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露天电影
本文作者：马少东
进了城后，我就再也没看过电影了。城里的电影院长啥样儿，我只能凭想象了，但我们村的露天电影，我是记忆犹新啊！
在过去大集体时期乌盟农村生活过的人们可能对自己村里放露天电影，都有着美好的记忆吧，在那片泥土地上留下了真切的电影往事吧！
我们村——宏盘，是公社（乡政府）所在地，也是公社的文化活动中心。年年正月，都要唱二人台小戏，扭秧歌，踩高跷，办红活儿，放露天电影；夏天农闲时，办交流会，请戏班唱山西梆子，学校开“六一”运动会，民兵过“八一”，也放露天电影。放露天电影除了这些在时逢八节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外，平日里隔三差五放一场电影，丰富了村民天一黑就睡的单调农村夜生活。对于村里的小孩们来说，最愉悦事儿莫过于看露天电影了。
说起放露天电影不得不说两个放映员，一个叫关仁，一个叫席俊林。关仁在宏盘公社放电影比较早，上片子动作快，不断片，后来据说因放映技术好调到旗里去，村民们对他十分不舍。席俊林接替了关仁，放映时间较长，技术也不赖，就是不爱和村民多说话。他俩在宏盘公社家喻户晓，特别是在小孩们的心中，他俩是最亲切的人，是我们宏盘一带的名人，如果在村里或路上看见了关仁或席俊林的身影，小孩子们就会奔走相告：“今天演电影！！！”听到这一个消息，村民们特别兴奋。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消息是很准的，但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小孩们就会失望地说“白磨鞋底一场空”。
捕捉“今天演电影”的消息来源，宏盘村的小孩子们是很有一套的。放映员赶着他的拉电影机设备的毛驴车，从去中旗方向的路回来时一进村，在地里割草的小孩们远远地就看见了，他们就会断定：今天演电影！或者，小孩子们在村里大街上玩耍闲逛时，发现在供销社后院里停放着拉电影机设备的车车，也会断定：今天演电影！或者，在公社大院看见有很多开会的人，也会断定：今天演电影！当然了，过年、唱戏、交流会、运动会、过八一，在这些重大文化活动时，是肯定要演电影的，而我们村小孩们还是乐此不彼地相互传递演电影消息。
的确，“今天演电影”的消息是百分之九十八的准确。我们村放电影，一般在村中的戏台子后空地上放映。
村里有几个爱管村里事儿的热心后生，不用放映员吩咐，早早地就把电影幕布挂在了戏台子的后墙上了，然后再帮放映员摆好桌子，架起喇叭线，架上灯泡，就等着天黑到底放电影了。
与此同时，得到“今天演电影”消息后的村民纷纷忙着往戏台赶，戏台后面宽敞的沙土地早已成了争夺的战略要地，有的小孩子为了抢占有利地形，还没等太阳落山就去占地方，有的宁可不吃晚饭，饿着肚皮去守阵地；天还没黑，这块露天“影院”，已被石头、砖头、土坷垃、木头棒，破麻袋、烂纸片、大板凳、小板凳等“座椅”挤满，四个队的老少观众、大小影迷们，坐在冰凉的“座位”上，守候着，大人拉家常，小孩戏耍打闹，“影院”一片欢腾。
天终于黑下来了，村民们心急地互相追问：“演啥电影？咋还不演？幕布下面的村民回头望望电影机，放映员还没上片子呢？”这时，如果是夏天，蝶虫围着灯泡乱飞，蚊子叮咬着人们，如果是冬天，就会听到忍受寒冷的村民们杂乱跺脚声。电影机两侧的村民开始拥挤挡住了机头，放映员挥舞着布袋冲拥挤的人们抽打，挡机头的人们被驱开，放映员开始“对光”了，就是在放映前调整镜头射出的光线正好与前方幕布相吻合。正对着光，忽然幕布上闪出几个硕大的脑袋影子，前面的观众一阵乱骂，甚至有小孩抓起石块扔向幕布上的黑影，几个热心后生又帮忙，挥舞布袋把挡机头的人们驱开，“影院”秩序暂时得到稳定。
电影终于开始放了，喧闹吵杂声停下来了，村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影幕布，电影人物随着故事情节的变换在闪动，放映机走片的机械声格外舒畅，喇叭里发出人物对白和枪炮声在寂静的村子里传的远而清晰。村里还有往戏台赶着去看电影的人，跑得气喘吁吁的，到戏台后，急着问：“演了几拖了？”有人回答：“演了一拖了！”她还可惜：“紧跑慢跑误了一拖子。”又有男人调侃：“让演电影的给你补上一拖子！”周围的大人们一阵哄笑。
