌坊，正中额上“崇光寺”三个描金大字系欧阳中石先生所题。牌坊正面书有两幅对联，其一：千秋亭前群贤云集香火盛；神花园右千年古佛佑众生。其二是“北魏名刹荟萃五山利有情证菩提慧传千载，大唐古佛独尊九界弘无上演般若福佑万灵”。落款：辛卯仲夏刘艺书。
石牌坊北是山门，走进山门正面大殿是天王殿。正中悬有“崇光禅寺”的匾额：上款 俗家弟子李惠成供养 住持释万农监制；落款 佛历二五六三年三月十五日 公元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张xx书（不知何时为何“崇光寺”加了一个“禅”字）。门口对联：佛前都是有缘人相亲相近怎不满腹欢喜；世间尽多难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肚包容。抬头，佛历二五六一年六月初二；落款，北京新梦想商学院乐捐。殿内有四大天王像。
天王殿北是放生池、观音菩萨露天雕像，往后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崇光寺的核心建筑，大雄宝殿中端坐着盛唐落成的释迦牟尼石佛造像。该像高3.25米，重约8吨，系华北地区最大的单体石佛，为一级文物，价值连城。大雄宝殿左側是药师殿，右侧是弥陀殿。殿前立有重修崇光寺碑两通：右侧是明代正统年间所立，左侧是2011年所立。为便于了解崇光寺的重修情况，仅将公元2011年夏吉旦立“重修崇光寺碑”，史云征（后渤海村人）撰文，邢俊杰书丹的碑文抄录于下，文曰：
崇光寺原宗圣寺旧址柏乡县城东街之阴古刹，始建魏晋，盛于初唐。明正统丁卯五月十三英宗撤旧立新，敕赐崇光寺名。延及清末，历岁既久，渐以倾圯，巍巍石佛，不知所终。公元二零零八年元旦吉（乙）卯因城市建设，旧地啟工，石佛再现，佛光普照，彩霞熠熠，一时万人空巷争瞻佛容，旧遗盛唐释迦成道至尊，高盈十尺，禅定宝印结跏趺坐，法容脱俗，魂魄大成。旧碑有述：石佛穹然而高，若像微湿津津然如汗，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比年亢旱，邑令吴復祷于石像，果大雨三日，田野霑足，禾黍倍收，柏乡皆称佛之灵益。嗟乎，崇光寺幸哉！千年佛欣逢盛世，国泰文昌政和善兴，八方乡民钟情谏言重建古寺，安置佛身，秉众人心愿，置县北十里神花汉牡丹西，宝地四十余亩为禅院新址。县委书记王志伟、政府县长冯秋梅高度重视，且心仪力行。万晨法师广募善款重建殿宇，修葺佛身。历经四载工程落定，槐阳福地吉祥之属，复兴之举，众望所归。重建崇光禅寺旨在传承弘扬柏乡历史文化，打造旅游产业，振兴地方经济，造福柏乡万众之民生。 荐此精忱，昭告万众，恭谨乡里，佛法有灵必当福佑一方。正襟作铭，永固纪念。
撰文史云征 书丹邢俊杰 崇光寺常住立 公元二零一一年夏吉旦
崇光寺之所以能够易地重建兴起，与它显赫的历史有关。由于代历久远，历史往事多有丢失，有的误传，今将“崇光寺历史往事”与大家分享。
一、崇光寺石佛显灵是怎么回事
崇光寺明代正统年间重修至今近600年间，大部分时间里坊间盛传着崇光寺石佛显灵的故事。众多信士对佛更是顶礼膜拜，男女老幼多有拜佛治病的风气。其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经查志书和石碑得知：正统十三（1448）年，明翰林太原王英所撰《崇光寺记》、康熙十九（1680）年《柏乡县志》、乾隆三十二（1767）年《柏乡县志》、民国版《柏乡县志》、新版《柏乡县志》、2011年《重修崇光寺碑》，以及有关崇光寺的介绍，都记载着这样的内容：崇光寺“石佛穹然而高，若像微湿津津然如汗，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比年亢旱，邑令吴復祷于石像，果大雨三日，田野霑足，禾黍倍收”。这样的记载似乎印证了坊间崇光寺石佛非常“灵验”的传说，使人们更加对石佛产生“神秘感”、对石佛更加敬畏。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可知道，这本来就不是秘密的秘密。我们知道：崇光寺石佛由于体质硕大置于室内，石质佛体温度相对气温较低，就会吸收空气的热量。当空气湿度较高时，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水珠附于石佛体表“津津然如汗”。空气的高湿度，与大雨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农谚曰：旱蛤蟆叫，水瓮津，你要不信是犟筋；长虫过道水瓮津，您要不信拔艾根。意思就是“蛤蟆叫”、“长虫过道”、“水瓮津”都是下雨的前兆，很快就会下雨。“水瓮津”与“石佛津津然如汗”道理相同。致于“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只不过是王英所闻，亦或是心理疗法特例而已。
