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谁说我是礼物？
朱安女士像
鲁迅与朱安的结婚，真是不必多说了。一个因为假装大脚，人还没下花轿，塞了棉花的绣花鞋却先掉了出来；另一个呢？虽说曾满怀豪情地在日本断发，回乡结婚时却要装个假辫子，压在红缨大帽底下。慌乱中，也让亲友们踏掉了鞋子。老辈们都说，不吉利啊。
大婚之夜，新郎抹眼泪儿到天亮，第二天搬出新房，到母亲房中去睡了，看来也是个妈宝。第四天，便带上弟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把新娘还给了老妈。从此之后，郁闷的朱安就每天吸水烟袋。
鲁迅先生有发表权，后来他发了条微博说，“这是母亲送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跟帖坛里哭声一片。
先生的这句话能量太强了，从此之后，一提到朱安，人人脑海里就是一个没有情感、不会说话，不能被退还的礼物。话说宋代的唐婉被陆游休掉，都可以再嫁，不然就不会有沈园重逢题写《钗头凤》的千古唱和，生活在中华民国的朱安，假如回到娘家，难道就一定没有出路吗？答案只有一个，朱安深爱着大先生，不愿意离开。在她的心目中，大先生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全都是正确。
还记得《故乡》的结尾吗？鲁迅写道：“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其实，躺着的不止鲁迅一个人，还有朱安，一个比他更迷茫的不识字的小脚女子。那一年她已经40岁，随鲁迅北上，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这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无路的选择。
1923年7月，兄弟失和后，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决绝地表明态度，“凡归我负责任的人，全随我走。”就是说，再不会走进八道湾一步。
他问朱安，你怎么看？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回绍兴，我按月寄钱给你。
朱安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你搬出去，娘娘迟早也要跟你去，我自个儿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听着多么得扎心啊。
饶是鲁迅再言语犀利，此时感到的恐怕也是开口的空虚。看来这已经不是新婚时那一张白纸的朱安了，不知不觉，已经成长为大文豪的谈话对手，也算是没白在先生身边耳濡目染。
实际上，这是鲁迅第一次有机会表达两人分开的意愿。大家庭不是散伙了吗？大家庭的规矩也就不必再遵守了。这就是委婉地说要休妻，他心中是希望朱安回到绍兴老家的，然而，朱安却拒绝出走，让鲁迅负责。
这又是一次坚定的爱的选择。
无奈中，鲁迅只好带朱安到砖塔胡同61号租房子住，一住就是九个月。这九个月，对于鲁迅来说太漫长太难熬了，对于朱安来说，却是太幸福太短暂了。
鲁迅不愿和朱安说话，为了省得开口，他想了个法儿，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分开，箱底放在自己的床下，里面放上换下来的要洗的衣服，箱盖放在朱安的屋门右手，里面放朱安给他洗好的干净衣裤；箱底、箱盖上面各盖着一块白布，这样外人就看不出来了。
朱安心里话，打哑谜呢，那好吧。从此学会了暗中观察。今天晚餐，某道菜吃得精光，嗯，看来是大先生喜欢，下次多做点。明天的晚餐，某道菜基本没怎么动，嗯，大先生不喜欢，下次换个花样。所以说，善解人意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历久锤炼的结果。
丈夫读书写作，妻子收拾家务，没有家长干预，没有孩子吵闹，没有亲戚打扰，丈夫的生活终于全权由她来做主了，这岂不是太幸福了。鲁迅后来有篇小说就叫《幸福的家庭》。朱安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身体每况愈下的鲁迅，邻居学生吵闹，她上前制止，不要打扰了先生写作。年轻女孩子做体操，她也跟着去练习。
虽说是牙病、肺病、发热、腹泻、肋膜炎、神经痛，什么都犯过了，还吐了血，鲁迅在这九个月里，还是创作了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写完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并编辑出版了小说集《呐喊》。
砖塔胡同的屋子很小，没有书房，先生这一系列的劳作是在哪里完成的呢？并不是客厅，而是朱安女士的房间。其实，朱安对鲁迅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照顾他的生活，在身后保存先生的遗物，还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鲁迅文学——《祝福》里的祥林嫂，《幸福的家庭》里那个很尬的“劈柴”太太，连同后来写于西三条老虎尾巴的《伤逝》里的吉兆胡同，都可以看到朱安的影子。甚至就连刚结婚时让鲁迅反感至极的假装大脚的行为，还在近30年后的上海，进入鲁迅杂文，添亮一笔讽刺：“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朱安可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大作用，她顾自寻思着，只要好好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终有一天会感动大先生，发现从前是错待了她。她自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这句话就是她坐在北房的台阶上，对晚辈同乡俞芳说得。
然而，从1906年结婚到1926年离开，二十年里，大先生和朱安女士之间始终保持着最最纯洁的男女友谊。当老太太嫌朱安没有儿子时，朱安和别人抱怨说，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朱安也不是没刷过存在感。有一次，还是在八道湾的时候，鲁老太太寿诞，请了很多宾客来开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穿戴得整整齐齐，慢慢从房间走出来，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亲友面前，说道：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了，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五四一代的新女性受了教育，有了话语权，特别是留过洋的新女性，喜欢announce，宣告个性解放，宣告自由恋爱，订婚、结婚都要登报发声明。