在我们村放电影，放一次一般要放两部片子，也许是放映员去中旗更换片子，毛驴车来回跑费时不方便，也许是放映员理解村民们看电影的心情，让人们一次看个尽兴吧。村民们无论农闲或农忙，无论是严冬或酷暑，只要“今天演电影”，就不管累不累，冷不冷，热不热，都要把两部都要看完，一看就是大半夜，偶尔一次只放了一部，幕布上长久地停留着“再见”或“完”，村民们就是不散场，有人问：“有没有了？再演一个！再演一个！”，放映员只顾收他的片子、电影机设备，热心后生们帮着摘下了幕布，村民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影院”，回家了。
那个年代，放映的电影大多是爱国主义影片，像《地道战》《地雷战》《两个小八路》《平原游击队》《平原枪声》《车轮滚滚》《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红孩儿》《渡江侦察记》等战斗影片，是村民们最乐意看的，特别是我们小孩子百看不厌，每当电影里的冲锋号响了，村民看电影情绪更加饱满激昂。
那时的小孩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国主义影片，就知道是打仗的电影。每次得到“今天演电影”的消息后就会问：“打不打？”回答说：“打啊！打仗的。”那份欣喜的心情比过年吃肉都高兴，如果是演《红楼梦》《甜蜜的事业》《追鱼》之类的影片，或外国译制片，小孩们一下子从兴奋跌入萎靡的状态，但也不肯离场，打着瞌睡也要“看”完。小孩子们认定：打仗的电影就好看，不打仗的电影不好看。
在我们村，小孩子们看电影是至上的，是生活和上学中的头等大事。谁要是没得到“今天演电影”的消息而误了昨晚看电影，第二天从别人或同学那儿听到“夜个儿演电影了”，并且又听到他们在津津乐道地讲述打仗电影的故事情节，那心情是无比失落和懊恼，像失去一件心爱的宝贝物品似的，整天魂不守舍，甚至回到家，责怪家人不告诉他“今天演电影”的消息。
我们村的露天电影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愉悦，也传播了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对我们农村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小八路、张嘎子、刘洪、张连长、王成、潘东子等等，这些在荧幕上出现英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中，这些电影人物被我们冠名为“好人” 。自然，那些电影中的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特务、汉奸、叛徒、地主、资本家等敌人形象，就是“坏人”了，这就是我们小孩子朦胧的意识中评判“好人”和“坏人”的标准。
受露天电影的影响，宏盘村一队的小孩子们玩起“中国”与“美国”打仗的游戏，“中国”是“好人”，“美国”是“坏人”。在游戏中“中国”和“美国”的队伍都拿着木枪、水枪、塑料枪，但“中国”人少，“美国”人多，“中国”队伍守阵地，“美国”队伍打冲锋，最后一定是“中国”队伍战胜了“美国”队伍，“打死了”“美国”兵，或“活捉了”“美国”兵。在我们小孩子心中“中国好人”永远是强大的，“坏人”是一定要被打败的，正所谓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受露天电影的影响，宏盘村一队的小孩子们还玩“抓特务”的游戏，选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穿的衣服比较破，让他当“坏人特务”，让他搞点破坏再藏起来，一群“好人公安”开始破案、抓捕，无论“特务”藏到哪都能把他抓起来。然后，“好人公安”开始审问，最后把“特务”拉出去 “枪毙”。在我们小孩子心中，“好人公安”总是英明的，再狡猾的“坏人”也逃不掉的。
