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历史文化】廖小勤 冉勰力 ‖ 绵延不断的李庄风骨
绵延不断的李庄风骨
廖小勤 冉勰力
1940年，钢铁与炸药恐怖笼罩的中国大地，日本军国主义血淋淋的枪刺下，野蛮正蹂躏践踏着文明，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此时的李庄，虽不在战火的波及之中，但经年的战乱带来的疲惫与痛苦，终究是困扰每一个李庄人。此时，作为华夏文明重要传承者的先生们，在颠沛流离中辗转了大半个中国，依旧找不到一方稳当的书桌。在如此民族危亡的际遇下，李庄人那种宁舍“偏安一隅”的担当，才终于给了饱受战火纷扰的先生、学子们一份难得而更可宝贵的宁静。
同济大学从昆明迁入四川，最先考察的是南溪，作为当时的县城，南溪也不过是战争的暴风雨中的一叶浮萍，婉拒时所言的“不堪重负”，真的是其民力有限、民生维艰所致的不堪承受的重负而已。李庄将迎来的先生们，流离了大半个中国，车马驮起的是苦难中华能被“驮走”的 “精神文化”的物质存在，卸下的不过是发霉的书卷或积灰的文物。在他们一路风尘的急风苦雨中，并不是吃不了“长沙米粉”，也不是不习惯吃云南“过桥米线”，而是偌大的中国没有一处能给他们遮风挡雨的只椽片瓦。这在那个民不聊生的特殊时期，是“物质”的、也是“现实”的，又有谁不希望那些中华民族的“瑰宝”能在这般的兵连祸结中得以保全？然而，在饿殍遍野的苦难中所谓力有不逮，绝不是推诿中的托词。罗南陔与李庄32名乡绅呈送至内政部、教育部及同济大学的电文中虽言“该校（同济大学）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而实际将面临的困难，对仅有3000人的李庄，在之后的几年内陡增至12000余人，单单是需解决的最基本的住房、餐饮等问题，就远远超出了本来并不精于算计的李庄乡绅们的想象。
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来到李庄，虽然已受到了尽其所能的颇多照顾，但事实上的“窘迫”确实存在。这种“窘迫”是李济丧女之后彻夜的辗转，是梁思成的“清炖派克笔”“红烧金表”，是林徽因笔下“十一月的小村”，是董作宾与傅斯年书信往还中“史语所”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也是因为这些“窘迫”，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先生”的另一面，傅斯年为逯钦立与罗筱蕖作媒，书信间流露出这段发生在特殊时空下的姻缘中并不纯粹的爱情；波兰人魏特与留芬饭馆老板间的“红烧蹄膀”之约，以及乡野间有关同济大学医学院“吃人”的谣传。换言之，他们是真实的，在李庄的6年，不只是人物生平中冰冷的几行字，不只是付梓时印在最后的“成书于板栗坳”。他们，以某种形式，真真切切的“留在”了李庄。
如果做一个字面意义上的“拟人”比喻的话，李庄像是安史之乱后旅居锦官城的杜甫，在西南阴雨中的背影，瘦削羸弱却坚韧刚毅。虽苦于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窘迫狼狈，却依然有广厦万间大庇寒士的襟抱情怀。所谓文人风骨，无非是家国天下情怀的耿耿，是人生丰年的素心不易，人生荒年的傲骨狷介。
时间再往前，李庄就像从屋檐垂下的旧雨，古朴、宁静。或许赶集时候，正街的青石板托得起几处热闹，又或张家祠堂外，祭祖族人敲击的锣镲也震落过几颗白果。更多时候的李庄，在从未停歇的长江裹挟的亘久的噪音中静谧且安逸。
当地的饮食总是包含着一个地方的品格，李庄的“三白”饶是如此。糯红高粱酿出的白酒灌满川滇古道上马帮汉子们腰间的酒囊，在山川间腾挪时的那声声吆喝就多了一份豪迈；老师傅片得的白肉蘸饱红油浇泼后的蒜泥，大快朵颐时唇齿间咀嚼出四川袍哥的豁达；炒熟的糯米、砂糖、淮山碾磨成粉后压模做成的白糕，入口时的温润、甜腻像川南深秋后剪不断的细雨。要说李庄风骨的根基，自然离不开千百年来刻入李庄人骨子里从庠序之教、孝悌之义中衍生茁长出来的家国情怀，也离不开市井里巷里推杯换盏之中激越其间的豪侠仗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