再细读各时期的记载和评论，又略有不同：①明翰林王英撰文，在记载此事之前有“又闻”二字，记事后又有“柏人咸称佛之灵异，皆少监之诚所孚也”。故“遂并书之”。②乾隆版《柏乡县志》记事后仅有“遂并书之”四字。③民国版《柏乡县志》在记述此事之后评论曰：“此真谬说也！今寺庙倾颓，石佛露坐，熏天烈日，暴雨激之，左臂已破裂将脱，所谓石佛神灵果安在哉？”④新版《柏乡县志》记事之前有“碑文曰”，记事后有“以记其神异之兆”。⑤2011年《重修崇光寺碑》记述此事之前曰“旧碑有述”，后有“柏乡皆称佛之灵益”。由是观之，记同一件事，记法不同，效果不同啊！
崇光寺为什么能够得以易地重建呢？
崇光寺之所以能够易地恢复重建，并非在于石佛之“灵异”；并非“有疾者濡之，其疾即愈”；并非天旱“祷于石像”即可“大雨三日，田野霑足，禾黍倍收”。而在于石佛出土赶上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大石佛有价值连城的艺术价值。
关于石佛的艺术价值，文管所的史云征曾在《邢台日报》上撰文做了详细的介绍：石佛青石质，为释迦牟尼成道像，左手执禅定印，右手执触地印，通高3.25米，重约8吨。是我国唐代中期大型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品，体现了我国唐代雕塑艺术的价值取向及艺术成就。其形体丰腴，仪态稳健，面容华贵，情感丰富，眉宇间彰显着生命的活力。这种颇具人性的造像风格，是我国中唐后期佛像雕塑艺术的突出特点和时代特征。这样的经典作品在中国古代传统佛教造像艺术史上达到了顶峰，反映出公元7世纪前后佛像雕塑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生活化”的突出特点。
史云征认定，崇光寺青石佛产生于唐代中期。其理由是唐代之前的多“秀骨清像”，服装“褒衣博带”。魏时手法朴实、简洁、平静、安详具有浓郁的生命气息。北齐造像拘谨，缺少动感，挺拔有余，衣纹更显“曹衣出水”之势。唐代作品愈见严谨、洗练，体态丰腴，极富世俗人性。北京服装学院邱忠鸣教授是我国研究佛教造像艺术的专家，她专程来柏乡考察，认同柏乡崇光寺青石大佛产生于唐代的观点。认为柏乡青石大佛价值罕见，堪称国宝。一是它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特别是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高水平。它融佛教、艺术、东方文化于一体，体现了佛教的尊严、艺术的浪漫和东方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二是它体形高大，高3.25米，重约8吨，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尊单体石像。三是它制作精美，它通体用一块石料制作，上下比例均衡，造型大方、精细，让观者有一气呵成之感。
正是由于崇光寺石佛的艺术价值连城，才有了今天的易地重建。柏乡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保护国宝大佛”，“促进旅游业”才完成重建工作。故有诗曰：喜逢盛世佛现身，艺术价值惊煞人。县委政府做决定，易地保护迁城北。
二、英宗敕赐崇光寺名的来龙去脉
说到明代柏乡宗圣寺重修一事，几百年来最能引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明英宗敕赐崇光寺名之事。那么英宗为什么要给宗圣寺重赐新名呢？据《崇光寺记》“正统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司礼监少监孔哲言：柏乡有寺曰宗圣寺，创自古昔，历岁既久，渐以倾圮。寺僧欲改作而力所不至。孔哲几经会计，所需资金数额巨大。孔哲遂自己出自资重修。经过众人共同努力，寺庙焕然一新。谨再拜稽首，请额以易旧名赐新名。英宗皇帝赐额曰：崇光寺。”