受露天电影的影响，宏盘村一队的小孩们组织起“部队”，选出了“司令”、“警卫员”、“连长”、“排长”等级别的官，经常在村南面的场面列队做操。记得当时闫四伟是“司令”，我和刘胜永是他选出的“警卫员”，我俩跟在“司令”左右去“检阅”队伍，倍感荣幸和神气，后来“司令”又“提拔”我当了“连长”。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当兵、当连长的理想（1991年我当兵的理想实现了，只是没能当上连长）。
我们组织起来的队伍也会“征战”，经常与其他生产队的“队伍”发生“冲突”。村前的宏盘圪旦小山丘就是我们抢夺的“主阵地”。白天，我们用红领巾做红旗，领队“冲锋”；晚上，点着烂胶鞋底当火把，抢占制高点，那场面也真如两军对垒，冲上冲下，喊杀声一片，好不热闹。我们在“司令”的率领下去“进攻”旱海子村、哈达忽洞村的队伍，“两军”在土坷垃的纷飞中僵持着，后来在他们村的群狗追逐下，我们逃散回村，回家了。
我们一队的小孩子有两支队伍，经常发生“内战”，阵地不定，有时在生产队的饲养院，有时在生产队的菜园地里，有时在大井坝子。武器就是地里的土坷垃，不准用石头，两军开战就是互扔土坷垃，一般都打不住人，也打不伤。不过也有不守“作战”规矩的，用了石头，也打伤人，被打伤的那个小孩捂着头一哭，回家告他妈去了，小孩子们吓得就散了，各回各家，“战斗”也就宣告结束了。
看完了《地道战》后，村里几个胆大孩子去村南面钻地道（五十年代村里响应备战号召挖的地道）。他们点着火把从南洞口爬进去，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北洞口爬出来，弄得满脸泥土，站在上面的孩子怀着崇敬的心情急切地问：“地道里有什么？和电影里的一样吗？”那几个爬出的孩子神秘地描述：“地道里有炕，有锅台，能做饭，可好了。”没钻地道的孩子们一阵遗憾，也想下地道，可钻过地道的几个小孩再也不愿钻了。
受《地雷战》电影的影响，儿时的我一度沉迷自己造“地雷”，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挖个坑，埋下一个有弹力的竹圈，用草绳（自己用青草叶拧成的）拴住，远远的一拉，弹起了土，这就算是地雷炸了，搞得我们家的院子、圐圙里，到处是“雷区”，“炸”得是一片狼藉。
受《小兵张嘎》电影的影响，我又一度沉迷“造枪”，用自行车链子做 “链子枪”，偷家里的取灯（火柴）装子弹，一开枪，“啪”的一声，非常响亮。还用硬纸片缝制枪套，挎在屁股后头露出来，故意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有枪。后来我做了各种“枪”，有用粗铁丝弯成支架、拉皮筋的“左轮枪”，有用书本和练习本编成纸手枪，有用野地长的马莲叶编的“驳壳枪”，我也让给我们家割碗柜的木匠做过木头手枪。而真正摸到真枪，并打过枪，是我当了兵之后才实现的。枪，成了我一生梦想拥有的精神追求。
受电影里穿长衫，戴礼帽的地下共产党员形象的影响，我用捡来的牛皮纸裁剪成一件长衫，又用硬纸片缝制了一个礼帽，穿好，戴好，挎上了我带枪套的链子枪。上街一走，本想展示一下我的“地下党”的高大形象，同伴却说：“像个特务，像个坏人。”这“坏人”皮很快就被我妈“收缴”做了鞋样儿了，真可惜了我的手艺。
我们村的露天电影，启蒙了小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看着露天电影成长，在露天“影院”里寻找快乐，享受着物质贫乏而精神富有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我热爱露天电影，我曾经把手电筒和煤油灯放在纸盒里，再在纸盒上剪出一个长方口，做成一个“放映机”，捡一些玻璃片，画上“人人”，在“电影机”前一照，玻璃上的影子射在了院墙粉白土的“幕布”上，这就是孩提时的“土电影”。我玩“土电影”，拍电影也成我一生追求的梦想。
时过境迁，宏盘村，再也没有人传递“今天演电影”的消息了，那个拉电影机的驴车消失了，那个放映员再也没有来过，“影院”里的石头、砖头、木头再没有人稀罕了，戏台后墙上再也没人帮忙挂幕布了，宁静的夜晚再也听不到电影喇叭里传出的枪炮声了。
我们村的露天电影落幕了！
露天电影，我只有在当兵的岁月里续了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