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辩证》 ——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

邓名世与《古今姓氏书辩证》 ——兼谈宋代姓氏谱牒学的发展

　郑樵《通志·氏族略序》在论及姓氏谱系之学的历史时曾做出这样的判断：“姓氏之学，最盛于唐”，但他认为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受郑樵此说影响，学者亦多认为五代以后的姓氏谱系之学与前代相比已经式微，后继乏人。然而事实上，入宋以后，姓氏谱系之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一、邓名世的身世

　　邓名世，字元亚，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史》无传。其父早卒，仕履生平不详。祖父邓孝甫，见于《宋史?隐逸传》：孝甫字成之，进士及第，官至奉议郎、提点开封府界河渠。后去官闭门撰述，著有《卜世大宝龟》、《伊周素蕴》、《太平策要》等二百余篇。宋哲宗元符末年，诏求天下直言之士，孝甫以八旬高龄上书指陈时弊，痛责权臣，结果为蔡京陷害，削籍羁筠州，后在筠州去世。而邓名世尚幼小，亦从祖父发遣①。可知邓名世出身于有学术传统的仕宦之家，祖父的影响和幼年的流放经历，对邓名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祖父死后，邓名世乃携家小“晦迹穷山”多年，后返回故乡以教授著作为业。名世精通《春秋》学，政治上也倾向于元祐党人②。但当时王安石倡导的“新学”影响仍在，《春秋》被贬为“断烂朝报”，其学亦不为当世所重。名世虽也多次问津科场，但“议臣禁学《春秋》及诸史者，先生(名世)独嗜之，试有司，屡以援《春秋》见黜。又同舍告勿藏元祐党人文集，笑曰：‘是足以废吾身乎？’遂杜门却扫，益研究经史，考三传同异，往往为诸儒所未到”③。科场不第并未影响名世的学术追求，他以经传、《国语》参互援据，撰《国谱》、《年谱》、《地谱》、《人谱》，通称《春秋四谱》④，另有《春秋论说》、《春秋类史》、《春秋公子谱》、《列国诸臣图》、《左氏韵语》等著作⑤，在《春秋》学方面创获甚多，成为《春秋》学式微时期卓有成就的学者。

　　绍兴二年(1132)七月，祖父邓孝甫终被昭雪⑥。不久，御史刘大中宣谕江西，录邓名世书荐呈朝廷。绍兴四年三月，宋高宗召见邓名世，名世献所著书《春秋四谱》、《辩论谱说》、《古今姓氏书辩证》等。当时的吏部尚书胡松年审阅了邓名世的著作，称赞其“贯穿群书，用心刻苦”；“学有渊源，辞亦简古，考订明切，多所按据”⑦。高宗于是赐名世进士出身，以删定官兼史馆校勘。实际算来，名世在史馆尚不足五年。绍兴十一年冬，名世因忤秦桧旨，被以“擅写日历”罪名罢官⑧，后在家乡去世。邓名世耿介清正之性格与多舛之命运，都与祖父邓孝甫相似。

　　邓名世家学深厚，淹博多识。据《朱子语类》记载：

　　邓名世吏，临川人，学甚博，赵丞相以白衣起为著作郎。与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考证文字甚多，考证姓氏一部甚详，绍兴府有印版……邓著作后为秦桧以传出秘书文字罪之，褫官勒停。⑨

　　此“先吏部”，即朱熹之父著作郎朱松，曾在史馆与邓名世同局共事。朱熹评骘人物以苛刻著称，但他对邓名世的学识甚服膺。邓名世仕宦生涯短暂，而著述生涯卓有成就，除以上提到的《春秋》学方面的著作外，还著有《国朝宰相年谱》、《皇极大衍数》、《大乐书》、《文集》等，共三百卷⑩。在史馆时，《哲宗实录》元祐八年若干卷亡佚，名世参考《御集》及《日历》、《时政记》、《玉牒》等书补成之。又编纂《建炎以来日历》三百七十卷(11)。邓名世遗文至今仅存《欧阳澈墓表》一篇(12)；著作流传至今的，也惟有《古今姓氏书辩证》一部。

　　二、《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的撰著与流传

　　《古今姓氏书辩证》(以下简称《辩证》)属私人修撰。邓名世不满于前人以及当代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13)，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他对修书持严肃态度和严格的标准，强调“姓氏之书不可误，误则子孙失其祖，而后世秉笔者无所据依”(14)。至于《辩证》的撰著过程、卷数、版本以及流传情况颇为复杂，据邓名世之子邓椿年乾道四年(1168)所作《辩证序》称：