说到英宗皇帝赐名内情，首先要了解孔哲其人。孔哲是柏乡人，明代正统年间跟随英宗在皇宫为司礼监少监。明代宫廷设有“二十四衙门”，包括四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十二监（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神宫，尚膳，尚宝，印绶，直殿，尚衣，都知）。十二监的太监都是宦官，赐有品级，一般为四品官。十二监中的司礼监和御马监一文一武，是最为显赫的太监部门，宫中宦官无不尽心竭力，想进入这两个部门。而直殿监和都知监，只管理清洁卫生，没有什么权利。孔哲所在的司礼监是专门掌管内外章奏的，经常接触皇帝，就如今天的“秘书班子”。司礼监所设的提督太监掌督理皇城内一切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各役；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皇帝口述命令，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掌印太监掌管皇帝的玉玺；随堂太监如皇帝的贴身秘书。因此司礼监地位非常重要。
明代宦官的等级很多，刚进宫时只能当典薄、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升为监丞，再往上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孔哲虽为少监，也有品级，为五品官，享受俸禄，在司礼监中享有一定的地位。因此，虽然品级不高，但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接触翰林院的文人机会也多。因此孔哲自己出资重修崇光寺之后，有机会拜请英宗皇帝易旧名赐新；并请翰林王英撰写了《崇光寺记》碑文。
其二，要了解重修寺庙的时代背景。明朝为进一步稳定本朝的统治，大力发展儒、道、佛各教。据《河北通史》记载：燕赵地区庙会，就是在道教和佛教竞相宣传、竞争中加入贸易内容而形成的。佛教在与道教、儒教的竞争中得到发展。柏乡县信奉佛教的信士大增。《赵州志·杂考》记载：燕赵之俗，崇尚浮屠，庵观寺院，星罗棋布，虽穷乡邑香火不绝。由此可知佛教在本地的发展状况。更别说有着皇帝赐名招牌的崇光寺了。
孔哲重修寺庙请英宗皇帝赐名后，崇光寺名声大震。据《崇光寺碑》碑阴记载：在崇光寺重修期间，柏乡各村信士向崇光寺施捨香灯田地就达到360多亩及骡马等牲畜，施舍者计有上耕村（今六个上京村）信士孙玑同妻田氏、孙产礼同妻韩氏、孙矩、胡清30亩；孙彦智同妻张氏20亩，孙冕同弟孙海20亩（注：今孫上京人），王礼同弟王让15亩（注：今王上京人），赵允同弟赵谅15亩（注：今赵上京人），孟贵同妻张氏5亩。白露（楼）村信士石山同弟石泉、石玉喜20亩，白贵同弟白友、白全喜10亩，贾贵同弟贾伯、张喜12亩。龙华村信士杨春、杨贵、杨诚共20亩，王克中同妻赵氏20亩，王智同弟王宽、王亮、王勉20亩。内步信士张振同叔张全、弟刘兴共20亩，郭振同妻10亩，郭某同弟10亩，郭兴同弟10亩。马村信士张某10亩，蘭聚10亩。北阳杨贵10亩，南阳杨玘10亩，白阳村王某、王斌、王福全9亩，北鲁村王明、王清、王洁、王济女妙凤、王某妻捨骡马 X 匹。古城社石人、石攻、石顺发 X 亩，石明、石林、石某X 亩，赵俊13亩，赵祥15亩，李庆8亩，高某8亩。可见涉及面之广。当孔哲得知英宗皇帝赐名后，难怪“舞抃欣怿”（高兴的拍着巴掌又蹦又跳的意思）祗（zhi敬）谢圣恩，并祝皇帝万万岁，江山永固。少不了要举行一个仪式大大庆祝一番。
三、崇光寺石佛成像之谜
崇光寺石佛2008年再现后，经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一尊单体石佛像，价值连城，成像时间为唐朝中期。那么准确时间在什么时候，又是谁人出资主持修建的，修建过程是怎样的呢？
1、从崇光寺青石大佛的造像特征看，是在唐开元时期。
崇光寺石佛结跏趺坐菩萨像，左手执禅定印（指左手横放在左脚上，表禅定之意），右手执触地印（指右手直伸下垂，意思是能降伏诸魔），法相安详，顶部螺髻366个，双耳垂轮，慈眉祥和而秀长，善目低垂而深遂，隆鼻如峰，面额圆润而丰满。其身及四肢，尤其手之做工无处不细腻逼真，工艺美轮美奂，体态丰腴，身缠轻妙之衣，右臂佩戴臂钏，一般来讲这种佛像多为释迦牟尼佛的成道像。
