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去的记忆(67)七年不搞决算分配的生产队

七年不搞决算分配的生产队

雪岸

春节后,公社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一九七三年三月中旬的一天,谢阜康书记找到我说:“山明七队社员多次反映,他们生产队多年没有搞决算分配,昨天又有几个人找到我说了一通,你去调查一下,如果是这样,就认真搞一次财务清理和分配。”

我一听,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但愿没有这事,还是调查了再说。”

既然书记说了,不信也得相信。这也是我参加工作后要做的第一件本职工作。当然不能马虎。

第二天,我收拾好牙膏、牙刷和毛巾,背上挎包,踏上了去山明大队的山路。从公社到山明大队有两条路。一条路比较平坦,但要淌水过河,路程也要远一些。一条路路程虽然较近,但要翻越一座大山。我决定去时翻山,回来时过河,这两条路都要走一走。那天是个大晴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

这是我第三次到山明大队了。第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当时我只认识大队党支书和大队长。其他的大小队干部都不认识,更不要说一般社员了。那天到十一时半才赶到山明一队,就是大队长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大队长和生产队的主要男劳力都上山砍树去了。队里只有老人和妇女。看到我这个外地人翻山越岭来到他们队,他们感到很奇怪,有个老人问我是干什么的。已经到了要吃中午饭的时候,干部不在家,怎么办?我想起黄陂县有一些人在这些地方烧窑、砍树,搞劳务服务。先前有人告诉我山明大队正在找烧窑师傅,于是心生一计,谎称自己是黄陂县人,是听说你们这里要找烧窑师傅而来的。一听说来了个烧窑的,老人们都围上来,和我攀谈起来。原来他们队队里要修仓库,有的社员要做房,缺砖少瓦,正在到处找烧窑师傅。这次烧窑师傅送上门来,不是正好吗。自然越谈越亲热,从烧窑的土质、柴火到待遇,讨价还价,定了个口头协定。

“这样吧,快要吃中饭了,你们做饭吃吧,等干部回来后我们就定下来。”我拿出了当师傅的派头。

“好,你就在这儿坐坐,我把饭做好了来请你。”那户要做房的社员说完就回家去做饭了。我们还在村门前天南海北的吹起来。

这里农村中餐吃得晚,一般要到下午二时左右才吃中餐。到了一时多,上山砍树的社员都回来了。大队长也回来了。大队长一见我就热情地说:“哟,陈干事,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事前也不来个电话?”

我说:“刚到一会儿,正在聊天哩。”

大队长说:“走,到我家去吃中饭。时间太晚了,不好派饭,就到我家去吧。”

那时公社干部下队一律轮流吃派饭。如果轮到那家,干部不派饭,社员还有意见哩。当时讲阶级斗争,所谓地富反坏右的家里是不能派的。能不能让干部到家里来吃派饭,还是一种政治待遇和身份象征。当然干部吃派饭是要交钱的,一餐饭交半斤粮票一毛钱。这是规矩,违反了就一要退款,二要作检讨。不过,几年以后就慢慢地变了,在社员家里吃饭,社员不要,干部就开始不交钱了。所谓“半斤粮票一毛钱,统在荷包管半年”。当然既使是那样比现在大吃大喝,要吃要喝,不知要好了多少。见我和大队长这么亲热,还叫我陈干事,围坐在一起聊天的老人们都感到很奇怪,有个老人对大队长说:“怎么,他不是黄陂的烧窑师傅么,怎么一会儿变成了公社干部?”

大队长说:“瞎说,明明是公社干部,谁说他是烧窑的。”

我笑着说:“我来的时候看到你不在家,就和他们开了个玩笑。看来,我还真像一个烧窑的哩。这样吧,中饭你也不要做了,刚才那个社员已在做,就算是你派的吧。”

大队长说:“好,好。我说,我们一起吃,这次来还有工作要谈,边吃边谈,烧窑的事就不谈了。”

“我虽然不会烧窑,找个把烧窑师傅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以后这件事就在翠屏传开了,一些村干部和社员还不时开玩笑地称我为“陈师傅”哩。