　　先君太史公生平留意姓氏之学，虽饮食梦寐弗置也。尤喜称道名公卿大夫家人物之盛，勋业之懿，以诏子弟。故《古今姓氏书辩证》凡三本焉。其五卷者，成书于宣、政之间。时讳学史，方贫贱中，无书检阅，阙文甚多。其十四卷者，后稍铨次增补之，盖成书于建炎之初。是时晦迹穷山，携幼避地无虚辰，昨给礼上于法宫者是也。然居怀未满之意。其后蒙恩，备数太史之属者八年，始尽得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

括次序之，稍稍备矣。绍兴辛酉冬，放归山樊，家书稍备。会韩衢州美成同寓临川，借其家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稽考参订之。及将易箦，谓椿年曰：“姓氏未成全书，死不瞑目。”……椿年既得是语，乃尽裒手泽遗编断稿，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厘为四十卷，即此本也。……

　　仔细分析邓椿年的记述可知，《辩证》先后有过三个稿本，即五卷本、十四卷本和四十卷本。五卷本成书于北宋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当时邓名世身处贫贱饥寒中，无书捡阅，故阙文甚多。此后又经“诠次增补”，到建炎初年已稍具规模，为十四卷，由刘大中推荐给高宗。至于四十卷本，则是邓名世任校书郎时利用馆藏丰富文献，如“铨曹命官脚色册、乌府班簿”等增补考订，使之渐臻完备，而在“放归山樊”后，又向同居临川的韩美成索借韩家所藏《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等书，“稽考参订之”(15)。邓名世去世后，其子椿年继承父亲严谨作风，将“遗篇断稿”厘为四十卷，“又取宋名公文集、行状、墓志，订证次序之”，在得到邓名士知交、尚书程大昌鼎力相助后，终于在乾道四年梓行。总之，《辩证》的修撰前后历数十年，所谓“始于政宣，而成于绍兴之中年，父子相继，以就是编，故较他姓氏书特为精核”(16)。

　　在宋元文献中，《辩证》一书尚广为学者所征引。至明编纂《永乐大典》，将《辩证》“散附千家姓下，已非旧第”。入清以后，《辩证》已散佚。乾隆年间，四库馆臣奉敕从《永乐大典》中辑出(17)，并依《广韵》以韵隶姓，仍厘为四十卷，编次刊行。此后，有过孙星衍“岱南阁”等刻本流行于世。道光年间，曾经发现宋绍兴刊本残帙，虽残阙大半，但邓名世所作《序论》、《括要》、《总目》以及目录等俱全，世人据之可略窥是书之原貌。清儒钱熙祚据此宋残本作《校勘记》三卷，附于“岱南阁”本《辩证》后，收入《守山阁丛书》一并刊刻。但宋残本今日是否犹存天壤间，已无从确知。近世中华书局也据《守山阁丛书》本排印《辩证》，收入《丛书集成初编》。

　　三、宋代的姓氏谱牒学与《辩证》一书的优长

　　姓氏谱系之学，本属于传统史学范畴，滥觞于西周，所谓“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18)。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系”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六大类，但其中不乏属于姓氏学性质的著作，可见在古代文献中，姓氏与谱牒是没有严格区分的。早在战国时代即已有《世本》叙黄帝以来世代帝系，司马迁据以作《史记》。后又有《帝王年谱》、《邓氏官谱》，东汉应劭著《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晋代有挚虞《族姓昭穆记》，刘宋有何承天《姓苑》二篇。北魏太和年间，朝廷诏令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纂为举选格，名曰《方司格》，是为较早的官修谱牒(19)。而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辨郡望高下、明士庶之别的社会需要增加，更促进了研究姓氏源流的姓氏学(特别是记录一家一姓世系的谱牒之编纂)的繁荣。唐朝初年，为调整新贵勋戚与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关系，朝廷曾多次组织大型修谱活动，如贞观年间的《氏族志》(20)，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显庆《姓氏录》，以及玄宗初年的《姓族录》等等。这个时期，民间私人修谱也十分活跃，所谓“隋唐而上，家有谱状，官有谱学”(21)。唐中叶以降，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谱系在社会生活诸如仕宦、婚姻、封爵等方面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唐末五代的战乱，更造成了大量谱牒文献的散失。

