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的麻烦】成为汽车界“黄埔军校”是宝马前进的硬伤

一个“离职潮”和“空降潮”频发的车企，即便它再强大再成熟，其前进的步伐，一定或多或少会被羁绊着。

2012年史登科退休，安格接任。2015年安格任期未满，被提前离任，康思远再接手。四年中，宝马以神一般的速度切换着中国市场的“一把手”，这在业内十分罕见。而在一定程度上，这更像是一场“岗位匹配度”的试水和拉练，适合的就留下，不适合的就离开。

更重要的是，“一把手”的卸任，带来的是其曾经磨合到位的精英团队的土崩瓦解，陆逸、戴雷、段建军、朱江等等，曾经那些在宝马岗位上的能人将才纷纷离去，掀起宝马一轮又一轮的人事动荡。仅去年一年，宝马中国及华晨宝马的人事调整就涉及13个职位变动，成为2015年高管变动最多的汽车企业。

时任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史登科（左）、宝马（中国）总裁史凯（左2）、华晨宝马总裁兼CEO康思远（中）、宝马（中国）销售副总裁许智俊（右2）、华晨宝马高级副总裁戴雷（右），目前在位的仅有康思远。

虽然宝马集团曾表示，在华高管人事变动不影响发展进程，“我们将不断加强本土化发展战略，引进新的产品。”然而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给宝马带来的深远影响正在发酵。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汽车市场的整体不景气和来自对手的追赶和挑战，另一方面是要在大规模人事调动中，将对公司产生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宝马所面临的问题和压力并不轻巧。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宝马近4年来的在华人事变动，或许颇为合适。2012年底，宝马大中华区总裁史登科的退休，拉开了宝马在高管层面人事变动的序幕。

史登科时代的宝马中国犹如一头行动敏捷的猛虎，让竞争对手胆寒。他在位的8年间宝马中国快速发展，本地化的施政纲领让宝马中国从他入主时销量不到2万辆，一跃达到了32.6万辆，8年时间增长了15倍。尽管此前销量基数已经非常大，在史登科离任的那一年，宝马仍保持了40.4%的增速。

快速发展的宝马中国，让时任宝马中国副总裁陆逸与时任华晨宝马营销高级副总裁戴雷名声大噪，并成为宝马深度本土化象征的符号。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业内猜测纷纷当史登科的继任者安格到来后，未必会重用史氏旧臣，这将加速“史登科时代”的人事大洗牌。

果不其然，就在确定史登科离任消息的13天后，追随他一同进入宝马中国，如同其左膀右臂的陆逸也离开了宝马，加盟捷豹路虎。不久之后，戴雷也随之离职，就在他加盟英菲尼迪不久之后，原华晨宝马西区高级销售经理何阔、原宝马中国MINI经销商发展高级总经理王媛，以及华晨宝马市场部高级经理刘旭等“中坚力量”均跟随戴雷加盟英菲尼迪，形成了一支具有纯粹宝马基因的管理团队。

就在圈内以为宝马的人事动荡到此结束时，2013年9月，时任华晨宝马销售副总裁段建军由于“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职位，选择赴北京任奔驰销售与市场执行副总裁。一时之间，将宝马推向本土化高峰的黄金组合变作了“分飞燕”。紧接着，10月14日刚被调往之诺团队的朱江办理了离职手续，与效力了10年的宝马正式告别。

当然从宝马告别的名单还有一长串：宝马中国市场副总裁朱力威、宝马中国公关总监焦晓阳、HR总监高鹤洁、金融销售市场总监刘军以及魔都媒体最熟悉的东区公关经理常昕等等，他们都曾是宝马的中坚力量，但最终都选择了离开，相继加入其它汽车公司和品牌。通过基层培养，再提拔重用，再到离职就任其他品牌，宝马就像汽车界的一所“黄埔军校”，为英菲尼迪、奔驰、捷豹路虎、雷克萨斯等其他品牌输送了大批人才。

然而，被人期待的“安格时代”的大船并未行驶多远，也被德国总部踩下了刹车。虽然当时安格替代史登科掌管中国，被很多人解读为宝马总部要对中国市场“收权”。然而三年的“试验期”后，尽管安格工作勤奋、为人谦和，但在突变的市场面前，这位熟悉经销商业务的德国籍高管在中国的业绩并不能让总部满意。

“其实，以宝马的用人风格，一定会为某个重要的岗位培养后备人才。”熟悉宝马的业内人士表示，宝马早都已经为安格安排了继任者，选择了已经在中国工作了7年时间，财务出身的康思远。2015年11月19日，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康思远接替安格，担任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职，成为宝马在华第三代领导人。今年4月1日，刘智接替许智俊担任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裁，许智俊在完成工作交接后，调任宝马集团亚太区担任高级管理职务，而这又掀起了新一轮人事洗盘的序幕。

动荡的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说过：“一般而言，人事比较频繁的变动原因可能与公司经营业绩不良有关系，也有可能是趁着换届‘非正常’的调整。”很显然，宝马这两年来的人事大变动，与这两方面的原因不无关系。

去年，宝马在华销量为46.37万辆，同比微增1.7%，在中国豪华车市场减速的背景下，宝马在中国的业绩虽然在德系三大豪华品牌里的表现居中已经不易，但客观来看，这一业绩确实拉低了宝马全球的增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安格的提前离任，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华的业绩有关，作为全球重要的市场，宝马绝不会让中国市场拖后腿，于是宝马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人员调整中。

在管理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根据战略要求对企业的领导班子适时地进行必要的调整，无疑是提高企业素质的保证。然而，过于频繁或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势必对企业的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随着史登科和安格的换届切换，造成了宝马大规模的人事洗牌，为宝马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临阵换将，兵家大忌”，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是如此，更何况在豪华品牌的竞争中，宝马面临着奥迪的压制，奔驰的追赶，甚至还有二线豪华品牌气势汹汹的来袭。

今年上半年，国产宝马销量增速仅为1.8%，而奥迪销量增幅达到了15.2%，国产奔驰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增幅更是达到39.2%，并且已经以14.3万辆的累计销量赶超了宝马14.2万辆的销量，这不得不让康思远和宝马感到压力倍增。

曾经，作为中国本土化佼佼者，宝马在华聚拢了大批优秀的本土高级管理人才，或者至少也是熟知中国市场的人才。虽然企业的人事变动不可避免，但宝马近两年这种人事变动频次明显高于以往甚至超越其他任何豪华品牌，一个“离职潮”和“空降潮”频发的车企，即便它再强大再成熟，其前进的步伐，一定或多或少会被羁绊着。同时在史登科时代以牺牲利润和品牌价值为代价的快速增长而引发的一系列动荡，也对宝马的调整和发展产生了深远且广泛的影响。

古人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人不对了，就什么都不对了。在宝马职业经理人的来来往往中，极大地降低了人员的忠诚度，他们无法预测到下一个离开或被离开的是否就是自己。而一味以销量和利润作为KPI考核标准为主而建立起来的企业文化，让宝马长远健康发展背后潜藏的问题和危机逐步浮出水面。【END】

   本文节选自《汽车公社》9月刊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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