这次到山明大队,按照计划走近路,一出公社就要翻山。就是沿着那城山南侧的悬崖下一直往上上。途中经过青山大队一个名叫城山哨的小村庄,再到城山嘴上,就下山。城山嘴离城山山顶还有几里路,但这里已是海拔七百多米高的地方了。站在城山嘴上,放眼望去,群峰迭嶂,沟壑纵横,山间飘动着一团团的白云,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回头再看城山,一道如刀砍斧削似的悬崖耸立在眼前,悬崖上那或为白色或为褐色的石壁,就像这山区农民的胸怀,是那样的宽阔和坚强;那依附在石壁上的几株倒挂着的松树,就象这山区的农民的性格,是那样的执着和顽强。悬崖之上,依稀看得见的是几座直插天际的小山峰。在靠近东南的悬崖处,有一处大的豁口,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顺着山腰而上,直向豁口延伸,这就是城山的南门。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登上城山,只是听人们说过,城山山顶除了天然形成的东南西北四个门之外,就是悬崖环绕,无处可上。这四门是一夫挡关,万夫莫开。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占领了通山县城。国民党的一支部队扬言他们的主力在城山,要在这里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日本鬼子从地图看猛然一看,以为这城山是湖北到江西的必经之地,是战略要地,就决定进攻城山。日本鬼子派出两个团的部队,企图占领城山。当时国民党只有一个营在城山把守。日本鬼子用他们的先进武器,就是用小钢炮对着城山猛轰,又用飞机对城山狂轰乱炸。守山的这一营的国民党部队,当敌人轰炸的时候就钻进山洞里,轰炸声一停,他们就各就各位,拿起机枪,对着上山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扫射,成排的敌人就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真是大快人心。就这样守了三天三夜,已打得弹尽粮绝,由于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不得已放弃了阵地,转移到九宫山里去了。日本鬼子登上山顶一看,只看到悬崖之上,由几座小山峰围成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上长满了玉米,没有一间房屋,更没有兵营,惊呼上当,白白地留下了四、五百具尸首。

山明大队就在城山的南边。这个大队就在像一个括号的两山夹峙之中,两山相对的中间,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较低的山峰。山明大队的九个生产队就在这些方圆四十余华里的山峰之间。山峰脚下没有大的平畈,河沟旁最大梯田面积不过二亩,大都是几分一块的带状梯田。这些梯田虽然不缺水,但冷浸程度很大,一年只能栽一季水稻,而且产量很低。这里的人们没有亩和斗的概念,衡量田的大小讲罗。他们说的两罗田,就是指这丘田只能产两罗筐的稻谷。我要去的是山明六队。这个队在山明大队的边缘,半天时间是到不了那里的。过了城山岭就是下坡路,路两旁是那高大的松树和株树以及深过深齐人胸的茅草林。又走过七、八里地,我首先来到大队长所在的二队。这个队坐落在山腰上。村边有一棵大杉树,三人伸手还围不住。杉树的叶子比较纤细,树干呈淡红色,初一看,其木材比一般杉树好得多。这棵树是这个湾的风景树。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一棵红豆杉,属珍稀名贵树种。真是“长在深闺人未识”。大队会计也已赶到这里,在村头迎接我,我们在大队长家里吃了中饭。下午一时许。我就和大队会计一起前往六队。接着走了一面下山路,来到山沟,然后沿着那狭长的山冲行走。不知拐过多少个湾,经过一个山冲,又进入另一个山冲,走过多少座独木小桥,穿过多少条林间小道,到下午五时左右才来到山明六队。

一到村头,第一眼就看到两个十五、六岁左右的少年,坐在村前的石头上,对着山,张着嘴叫着。“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叫个不停。那破烂不堪的衣服,呆滞的目光,流着涎的嘴角,不时机械地举起的手在空中划着。一看就知道是两个傻子。这种病是饮用水里含的一种矿物质造成的,病名叫克丁病,本来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但山区医疗条件差,医生来不了这里,就一直拖了下来。一个只七户的小村子,有这么两个傻瓜,加上那茂密的森林,使人一来到这里,就感到有一种阴森和恐怖袭来。我和大队会计先到了队长家里,队长带着社员上山挖地还未收工,我们就在村前村后转了起来。这个队在一条小溪的上游,溪水的那一边是陡峭的山坡,溪水的这一边是村庄,村庄依山而建,村前是一溜窄窄的水田,顺着溪水向山下延伸,村庄的那一头就是高山,山脚下、山腰里有一些坡地。整个山村在群山怀抱之中。虽是下午五时,由于西边山峰的遮挡,这里早已见不到阳光了。