还有一个细节，崇光寺石佛的右臂上佩戴着臂钏。臂钏是一种套在上臂的环形饰物，佩戴臂钏的多为菩萨（女相）。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成道相为什么是以菩萨相出现呢？邢台文化学者、原曾任柏乡县法院院长的苗庭宽先生认为：这和密宗佛教有关，崇光寺的石佛是密宗佛教的大日如来佛。密宗传入唐朝的时间是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公元716年至720年，也就是说，柏乡的青石大日如来佛造像的时间，在公元720年前后。
2、据宣务山摩崖石刻和柏乡开元石刻推断，崇光寺石佛成像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
张稼农《隆尧县宣务山文物古迹介绍》：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任邢州刺史时，主持开凿了著名的宣务山三窟，即千佛堂、心经石室和同声谷石室。共造像1380余龕，3500余尊，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或一佛二菩萨。此后，历五代、宋、金、元，虽多有修造，但规模影响均不及唐代之盛。换句话说，唐代是尧山石窟的鼎盛时期。《十三州志》記載：宣务山摩崖造像众多，造型优美。在千佛殿东为心经石室，此为南向室，高1.97米，东西长1.86米，宽1.49米。石室正中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系唐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柏乡县比丘妙竟造。《柏乡县志》有两条唐朝开元石刻的记载，一是柏乡城西赵村“玉台寺石塔”，塔上尚存二十余字，明确刻有开元年间建字样。二是“唐朝开元石幢”，此石幢系开元二十五年建，作八棱形，周围皆刻陀罗被经。旧在柏乡县城东街崇光寺书法最精最古。
根据以上记载，修建时间均在开元朝，并且宣务山三窟之一的心经室的落款时间很具体，为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署名柏乡县比丘妙竟。以此可以断定崇光寺石佛的成像时间就在开元二十五年，这个时间点与苗庭宽先生根据佛像特征推断的公元720年左右相吻合。
3、宗圣寺石佛的建造者是“柏乡县比丘妙竟”。
比丘妙竟开凿宣务山三窟之一的心经室，石室中雕刻的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这个佛是称为本师佛的释迦牟尼佛，二弟子是释叶尊者和阿难尊者，就是大雄宝殿在释迦牟尼像两旁的两位比丘，老年者为释叶尊者，中年者为阿难尊者。释叶也叫迦叶，释迦牟尼升天后，迦叶尊者继续统领徒众，后世称其为初祖。中年者为阿难尊者，是迦叶尊者的法定接班人。二菩萨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的右胁持，文殊菩萨千手千钵，为密宗的菩薩。宗圣寺石佛造像特点与宣务山心经室所反映的内容、密宗特征完全吻合，时间都在开元二十五年。心经室建造者为柏乡县人，宗圣寺又在柏乡县境內，而且二者均为浩大的工程，故此判断二者的建造者当为同一人，即柏乡县宗圣寺石佛为比丘妙竟所建。柏乡宗圣寺重建和石佛造像的建造，肯定会有石刻碑记，以告知后人。但在唐武灭佛时和在漫长的岁月中，石佛和它们的文字记载，一同遭到了不同程度毁坏和弃埋。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柏乡宗圣寺将会有更多的文物出土问世，历史留下的诸多谜团也会不断破解，来验证以上的判断正确与否。
4、崇光寺大石佛成像的经过。