　　入宋以后，姓氏谱牒著作的修纂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这主要表现在宋代学者较多关注姓氏问题，有关姓氏谱牒问题的探讨出现在各类著作中。即以这个时期的韵书、地理著作而论，其中就包括了相当多的姓氏学内容，如北宋真宗年间陈彭年等人纂修的《广韵》，仍沿袭《唐韵》中有关姓氏的内容，在每姓之下注明了汉姓、虏姓以及源流。又如乐史等编纂的大型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也增加了“姓氏”一项，将历代郡姓以及等第，作为地方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详列于州府建置沿革、府境、户口之后。此外，洪迈撰《容斋三笔》，卷二《汉人希姓》一节即专门辑录“两《汉书》所载人姓氏，有后世不著见者甚多，漫纪于此，以助氏族书之脱遗”(22)；谢维新(字去咎)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其《续集》即为《氏族》、《姓名》、《家世》、《类姓》诸门(23)。宋代姓氏谱牒之学发展的突出表现，还在于一大批姓氏谱牒类著作的问世，其作者更不乏当世名儒，据《通志·艺文略》、《玉海》卷五○《谱牒》、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谱牒类》、《宋史》二○四《艺文志》等有关记载，宋代姓氏谱牒类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类：

　　1.名人名族家谱：如苏洵《苏氏族谱》一卷，司马光《臣寮家谱》一卷，曾肇《曾氏谱图》一卷等20种。此外，还有百家通谱性质的谱书5种，而欧阳修、吕夏卿等编纂的专门记录唐三百年间宰相家族之世系渊源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视为此类著作中的最重要成果。

　　2.宋皇室及历代宗室谱系类著作：主要有宋敏求《韵类次宗室谱》五十卷，司马光《宗室世表》三卷，《宋玉牒》三十三卷等17种。

　　3.专门的姓氏学著作：如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六卷，采真子《千姓编》一卷，丁维皋撰《皇朝百族谱》四卷，徐筠《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章岩《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郑樵《通志?氏族略》六卷等10余种。

　　总之，有宋一代，虽然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贞观氏族志》那种旨在调节士族与皇族、新贵关系，为政治服务的官修谱牒已经衰落，但姓氏谱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有名家名族谱的大量出现，百家谱式谱牒的修纂也没有绝迹，而许多名儒都参与了谱牒的编纂，如欧阳修、苏洵还开创了新的族谱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宋代姓氏学著作在卷帙上不及以往，但在所研究问题的深度上，却超过了前代。由此可见，郑樵关于五代后姓氏谱牒“其书亡佚，其学不传”之说是不甚符合史实的。至于现代学者认为“宋代以后，族谱发生重大变革，百家谱式的合谱几乎绝迹”，“在史学史上，谱学可谓终于宋”的说法(24)，都不免失于片面。

　　宋代姓氏谱牒学所以会重现生机，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唐末五代社会动荡，朝代频繁更迭，人民生活变动不居，民间擅自通谱，私将诰命敕状转卖他人的情况严重，如五代后唐长兴年间，鸿胪卿柳膺就因将斋郎文书卖与同姓人柳居则被处重刑(25)。正如顾炎武所说：“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当日承唐馀风，犹重门荫，故史青唐、梁之际，仕宦遭乱奔亡，而吏部铨文书不完，因缘以为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26) 北宋初年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为姓氏谱牒学的重新活跃提供了社会条件，这与西晋永嘉乱后“百宗荡析，夷夏之裔与夫冠冕舆台之子孙，混为一区”，因此周齐以来谱牒之学格外兴盛的背景十分相近(27)。

　　其二，在义理之学兴盛的同时，宋代史学特别是考证史学空前繁荣，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考异》，吴缜作《新唐书纠缪》，程大昌作《考古编》、《演繁露》、《禹贡论》、《雍录》，到理学家朱熹针对《六经》、《左传》、《国语》所作的辨伪考异著作，史学领域的辨伪疑古学风盛行，这一潮流也影响到姓氏谱牒研究方面，许多学者已不满足于搜罗史传家乘，编纂谱系，而是将兴趣转向探赜索隐，去伪存真的辨章源流的综合研究方面。宋代姓氏学著作中学术性、综合研究性质的成果，如徐筠的《姓氏源流考》、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考证名著。

　　如前所述，宋代姓氏谱牒文献中影响深远、至今存世的著作，自然要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与郑樵《通志·氏族略》。《新表》不能视为纯粹的姓氏学之作，但它专采唐朝宰相家族之世系渊源，涉及汉以来众多世家大族族源、流派，特别是唐代三百年间的政治人物之家族、仕宦，其价值又不仅限于姓氏谱牒一途。至于《氏族略》之撰述宗旨和长处，郑樵自己有如下阐发：