到了下午六时,队长和社员们收工回来了。我和会计讲清了来意,决定晚上召开座谈会。这个会分两处开,一是大队会计负责召开队委会成员会,我负责召开社员座谈会。吃了晚饭以后,会议准时召开。我召开的社员座谈会在一个社员家里。这个户住的是茅草房,家里很简陋。凳子是用大树锯成一筒一筒的,一筒就是一个凳子。一个小吃饭桌不知用了多少年,还缺了一个角。这个队太穷了,晚上点的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用松树油节点着就是灯,开会时还要一个人专门负责添加松树油节,不然一根松树油节烧完了,不及时添加,就要摸黑了。越是穷,问题越多。会议上四户社员意见纷纷。队里本来就很小,七户人家,有三户是干部,四户是社员,应该说干部是比较好当的。可是七年来,队里从来不算账,更不公布账目。收了粮食不过称就放到仓库里,开始分粮时还把全队人都喊来才开始分,后来不等人来齐就分,分多分少只有干部有数。最后发展到不分,谁家没有粮吃就来称。现金收入也不搞分配,一般社员家里有急事要钱用,就要找干部说多少次,才让打个借条借一点给你,还好像干部给了你一个很大的人情。

我听了感到十分气愤,但这种气愤不能表露出来,就问他们:“干部这样搞,又搞了这么多年,你们为什么不找大队反映?”

社员们说:“找大队没有用,我们这个村离大队干部家里远,大队干部一般不到我们队里来,来了也是听队长的,有时还把我们几个人批评一通就走,搞得我们也不敢说。”

“搞决算分配是大队会计的职责,大队会计难道也不管吗?”

“不提了,大队会计只是到年终搞统计时来一次,和队长咕咕噜噜一翻,吃了饭就走,他还说,七户人家,有个么事可算的,一年就是那么点粮、那么点钱,扒个堆也错不到那里,你说气人不气人。”

想不到和我一起来的大队会计也是这个样,难怪哩。“那就去找公社嘛。”

“找公社,也找了多次,公社干部中有的人和我们的队长是亲戚,说了不起作用。”

“谁是队长的亲戚?”

社员们就是不说。

“你们不说也好,这样吧,明天大家一起来清账,怎么样?”

社员们说:“清?不知还有没有帐呢。”

那有这样的事,怎么连个帐都没有呢,我真不敢相信。七嘴八舌,一讲就到了转钟了,我就宣布散会,并且要求明天都不要外出,一起来清账。一个生产队搞成这样,社员们那来的积极性,生产就越难得搞好,形成恶性循环。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队的账目清理好。

第二天吃罢早饭,我把全队社员和干部都找到队长家里,开始清理账目。队长拿出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果然像社员们昨日晚上说的一样,队里根本没有什么账,只有一大堆单据,摆了一桌。我问队长:“账本呢?”

队长说:“我识字不多,不会记账,就是这些单据。”

我一听,气不知打那儿来,狠狠地把队长和大队会计批评了一通。批评归批评,过去的事说得再多也是既成事实了,有什么办法呢。那就一年一年地清吧。我对大队会计说:“你先把各种单据分年度理好,再大家来回忆吧。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大队会计和队长就开始理条据。

我站起身来说:“你们先理好,我去出转一转,等你们理好了再来。这件事总能做吧。”

我越想越气,就起身找了队里的一个小青年出门了。这个小青年,只有十八九岁,艰苦的山村生活,早已把他打磨成一个男子汉了。他穿着一套蓝色的旧衣裤,颜色虽已发白,但洗得比较干净,显然他是一个比较爱整洁的青年。我们走到村头,社员们自制的自来水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用楠竹辟成两半,打掉竹节,开口向上,绑在木桩上,一根连着一根,直通向村后山沟沟里的山泉。就这样将泉水引到每家每户厨房的水缸。农民真是有办法,这种巧用大山资源,改善生活条件的作法,令我惊奇。我怀着好奇的心理对小青年说,好吧,带我去看看你们的自来水吧。我们沿山而上,走了三里多路,来到一个大山的山洼。抬头一看,只见一道悬崖挡在眼前,在崖脚有一个山洞,洞前一汪清泉,清清的泉水从山油中流出,向山下流去,其中一股小小的泉水顺着抻到泉水中的楠竹向村子流去。山沟的两侧树木参天,浓阴密闭。我走到泉水边,用手捧起一棒泉水喝了。啊,这泉水多么清甜。

在回村的路上,我问这个小青年:“你读过书吧。”

“读是读过,只是小学没有毕业,就没有再读了。大队只有一个小学,路又远,开始要大人送,时间一长,大人就因为要出工,不能耽误做工分,就时送时不送了,我也就停学了。”

“不读书怎么行呢。你看你们队连个当会计的人都没有,这怎么行?”

