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延续性：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中） | 托马斯·贝尔托诺
按：本文译自《布鲁塞尔周刊》，作者托马斯·贝尔托诺，美国教授，现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本文是对法国历史学家西尔万·古根海姆（Sylvain Gouguenheim）的《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基督教欧洲的希腊根基》（Aristote au Mont Saint-Michel: Les raciness grecques de l’Europe Chrétienne）的书评。原文篇幅较大，分三次发布，此为第二部分，约2500字。
第一部分见：西方文化的延续性：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上） | 托马斯·贝尔托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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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根海姆在《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一书中指出，希腊人的存在将古典时代末期和西方中世纪初期联系起来；这种存在持续了数世纪之久。“在欧洲中世纪盛期，许多地区为希腊人提供了避难所：起初是西西里，之后是意大利南部，再后来是罗马。”这些共同体襄助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并造就了以下历史名人，诸如阿格里真托的格列高利（生于559年），在晚年成为家乡的主教；锡拉库扎主教乔治，其本人于724年向阿拉伯人传道时遇害；Saint Gilsenus——7世纪中期，一位生活在罗马修道院的希腊裔修道士——同Saint Armand一起在埃诺地区（译注：地名，今比利时一带）传教；赖歇瑙的西蒙，亦被称为“亚加亚人”（译注：亚里亚人，古希腊诸部落中的一支），则是十世纪之人。像西蒙这种拜占庭侨民，已经越过地中海欧洲来到莱茵河、多瑙河一带。当时，不止是希腊人，叙利亚基督徒也成为古典遗产的传递者，他们在穆斯林的圣战下逃离家园。“吊诡的是”，古根海姆写道，“伊斯兰教从一开始，便是通过引发这类人（他们拒绝伊斯兰教的统治）的流亡，把希腊文化传递到西方。”说句公道话，拜占庭官方神学定期发作的打破旧习的情绪（犹如清教徒式的痉挛）也促成了这类人的流亡。受迫害的“圣像崇拜者”（iconodules），如叙利亚基督徒，通常向意大利、西班牙或法国寻求庇护。
古根海姆清晰地阐明，加洛林文艺复兴明确受惠于这些持续来自东方的潮流；他强调了加洛林王朝列王仰慕希腊文化的重要性，在阿奎那学派诞生之前，这种仰慕有助于维护、促进新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思想的传播。“在10至17世纪，从加洛林列王的宫廷，到德意志诸王朝，我们发现倾慕希腊知识和文化的人络绎不绝。”古根海姆提到了“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译注：加洛林王朝的创立者，751~768年在位）如何向教皇祈求希腊文献，以及教皇保罗一世的答复——后者将各种“礼仪书、语法和正字法手册、几何指南以及亚里士多德和托名狄奥尼修斯的作品”交付给王室负责人，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胜任翻译工作的译者。”当女儿Rothrude和一位拜占庭王子有望成婚时，查理曼大帝本人雇用一位通晓希腊文化的意大利人——Paul Diacre（720~799年）——“向牧师们教授希腊语”。“秃头查理”（840~877年在位）“痴迷希腊文化，以至于在855年前后，他要求爱尔兰学者Duns Scotus Erigena把托名狄奥尼修斯的作品译出来。”
译注：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又译为卡洛林文艺复兴），发生在公元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加洛林王朝，由查理曼大帝及其后续者在欧洲推行的文艺的复兴运动，主要的进步在文学、艺术、宗教典籍、建筑、法律哲学。被称为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说到亚琛（译注：德国城市），古根海姆察觉到它对“希腊作家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奥托王朝，甚至还得以强化。“中世纪据说晦涩不明的几个世纪，随着众多知识人的再生而变得栩栩如生。”哥特基督教（Gothic Christianity）与古希腊哲学绝非格格不入，实际上，它“成功地古希腊文化整合进圣经的框架，基督教世界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译注：哥特基督教（Gothic Christianity），指哥特人的基督教，有时候也指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宗教。他们可能用过乌斐拉（Ulfilas）主教所译的哥特文圣经，拥有共同的教义和礼仪。哥特诸部落于公元376~390期间皈依基督教，是日耳曼民族基督教化的最早案例。