首先，唐开元朝是柏乡县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之一，有两件事可证。一是时任柏乡县令的王佐带领民众开挖了千金渠、万金偃。其作用“以疏积潦”，并主要用于“灌溉农田”（据《河北简史》）。几经疏浚直到1958年，都发挥着效益，成为柏乡县开发最早、民众受益最大、受益时间最长的人工水利工程。二是明代冯梦龙所编《醒世恒言》第三十卷“李汧公穷邸遇侠客”记述了一个发生在柏乡的真实故事。内容为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长安落魄士人房德，经李勉相救免死，后来做了柏乡县县令。李勉丢官后听说故知颜杲卿新任常山太守，寻故知路过柏乡偶遇房德之后发生的事，意在教育人们做人要有良心，不要为财不规，这个故事在全国都有着长期影响。柏乡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佛教的发展繁荣，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崇光寺石佛的石料非常細膩，与北魏、隋、唐时期的碑刻、佛像同质。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时今河北中南部的碑刻、佛像大都来自于今隆尧县的干言山。开元朝干言山的石材采挖正处于高潮期，其后不久石源渐渐枯竭，繁荣不再。正是在干言山石材开采的高潮期，才有开采到了十几吨的大块石材。采集到大石材后怎么运输呢？柏乡城距离干言山虽然仅有30华里，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是要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成本的。据说确定石材后，首先选择路经，待到寒冬泼水成冰后，大块石材栓上大绳，在冰上借助简单的“滚杠”使用人畜力拖动，每天只能移动几十丈，所幸柏乡有着信奉佛教的雄厚的人力资源。石材运到柏乡崇光寺预定位置后，请来雕刻艺人就地加工、正位，而后建设大殿完成宗圣寺的重建工作。
另外，对于柏乡这批造像应当是在唐武宗会昌时期被彻底破坏的，经过这次最惨烈、最彻底毁灭后随即埋藏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一是2008年崇光寺遗址考古发掘发现，有数躯唐代之前的造像断裂处有钻孔修补接痕，应该是周武法难祸及这批造像后，僧侣们曾将上述残像经修补再继续使用所留下的时代痕迹。崇光寺石像确实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并没有明代之前大石佛被毁的直接证据。大石佛的面部没有人为刻意损毁的痕迹，对于石佛“左臂已破裂将脱”，据民国版《柏乡县志》的记述是因“熏天烈日，暴雨激之”的结果。据柏乡县最早的摄像师李震风后人介绍，解放前李震风曾拍照有石佛的照片，整体是完整的。又据长者回忆，石佛头部损毁和头部从整体断离的原因，是廿世纪五十年代建设工厂时挖坑掩埋大石佛时所为。
二是据有关资料记载：唐武灭佛时，在唐王朝疆域内，对毁佛令的执行，有的地方也是打了折扣甚至加以抵触的。“唯黄河以北，镇、幽、魏、潞四节度，原来敬重佛法，不拆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仅在此记之。
四、宗圣寺始建时间之谜
关于宗圣寺的建寺时间，明代正统十三年《重修崇光寺记》碑载：柏乡有寺曰宗圣寺，创自古昔。为什么叫宗圣寺一直没有说法，只有初建时间大概在北魏，或者如2011年立“重修崇光寺碑”所说始建魏晋。再具体的情况，为何取名宗圣，何时、何人所修？均沒有准确答案。经查阅资料，今将有关情况与大家分享
1、为什么叫宗圣寺？
柏乡的宗圣寺建寺之初就是一家佛教寺院，宗圣寺的“宗”字应当是“效法”的意思，因供奉佛教之圣人、佛教的精神领袖、佛教的始祖，故名宗圣寺。按照“宗圣”二字的理解，宗圣寺应当是本地区建寺较早的寺院之一，含有号召、普及佛教，竖起一个学习的标杆意义。柏乡的宗圣寺建立之后，在高邑（今固城店）建了“通圣寺”，在龙华又建了“圣德寺”两个带“圣”字的寺院，或許显露出建寺的初衷。
佛教有西方三圣和东方三圣之说，东方三圣是指药师佛，全称是药师琉璃光如来，还有他的两个弟子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他是佛教在中国传播时与中国文化的日月崇拜相结合而形成，喻意日月生于东方，以其光明遍照众生。东方三圣之说形成较晚，结合河北韩翠村崇光寺隋代佛像看，柏乡的宗圣寺供奉的圣不会是东方三圣。结合柏乡现存的大石佛、地藏菩萨本愿经经幢（似隋唐物，疑即彦琮之遗），以及唐开元比丘妙竟敬在宣务山开凿的心经石室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看，魏晋时期柏乡宗圣寺所供奉的圣也不会是单纯的今天所说的西方三圣。