“读不读还不是种田。”

我还能说什么好呢。就转个话题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就这样边走边讲,绕着村子转了一个大圈,回到了队长家里。

大队会计和队长已经将账目整理好了。我说:“好吧,全队干部社员都在这里,就先盘库存,一是现金库存,二是实物库存,库存清好后就从一九七二年清起,先清收入,再清支出。大队会计念,大家边听边想,念一项,停一下,看大家说是不是那么回事,是,就往下念。不是,就由大家来定,定下来以后就往下进行。你们说怎么样?”

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好。”

我看到大队会计和队长似乎还有意见,正想说什么,我担心他们会干扰我的计划,不等他们开口,就紧接着说“把一个队的账目搞成这样,主要责任在大队会计和队长,现在不说责任,就是清账。就只能按我刚才说的办法搞,既然社员们都同意,就没有异议了。现在开始吧。”

大队会计和队长看到我这么说,而且相当严肃,就不说什么了。我要队长把队里的现金存折及手中的现金拿出来点数。为了保证队长能把他手中的所有公款拿出来,我反复申明,要全部拿出来,现在不拿出来,要是清出来了,那就是贪污。队长从他家的房间里找了好大一会,搬出一个小木箱子。我问队长:“是不是都拿出来了?”

队长说:“都拿出来了。”

“再清出来就按你说的算贪污。”我对大队会计说:“好吧,那就点数吧。”

一查存折上的现金余额只有850元,队长手中的现金也只有285元。七年没有搞过现金分配的生产队只有这点资金,真叫人难以置信。

接着我们到仓库清理物资。仓库建在村头的一块平地上,一侧是一个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晒场,此时却堆了几大堆木材。门前三米宽的一条道路,路下是一条约四米高的陡坎,坎下有几丘稻田,稻田的下面是一条从村前流过的溪水。后面是那高耸入云的大山。仓库不大,一进三间房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是凌乱不堪,进门的那间屋放着一些农具。两侧的房间,一则放着一些粮食和种子,一侧放着一些化肥和农药。农具就不用清了,只清粮食、种子、化肥和农药。由于东西不多,经过一一登记在册,到十二点钟就清完了。

吃罢中饭,到下午一时半,开始清理一九七二年的收入支出。无头账是很难清理的。尽管队不大,收支比较单纯,经济事项不多,仅去年的账目,仍然花了不少时间,当天晚上搞 十二时,第二天又搞了整整一个上午。其间既有社员们的质疑,又有干部的解释,还有尖锐的争论。从分散在收支单据和纸烟盒、材料纸上记的码单看,清理的结果,漏记了两笔粮食收入和一笔木材收入,漏记了一次粮食分配。到第二天下午,就接着清理一九七一年的账目。开始还比较顺利,由于时间隔得较远,越是深入,越是纠缠不清。同一笔收入、支出,社员和社员之间、社员和干部之间、干部和干部之间争个不完,有说多的,有说少的,各执其词,相持不下。但都无真凭实据,难以定案。清理难以继续下去。我在一旁默默地坐着,有意听任他们争吵,表面上一概不置可否,心里暗暗地想着对策。好在早在我准备来这个队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狗骨头,难得啃,心内有了思想准备,作了各种打算。当天下午和晚上就在争吵中度过了。

第三天一大早,我趁队长出门时给在公社的谢阜康书记打了一个电话,通报了清理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碰到的难题以及我的打算,我还说准备把大队书记找来,研究一个意见再向你汇报。谢同意我的意见,他还说,区里已经下了通知,三天以后你要到区里参加农村会计辅导工作会议,就这样吧,你安排好,在两天内把清理搞完,清理出的财务问题由你全权处理,当然要和大队党支部一起拿出个意见,大队今后也好做工作。涉及到人的问题,回来汇报,由党委研究决定。要搞快点,争取明天下午回公社。

和谢阜康书记一讲完,我就又摇通了大队支书的家的电话:“喂,喂,我是陈学安,你是山明的谢支书吗?”

“我是老谢的爱人。”

“啊,他到那儿去了?”