除了偶有的评论，古根海姆还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探讨叙利亚和阿拉伯的基督徒崇尚希腊古典的风气，这些基督徒与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的语言上的表亲大不相同。在中世纪时期，即便后来在哈里发的统治下，叙利亚基督徒在维持东方的神学论述方面仍然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也协助雅典和亚历山大学派知识（Attic and Alexandrian lore）的西向输入。古根海姆写道：“一个人若是谈到7至10世纪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他准是犯了时代错误……因为只有在弄错称呼的情况下，此一时期的文化才属于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事实上，“古叙利亚语更接近希伯来语而非阿拉伯语”，聂斯脱利教派和基督一性论派的精英们通常以通晓双语（本地方言以及帝国的共通语）为荣。古根海姆认为，那种令人惬意的关于穆斯林掌握希腊古典知识的观念，基于一种误解：伊斯兰信徒对古希腊罗马智慧的了解，绝对谈不上广博，而且他们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叙利亚学者。“事实上，叙利亚基督徒才是把古希腊哲学文献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媒介”，他们的慷慨赠与远远超出了那些不情愿的接受者所能吸收的限度。有些愚钝的西方人未能分辨出叙利亚文化和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区别——后者通过圣战方式，征服乃至残酷地消灭了聂斯脱利派（科普特和拜占庭）的社会——从而暴露了他们的浅薄的鉴别力和见识。
译注：西尔万·古根海姆的《亚里士多德在圣米歇尔山：基督教欧洲的希腊根基》
然而，不像他们的穆斯林受益者，叙利亚基督徒可以完全吸收古希腊的逻辑和推理。《约翰福音》的“逻各斯”（Logos）源出古希腊的“逻各斯”and the Christianityof the Patres（译注：Patres的字面意是罗马元老，但是标上斜体后译者拿不准作者的意思，希望了解相关知识的朋友不吝赐教），因此，它使基督教神学成为一种理性的神学；早在古典时代晚期，卡帕多西亚人和叙利亚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发展者已经脱颖而出；皇帝们（不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向安条克的教授们寻求建议。在“伊斯兰教和希腊知识”一章，古根海姆注意到，从另一角度上讲，在穆斯林看来，“逻各斯”则成了一种不可同化的丑闻，它违背了对安拉命令（在《古兰经》中得到阐发，而伊斯兰的本意正是服从）的绝对服从。伊斯兰教“通常只保留那些与古兰经教义不相抵牾的”的希腊思想。此外，“古希腊——以及罗马——代表着一个与伊斯兰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不单有宗教原因也有政治原因”；而且，不像拉丁人和法兰克人，“穆斯林对被征服者的语言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语是神圣的、最优秀的语言，它记载了安拉的启示。”
尤为咄咄逼人的是，“穆斯林对希腊知识的排斥或漠不关心，还一再地体现为对文化中心（即修道院）的摧毁，穆斯林的这种举动丝毫无异于维京人。”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到，维京人至少在两个世纪之后体面地终止了掠夺行径，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成员。
文化多元主义者和亲伊人士（Islamophiles）一直援引阿拔斯王朝建立“智慧之家”（House ofWisdom，西班牙语为Bayt al Hikma）作为穆斯林对古典知识充满热情的证据。古根海姆指出，这不过是另一种“诱人的”误解，是那些爱幻想的人士渴望听到的。实际上，“智慧之家”的功能没有超出古兰经学校的范围，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存在也是相对短暂的。（译注：原文如此）
译注：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或译作“智慧宫”，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拉克巴格达的一所图书馆及翻译机构，被视为伊斯兰黄金时代的一个主要学术中心。智慧之家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创立，在其子马蒙时最为鼎盛，马蒙在公元813年至833年间当政，因智慧之家而备受赞扬。智慧之家原本只着重于翻译及保存波斯文文献，接着就将翻译的范围扩展至帕拉维文、叙利亚文、希腊文及梵文。占星学、数学、农业、医学及哲学的文献书籍因此而被翻译。（摘自维基百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