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武昌（鄂州）拥有发达的金属冶炼制造业

武昌成为都城以后，众多驻军、官吏及百姓的物资需要急剧增加。孙吴统治者为了解决上述需求，曾利用当地的港湾与矿藏等环境资源，努力发展造船和金属冶铸业.武昌港湾有两座，座是西北的樊口，即樊川入江之口，在樊山或称袁山)的西侧，又称作樊港《太平囊宇记》日: “樊港，源出青溪山,三百里至大港，阔三十丈，水由并在县内界。”顾祖禹亦音“樊港， 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日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

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另座是前述 离城较近的钓台，因有大石临江可以垂钓而得名。”钓台港湾狭小，不及樊口宽阔，古人因此分别称钓台、樊口为小回、大回。非孙吴曾在武昌港湾设置大型造船工场，能够建造巨舰(《江 表传》日:“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试泛之钓台折。”禁《水经注》卷35《江水》亦云:“孙权装大船，名之日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律。”的台码头因为港湾狭小难以抵御巨浪，故算遇风暴时需要转向樊口大港停拍。如上述孙权在钓台圻附近试航巨舟，“时风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权日:‘当张 头取罗州。利拔刀向施工，日:“不取樊口者斩!'工即转 拖入樊口。”这些记载间接表明吴国在武昌设有建造装配大型船只的造船工场。

孙吴武昌还拥有发达的金属冶炼制造业。陶弘景《刀剑录》云:“吴主孙权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上有‘大吴'篆字。”②新中国成立以来，鄂州地区的孙吴墓葬中曾出土过大量的刀、剑、戟、削、弩机等铜铁兵器，“其中环首铁刀的数量最多，同一慕中有出3-4件者,且有长达86.6厘米的环首铁刀。”

另外,1977年8月25日在鄂州西山西麓的古井中出土双耳铜釜一件，其肩部有铭文日，“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腹部又有“武昌”和“官”字，表明出自当地官府作坊，在黄武元年222 年)一次就生产了这类铜釜3438件。除此之外，孙吴武昌的铜镜制造业也很著名，会稽、武昌是六朝时期南方铜镜的两大产地,武昌出土的铜镜数量甚至超过了都城建业健康)所在的南京地区，其中有相当数量带有建安、黄武等纪年并标明了“武昌”产地“孙吴中期墓出土的 龙虎纹镜的铭文中记有‘朱氏作镜’;新庙戴家山出土的龙虎纹镜的铭文中记有‘张氏作镜’;以及西山出土的普带纹镜中的铭文记有‘李氏作镜’等;其中明确记为会稽籍匠师者为鲍氏、唐氏和任氏，而鲍氏和唐氏又明记为“家在武昌，故他们应是被孙吴政权征调来武昌的工匠。”

鄂州市博物馆曾在当地发现过多处采铜和炼铜的古遗址，湖北省博物馆的技术人员又在吴王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外钻探出红烧士和炼渣的遗迹，城南则发现过炼铁遗址。学术界据此认为“如果再结合《晋书●地理志》所云‘武昌邵鄂县有新兴、马头二冶’的记载，更具体地说明了吴晋时期古武昌铜铁手工业的兴盛。”以上情况都反映了孙吴在武吕建都前后当地手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这往往和军事及商贸活动密切相关。通过上述各项措施，孙权在迁都武昌后巩固了当地的防务，从而充分发挥了该地作为军政指挥中心的作用。他以武昌为都前后只有8年221- 229年，在此期间获得了多次对敌作战的胜利。例如，黄初三年222年)闰六月在夷陵大胜蜀军，“临陈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黄初三年222年)九月至四年223 年三月，挫败了曹丕在南郡、需须和洞口的三路进攻。黄初五年224 年、黄初六年225年 ,迫使曹丕在广陵两度退兵。太和二年228年八月，在石亭大破曹休率领的魏军。“

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上述战役的地点尽管分散在长江沿岸上下,东西相隔甚远，但是孙权坐镇武昌,居中调度，应付裕如，故得以克敌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