“他一回到家,听说你在七队,就到你那儿来了。现在正在路上哩。”

“好,我等他。”

我忙放下电话机,回头一看,果然是山明村的谢书记赶来了。他一见面就连连道歉:“陈干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你吃苦了,为难了。这几年,我也几次听到过社员反映这个队的事,每次都安排大队会计来处理,大队会计总是说解决好了,问题不大,少数社员有意见是难免的。我也信以为真,还对向我反映意见的社员进行了批评。这下你来了就好了。”

我说:“头一天的清理还比较顺利,昨天就难了,越往前清,时间越久就越难。到这个时候我还正想听听你们大队党支部的意见哩。你不来我还要去找你呢。真是想曹操,曹操到。”

谢支书说:“你来的时候,事先又不打个电话,正好我不在家,昨天一回家就想到这来,时间又晚了。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不,我一大早就赶来了。”

“你是这儿的支部书记,是土皇帝,我来了也要听你的。”

谢忙说:“怎么这样说呢,你是公社干部,是上级派来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这点原则性,我这个当支书的还是知道的。”

“也别客气,我们吃了饭,一起参加清理,先看一看,然后我们再商量一下,看来要加快点进度。”

我不想把自己的想法一下子说出来,只丢了个话音,叫他去理解。

大队支书一来,打破了这一、二天来我与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之间的沉闷气氛。吃早饭时大家有说有笑,谢支书还提到我第二次到山明村时装烧窑匠的事,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吃过早饭仍然开展财务清理,继续昨晚的话题,干部和社员又就一个个具体账目扯开了。不知不觉间扯了一个多小时,当然不会有多大进展。

我就对老谢说:“老这样扯下去也不是办法,是不是这样,让大家先休息一下,我俩先商量商量,拿出个意见。”

“好。”老谢就宣布休息半个小时。我对老谢讲了自己的想法,过去的事再扯也扯不清了,吃亏上当也好,讨便宜也好,也是既成事实,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我看主要是把去年一年的搞清楚,并按要求进行一次认真地分配,今后重新订规矩。老谢也觉得我说的有理。他还说:“我们支部再将专门开会研究,要总结教训,对大队会计和队长要开展批评并进行必要的处理。”

我说:“那你向社员讲吧。”

老谢要我讲,说他对此事有责任,不好讲。

“有责任不要紧,讲清楚了,态度诚肯,社员们应该是会理解的。你先讲,我后讲。我俩讲了之前花点时间,让干部和社员讨论一下,下面怎么清好。”

正说着,有两个社员找到我们说:“我知道你们这次来是搞真的,只是时间太长,老这样扯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们要拿个主意。”

老谢把我们商量的意见对他们说了,他们说:“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们听你们的,只是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谢支书拍拍胸膛,做出保证。我也说:“今后有什么事就到公社去找我吧,我是专业搞这项工作的,不要再找别人了,免得转弯抹角,耽误了事情。只要是找了我的,我保证负责督办。”

到再开会时老谢和我一讲,社员中只有一个人还有点意见,认为前五六年搞的不明不白就算了,这算什么清理。看到他这么一说,我就要大家再讨论一下,看谁还有什么好办法。议来议去,还是没有好办法。那个提意见的社员主动说:“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我只是心里有气。”

我说:“你们有气,我更有气哩。明天你们要是说我陈某来搞了几天也没有搞出个什么名堂,对我有好处吗。今天是充分发扬了民主的,既然大家都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就这么办吧,按分配年度计算,上年底的余额以分配年度截止时的存折余额为准,再加上队长当时手中实有的现金。队长,你要凭良心,说个实际数,要出得你的门,进得我的门。”

队长说:“队里的现金是不能多放在手中的,这几年经常也只是一二百元,具体怎么记得清呢。我说那就按目前的余额285元算吧。”

队长的爱人抢着说:“那有那么多,搞多了我怎么赔得起啊。”

队长知道自己的问题,就赶快对他的爱人吼道:“要你说个么事,就按陈干事说的数办吧。”

接着重新做账,核算分配,当晚又是搞到转钟。到第二天上午,经过综合算账,说队长贪污也好,挪用也少,数额为217元。限期一月内还清,队长当即表态把家里放着的二口棺木、一头肥猪卖了,保证一个星期内还清。决算分配结果。说来真是见笑,十分工值只有二角八分钱。公布以后,我们又召开一个总结教训,制定制度的会议,会上责令队长作了检讨。会议开得很完满。会上会下,社员们无不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也别感谢了,遗憾的是前几年实在没有办法清了,也请你们原谅了。”

社员们说:“像你这样的干部真好,还说什么遗憾,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今后希望你能多来。”

吃罢中饭,我按每餐半斤粮票一角钱的标准结清了饭钱,就起程回公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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