宗圣寺始建时供奉的圣应当是佛师释迦牟尼，但是就佛像的外在造型来说，与韩翠村崇光寺隋代石佛像、与唐代“一佛二弟子”佛像，以及今柏乡新建崇光寺佛像来说肯定有所不同。因佛教初传是与儒、道教相融合传播的，当然佛像也会有着儒家、道家的因素。今柏乡新建的崇光寺大雄宝殿，中间的唐代单体大石佛像，就是释迦牟尼。两边两个比丘，右边老者是释叶尊者，释叶也叫迦叶，释迦牟尼升天后，迦叶尊者继续统领徒众，后世称其为初祖。左边中年是阿难尊者， 为迦叶尊者的法定接班人。
2、为何选址柏林关？
柏乡县建县前今县址叫柏林关，柏林关与柏乡、柏人好似是从生关系，也就是说柏林关比柏乡、柏人要晚一些。古代时柏乡一带35米等高线以上部分适合柏树生长，多柏树。自商代到南北朝时期，南自朝歌北通蓟州的大道一直通过柏人、柏林关和鄗地。因此柏林关交通便利，往来行人很多。再者，由于东西方向泜水流经，这里就成为太行山以东南北交通要道的一个“关口”，这就是柏林关名的来历。
《邢台通史》认为：中国崇尚佛教的源头，皆来自襄国。也就是邢台乃至柏乡是佛教在民间传布最早的地区，开始寺院的选址一定要在交通发达、人员来往众多的地方，柏林关正符合传教者要求。再者，宗圣寺的位置正好前有泜河（北齐路众墓志铭书“底河”），后有凤凰山（人工堆成），坐落于“柏林”之中。当时是非常适合建立寺院的。
3、宗圣寺初建时间约在公元320年左右，也就是石勒建立后赵国初期。理由：
一是根据2008年考古发掘出一躯刻有北魏正平二年的佛像来看，宗圣寺的初建时间不能是正平二年（公元452年），只能是在此之前。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知道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2月2日下诏灭佛，历时六年，到452年初被杀，全国寺院无一幸免于难。但是由于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进谏，虽然未被采纳，废佛的诏书却因此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灭佛运动告停，因此宗圣寺出土刻有正平二年铭文的佛像应当是恢复宗圣寺所雕刻。很难设想在灭佛期间，有人敢刻石造佛像。由于2008年崇光寺遗址没有出土正平二年以前的佛像，就认为正平二年是宗圣寺初建时间的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北魏建国之初是倡导道教的，从道武帝庙号中的“道”就能反映出来（本身是道教徒），到公元440—450年魏太武帝的年号也是“太平真君”。道教的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因此，存在宗圣寺佛像逃过灭佛毁坏的可能。发掘中没有发现灭佛前刻有铭号的佛像，也有可能是没有被发现。
二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东汉时传入中国。但直到西晋，佛教仅限于在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等上层社会有所扩散，并未在民间引起影响。据《邢台通史》记载，佛教较大规模流传中国于后赵时期，其传播者佛图澄堪称使佛教文化在中国发扬光大之第一高僧。佛图澄，本姓帛，天竺僧人，自幼出家后即“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文义”。他首次来华时，“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辩疑滞，皆阐若符契，无能屈者”。西晋士族所崇尚的玄学，与佛图澄的般若学在某些方面取得共鸣。此后，佛图澄“再到属宾，受诲名师”。他于永嘉四年（310年）再度来中国传教，正遇到“八王之乱”使其在洛阳立寺之志不果。他来到今邢台、柏乡一带看到当时的石勒“专以杀戳”，就以佛教感化他，并凭借一些小小的道术和手法而赢得石勒的信任，才有石勒即位（319年）后，佛图澄利用石勒的权势传播佛教的便利。历史记载：佛图澄以襄国为活动中心，在后赵弘扬佛教二十余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超过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规模空前”。柏乡距离邢台不足百里，后赵以襄国（邢台）为中心所建的这八百九十三所佛寺，宗圣寺必在其中，并且属于较早建立的寺院，故应在公元320年左右。