朱安的这一举动，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妇女，是如何确认和宣告自己的价值的。虽然只是有限的几个亲友，但这样的场合，对于只能在厨房忙碌的朱安来讲，是一个自我宣泄和释放的好机会。餐桌，就是她的社交媒体啊，她，就是这样，来抗议合法的丈夫，如何把妻子当空气。
朱安的微博点击量剧增。鲁迅对朋友说，“你看，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拉仇恨有效果。周作人就承认，大家都可怜朱安。
女人“生是某家人，死是某家鬼”，男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就是“万恶的旧社会”那些不识字的苍生们，“从来如此便对”的金句。
朱安的怨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真得搞不懂，像鲁瑞那么开明的女性，自己都能够读各种新旧小说，甚至看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在晚清天足浪潮中，是家族里第一个放开大脚的，却要给最疼爱的留洋日本的长子，找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子，做终生伴侣，难道是怕儿媳妇跑得比自己还要快吗？
鲁迅太难了。大才子虽然这期间针对易卜生的《傀儡之家》，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在女性解放的这个话题上，思考独特，观念先行，然而，他的真正意思其实是说，娜拉一摔门，“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饿死了。”
20年之后，新文学第三代作家、大才女张爱玲，拈起新文学之父的话头，嫣然一笑，更加机敏犀利地嘲弄了这个潇洒苍凉的手势，“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一个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女性，永远不要谈什么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对朱安的供养，给了她最大的安全感。西三条21号就是分家后鲁迅给予朱安的港湾，当然，这是给母亲养老的地方。但是，这处不动产，无论从法律还是伦理的层面，显然，朱安是名正言顺的女主人。而且她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最久，23年的韶华流逝。
北京鲁迅博物馆现藏鲁迅亲笔记的家用帐三本，体现了鲁迅与朱安之间的经济维系。家用帐采用农历，分别为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总共35页360条。公历时间为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前后有两年半，横跨了鲁迅租住砖塔胡同和从西三条离开这个时间段。
鲁迅家用帐
家用帐只记大项，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有拜寿钱一项，这一天是鲁老太太的生日，安排了庆生活动。看得出，朱安选择在老太太寿诞之日当众表白，是早已酝酿好的计划，也是怨气积聚的总爆发。
家用帐还显示，周家年中过节有节赏，年底有“年犒”，是给女工和车夫的。还有一项是零用。1924年5月25日鲁迅携朱安从砖塔胡同搬来西三条，最初，朱安每月生活费150元，零花钱是5元，后来增加到10元，1932年后，身体不太好，加到15元。母亲鲁瑞一直是每月20元。
甲子年家用帐在农历六月初四之后，写的是“以下失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24年7月7日，鲁迅离京赴西安，暑期讲学一个月。农历八月初一，先生回来，又开始记账了。
帐本中钱数的记法，和现在也不一样，小数点后面有三位数，代表着“角、分、匣”，可以看出当时的币制，有铜元，还以“吊”计价。家用帐月有小结，年终有总结算。体现出鲁迅勤俭的家风。真是笔笔的柴米油盐，妥妥的现世安稳。
虽说鲁迅与朱安，各有各的人生，鲁迅对朱家，却始终以礼相待，不但帮助朱安弟弟的儿子找工作，还不时寄钱资助朱家。鲁迅离开后，西三条全由朱安当家开支，俞芳帮她记账。先生承认朱安的家庭地位，经济方面非常信任，尽了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
鲁迅去世后，婆媳相依为命，生活来源主要靠上海寄来的鲁迅著作版税。鲁老太太去世后，落水的周作人负担着长嫂的部分费用，最初是每月100元，随着物价上升而涨到200元。朱安并不愿收这笔钱，因为鲁迅生前，绝不会要周作人一分钱。并且这笔钱也解决不了她贫困的生活，上海那边一度断了经济供应后，她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
许广平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给朱安写信劝阻，委托律师在《申报》上发表声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匆忙北上，前去制止。
1944年10月14日下午四点，鲁迅学生宋紫佩带领唐弢、刘哲民直奔北京阜成门西三条21号，前来劝阻朱安。朱安正在堂屋用晚饭。碗里是汤水似的稀粥，桌子碟子里只有几块酱萝卜。
看到老人凄凉的晚景，来者语气和缓地说明了来意。朱安先是一言不发，后来掷地有声地说：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当朱安了解了日本宪兵逮捕许广平的经过，了解了上海的难处，也就释然了。她说很想看看海婴，因为大先生就这块心头肉了。
有了持续稳定的生活费供给后，朱安女士自然就不再出售藏书，而是更加尽责地保护好鲁迅的遗物，直到1947年6月 29日在这里病逝。她所精心守候的先生的藏书、拓片成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