　　自汉至唐，世有典籍讨论兹事，然皆出于一时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书成，怨望纷起。臣今此书则不然。帝王列国世系之次，本之《史记》，实建国之始也。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谱》，实受氏之宗也。(28)郑樵，字渔仲，为邓名世同时期人物，博该经史，著述闳富，他精简删削《氏族志》、《氏族源》、《氏族韵》等旧作百余卷(29)，为《氏族略》六卷，置于《通志》中。《氏族略》主要取材《史记》、《春秋》、《世谱》，考辨帝王诸姓世系，其编纂的次序则是先天子而后诸侯、卿大夫士、百工技艺，先诸夏而后夷人。郑樵认为古来姓氏书的编纂，主要有论声、论字、论地望三种方法，而三种方法都各有局限，无关姓氏研究之本质，故他坚持将上古“得姓受氏”的缘由，分为三十二个类型。但事实上，《氏族略》之“略”者，“举其大纲”而已。郑樵言诸姓甚简要，例如杜氏，只记得姓之由及杜伯子孙，再补缀以北魏独孤浑氏改杜姓事，至于中古数代则略去，更未涉及杜氏郡望。再如刘氏，也只概述祁姓、姬姓之刘以及西汉匈奴刘氏，内容简略。崔氏则尽引《左传》，虽述及清河、博陵两房来历，但别无其他。张氏也只记上古史事。除记事简略外，《氏族略》以上诸姓之内容，还大多沿袭附会《元和姓纂》。因此，尽管郑樵自称综览全篇后，会有“绳绳秩秩，各归其宗，使千余年湮源断绪之典，灿然在目，如云归于山，水归于渊，日月星辰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之感(30)，但《氏族略》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终因其简略而有所减损。四库馆臣虽肯定《氏族略》“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却也批评郑樵“多挂漏”，“恃其该洽，睥睨一世，谅无人起而难之，故高视阔步，不复详检，遂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讥弹也”(31)，可谓中肯之论。

　　比较《氏族略》及以上几种姓氏谱牒著作，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优长十分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辩证》一书广泛徵引了不同类别的与姓氏相关的古代文献，如先秦及两汉文献，有《尸子》，《子思子》，《世本》，《列仙传》，《风俗通义》，《汉书集解音义》，史游《急就篇》，赵岐《三辅决录》，《聊子》，《聊氏万姓谱》，圈称《陈留风俗传》等。魏晋南北朝文献则有魏无名氏撰《海内先贤传》，葛洪《神仙传》与《西京杂记》，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张华《博物志》，皇甫谧《帝王世纪》，王子年《拾遗记》，傅余

《复姓录》，虞预《会稽典录》，虞豫《复姓录》，何承天《姓苑》、《纂文要》，释昙刚《山东士大夫类例》，王俭《百家集谱》，贾执《姓氏英贤传》、《百家谱》，关朗《洞极元经传》，张诠《南燕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前燕录》等。唐代文献则有李利涉《盛氏谱》，何超或杨齐宣《晋书音义》，孔至《姓氏杂录》，张九龄《姓源韵谱》等。宋代文献则有采真子《千姓编》，邵思《姓解》，曹大宗《姓源韵谱》，宋庠《杨亿(文公)谈苑》，此外还有《集韵》以及邓名世自己的著作《春秋四谱》等。

　　以上文献，虽多藏之石渠秘府，但都饱经历代战火，或残或佚，如何承天《姓苑》、贾执《姓氏英贤传》、张九龄《姓源韵谱》、采真子《千姓编》等，宋元后都已失传。这些文献在《辩证》中得以保存，有些虽只存吉光片羽，但仍可用以辑佚或补正其他文献，在校勘现存古籍、研究古籍的流传及其真伪方面，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32)。

　　其次，和《元和姓纂》、《新表》、《氏族略》相比，《辩证》对一些大姓的世系源流、支派分布以及郡望数量的记载，更为精确、翔实。众所周知，《元和姓纂》至宋已颇散佚，至清更是“绝无善本，仅存七八”，而在邓名世作《辩证》时，《元和姓纂》卷帙尚多，因此在材料的来源上，《辩证》“大抵以《左传》、《国语》为主，自《风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从之。而于《元和姓纂》抉摘独详”(33)。如《元和姓纂》王氏条早已散佚，今所存者，是清人洪莹据《秘笈新书》所补，记王氏有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九郡望。《新表》也只记录王氏太原、琅琊、京兆三房。《辩证》徵引《元和姓纂》王氏条，称有冯翊、长沙、金城、广汉、广陵、聊城、长安、高陵、河内、河间、蓝田、上党、邺郡、广平、华阴、乐陵等二十四郡望。显然，《元和姓纂》的这一段文字在清时已散佚，以至洪莹辑佚时也没有看到。与此相似的还有张氏，罗振玉为《元和姓纂》辑佚时，仅据《秘笈新书》补“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数十字而已。而《辩证》在记述张氏有河东、始兴、冯翊、吴郡、清河东武城、河间、中山、魏郡、汲郡、郑州十郡望之后，还徵引了《元和姓纂》如下一段文字：