三是魏道武帝灭佛以前（446年以前），襄国、赵郡一带曾出名僧，比如佛图澄的大徒弟赵郡法果。他出生于335年左右，自幼削发为僧；60岁（皇始中396—397年）时，他在赵郡“传道”，讲授佛教理论知识，名声大震。魏道武帝拓跋珪听说后，以很高的礼节下诏书把他征召到京城，委以重任为“道人统”（统摄僧人的官）。70多岁（永兴年中409—413年）曾先后被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号，达到候、公之列，可谓红极一时，80多岁（泰常年中416—423年）死后，还被赠为“赵胡灵公”、“老寿将军”等。《邢台通史》认为：“中国崇尚佛教的源头，皆来自襄国”，赵郡法果能成为北魏首任“道人统”，如果没有早期佛教的发展怎么能成为名僧呢！
四是柏乡的民间传说，也可佐证崇光寺建寺与石勒有关，应在后赵时期。柏乡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奴隶石勒聚众议反被逐，遂在太行山麓招柏乡内步村古槐树兵买马聚众起首。一日行至鄗地泲水河畔休整，适逢一白须老道悠然而至。观勒面相，摇头不语。勒问其故，道口中轻吐“戒杀”二字，并留谶言“关外六里木鬼立，走小月生二十年”飘然而逝。众人不解其意。一老者示曰：木鬼为“槐”，此地距柏林关正好六里，乃在此栽槐之意。石勒遂栽槐树一株，以明起首事成之志。这就是“石勒栽槐明志”的故事。石勒当了皇帝，想起老道“谶言”視柏林关为发祥之地。栽槐之地后成为石勒建立赵国的“内务府”，后演变为今“内步村”。时至今日内步村仍有古槐一株，传说为石勒栽槐的第三茬槐树。以上传说虽无实据可考，或许为后人编造。但故事长期流传于柏乡一带确是实事。《柏乡县地名志》、《柏乡县志》关于内步村村名的来历记：相传战国时代，此处是燕、赵两国相争之地，赵国的内务府曾设于此，因而得名‘内部’，后演变为‘内步’。这个传说与上面略有不同，比后赵要早的多。但是，后赵的内务府与战国时赵国的内务府相比似乎更合理些。
另外，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柏乡有眭氏家族，多出文人，世居眭村（今营儿村）。眭夸，又名昶，与参与魏武帝灭佛的崔浩是同时期人，史记赵郡高邑人。父亲名邃，字怀道，是慕容宝的中书令。他的祖父眭迈，是晋朝东海王司马越军队中的参谋副官，后投奔石勒当了徐州刺史。由此可知当时高邑（治今固城店）的眭氏家族与后赵政权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柏乡一带的望族，还有居住在侍中村、李村、大李村、小里村的李氏；路博德、路温舒之后的路氏家族；鲁穆公后裔的鲁氏家族等等，应当都是佛教传播的参加者和支持者。文成帝的兴安元年（公元453年）后，宗圣寺很快就完成了重建。
作者简介：
王朴生:1949年9月生，柏乡县龙华村人,原在中央民族翻译局工作。爱好历史、古诗词,《北京诗词学会》会员。2009-9处级退休。热心于故乡柏乡县地方历史的探讨。编辑出版上合村《村志》及北京知青《集体户简史》。
王运国，1949年10月生，中共党员，柏乡县冯上京村人。1968年下乡，1970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部队文书、班长、柏乡县粮库调运员、柏乡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1985年后任乡长、乡党委书记，外贸局长兼外贸总公司总经理。热心于本县历史史事旳搜集与探究。1998年和2016年先后两次受邀参加2000年版和新版《柏乡县志》的编撰工作。其后，又参加了编撰《柏乡县革命老区发展史》和《魏裔介诞辰四百周年学朮研讨会论文集》。著作有：《上京拾遗》、《柏乡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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