　　《元和姓纂》曰：唐有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大抵皆留侯远裔。这条已经散佚的《元和姓纂》的原文，成为研究中古郡姓张氏分布情况的极有价值的资料，非常珍贵。此外，《辩证》还记载了交阯、巴蜀以及陇西边鄙地区的张氏。又如中古另一著姓萧氏，今本《元和姓纂》也仅存洪莹辑自《秘笈新书》的寥寥数语，而《辩证》的记载则丰富得多。此外，《辩证》还根据“近事”及其所“闻见”，提供新史料，以考辨少数民族姓氏以及两宋之际的姓氏源流与分布情况等，都足以补史传之阙。

　　众所周知，唐代谱学家柳芳曾概括指出古代士族郡姓的基本类型和分布：“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有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有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34)其实，柳芳此论是就世家大族的典型郡姓而言的。具体到某一郡姓之下，实际又划分为若干郡望，分属于不同的地域与类型。但柳芳之论影响深远，后之学者论中古郡姓划分，大多以这几类郡姓与某一地域相联系，如张氏多强调吴郡郡望，王氏多强调琅琊、太原郡望，至于大姓之下究竟有多少郡望、如何分布，却难有定说。从《辩证》徵引的《元和姓纂》佚文来看，张氏、王氏等大姓内部，不仅郡望多，而且分布广泛，遍及南北各地，例如张氏，就有河东、始兴、冯翊、吴郡、清河东武城、河间、中山、魏郡、汲郡、郑州、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多个郡望。这些记载，极大地开阔了中古郡望研究的视野，也为进一步探讨汉魏以来世家大族迁徙、分化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辩证》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辩证》并非简单沿袭《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一些记载，而是严于取舍，不妄信，不苟同，如《元和姓纂》称“茅荑氏”为《左传》邾大夫茅荑鸿之后，《辩证》予以辨证曰：“世无此氏，而春秋时夷鸿姓茅氏，谓之茅成子，则后世子孙何至乃以茅夷为氏？考之义理，极无依据。”进而指出《姓纂》编纂者“误引经传，增收人姓，如罕荑者数十，如茅荑者又数十，皆当时门生讨论者浅陋讹谬，杂之穿凿臆说，刊修官未尝考按本书，因而附列。今举凡以辩之。如此类者，悉合驳正”(35)。再如对谯氏一姓的考证，邓名世凡五徵经史，多方论证此氏非神农氏之后，其严谨治学之态度，灼然可见。

　　第三，《辩证》的史料价值还体现在记唐史事尤详。如贞观初年，当时山东旧士族好自矜夸，嫁女必多求聘财，太宗以为“甚伤教义”，乃诏“雅谙姓氏”的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等人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凡一百卷，诏颁于天下”(36)。高士廉修《氏族志》一事，原已见诸史传，敦煌文书“北位”79号《贞观氏族志残卷》的发现，更证明了高氏修定氏族的真实性。然而，此前尚有魏徵修订《氏族志》之事，则为史传所未及。《辩证》上多处记载了魏徵(魏文贞公)在贞观年间修订士族谱、定姓族一事，并有魏徵所定各地郡姓大约二十余条。尽管魏徵也曾修《隋书》，但文献中未曾记载他参予修订姓族一事。这段史实表明唐贞观年间朝廷至少两次组织力量修订《氏族志》，而从有关史事来看，魏徵修志当在高士廉之前。这个事实也透露出李唐建立之初，确实为平衡各地旧姓势力与皇室、勋贵的矛盾，建立新士族格局而煞费苦心。可能在邓名世时，魏徵所修订的唐代官方姓族谱尚存史馆，因此邓得以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从而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

　　最后还需要提到的是，《辩证》在《元和姓纂》等前代姓氏文献之外，又补充了数量可观的、一直未曾被著录的姓氏，如蓬、公綦、蹤、逢侯、施屠、提、梯、畦、西河、鄰、纷、鄢、凋、禾、防、香、长、狂、荣锜、稠、男、游水、右师、榄、最、胙、曼、乘丘、沉、抵、觯、伟、晚、左丘、琐等，总计四十余姓。

　　《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称赞邓名世“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总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是宋代考证史学、姓氏谱牒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作者：王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