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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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品谈>>>>>
你所不知道的华为
■文|老杨
壹｜今天
一段时间，华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任正非成了英雄的代名词，时代的宠儿。
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领先的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Gartner（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已有两大中国品牌挤进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名单，取得11%的市场；2016年第一季度则变成了华为（Huawei）、Oppo和小米（Xiaomi），而且取得17%的市场。”华为智能手机在欧洲、美洲及非洲市场反应热烈，全球占有率达到8.3%，位列三星和苹果之后。
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通信行业和消费科技市场研究机构SA（Strategy Analytics）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发货量约为1.049亿部，较2015年同期的1.098亿部下滑5%，这样的成绩依然占到第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销量3.346亿部的1/3。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格局中，排在第一的是华为，一季度的发货量为1660万部，市占率达到了15.8%。
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华为异军突起，争得了全国人的眼球。中华民族是个喜欢英雄的民族，对能为中国人争脸的人，我们都会不惜余力地在他的头顶加上光环。华为、任正非在这一时间里为中国人填补了内心中荣耀的空白，好像让中国人在经济下滑中看到了明天的阳光。对于华为的发迹，知者甚少，这方面的报道也不多，很难摸出一个像样的思路。
贰｜过去
有幸的是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同学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华为。今天老杨帮大家捋一下华为的发家史。
1983年随国家整建制撤销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
1987年，因工作不顺利，任正非转而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创立初期，华为靠代理香港某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获得了第一桶金。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发。
C&C08机简单地说就是更高级的程控交换机，能进行传统通讯向数字通讯的转化。华为的程控交换机当时称作万门程控交换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电信市场复苏，随着程控技术的推广，全国电信网络面临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遇。
1997年之前，华为虽然掌握了先进的程控技术，但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公司，在程控技术市场上与之竞争的是诺基亚、爱立信等跨国公司。
任正非做为1944年出生的中国人，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一样有着红色情怀，并十分了解毛泽东思想。
华为公司在市场竞争上展开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一些偏远的城镇电信局突破，迅速抢去了一块大公司们还没有来得及顾及的“蛋糕”。随之，华为与跨国公司们的正面战争便爆发了。由“农村”进入“城市”，华为遭遇了强大的竞争，很多中心城市和发达省份的电信部门不信任华为的产品。便是在这时，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外国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方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由华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
任正非与电信局成立合资公司的尝试最早开始于1993 年。当时华为资金紧张，银行又不给予民营科技企业贷款，任正非便说服17 个省市级电信局合资成立了一家名叫莫贝克的公司，后者出资3 900 万元，任正非承诺每年给予33％的高额回报。
电信职工参股只是个说法，实际出资的是17个省市的电信局。莫贝克公司成立的时候还有个小插曲：合资公司的成立首先需要选举董事长，但出乎意料的是，莫贝克全体股东投票的结果是成都电信公司张总多票当选，任正非落选。这让积极倡导筹建公司并占大多数股份的华为很难接受，谁来掌控这个承担“聚财”重任的公司无疑将决定华为的命运，参加本次会议的各邮电管理局电信公司的领导们也觉得尴尬。为此，当晚就在用餐之地临时召开部分股东单位领导会议，最后一致通过董事长第二轮选举的决议。第二天，张总辞去董事长职务，改选任正非为莫贝克公司董事长。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银行不信任民企，合伙人也不相信民企。
华为的合资模式率先在四川取得成功。1997 年，四川电信管理局由工会出资，与华为公司组建四川华为公司。到年底，华为在该省的业务合同就从上一年的4 000 万元猛增到5 亿元，一下子涨了12 倍。作为合资方，四川电信分到了25％的丰厚利润。四川模式当即产生了连锁效应，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华为先后与天津、上海、山东、浙江等省市组建了9 家合资公司，其主要业务就是把华为的设备卖给合资的电信公司，这一模式让华为转眼之间成了各地电信局的“自家人”，自家人采购自家人的设备便俨然成了最合理的事情。电信局的设备采购费用是由国家财政出的，而产生的利润则可以分一部分给内部的职工，这实在是让各地局长难以拒绝的好想法。
当时的华为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通过华为这块跳板把国家财政的钱合理、合法地塞进了个人的腰包。这种事情，很多中国企业家都亲历过，这也是中国当时经济转型中的无奈。
对于华为来说，合资模式让它成为电信市场的垄断型供应商。在河北省，华为的业务从0一下子做到10 亿元，在山东省，则从原来的2 亿元销售额猛增到惊人的20 亿元。从四通跳槽到华为的李玉琢出任过合资合作部的部长，是华为合资工程的主要操盘手。他回忆说，当时有的电信局甚至拆了其他公司的设备，改装华为的机器。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华为陡然做大，成为国内增长最快、暴利率最高的电信企业。1997 年，华为的销售额实现41 亿元，同比增长60%。
在利益面前人都会变成贪婪的魔鬼，任正非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没有在诱惑下迷失，因此才没有像很多企业家那样倒下，做了利益的牺牲品。
从一开始，华为的合资模式就受到同行的攻击，它被质疑是“不正当竞争”。任正非曾经试图在每一个省都组建合资公司。但是由于告状的国内外企业实在太多，到1999 年之后，任正非被迫整编这些合资公司，但事实上，华为的市场目标已经实现，合资公司的使命已然完成。
这种被迫是意想不到的，有时候成功就来自被迫。
叁｜转身
如果仅仅靠这种颇为可疑的商业模式，任正非和华为很可能并不会走得太远。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法制的滞后以及对灰色行为的宽容让无数企业家获得了超越式的成长和惊人的利益。而这中间隐藏着的种种毒素也同样让这些人无法从这种非正常的商业逻辑中挣脱出来。任正非跟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他的超人之处是，在从事不无争议的原始积累的同时，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
从三年前开始，他聘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等人为华为起草一个企业战略规划《华为基本法》。
后来《华为基本法》差不多成了中国民企的范本。
《华为基本法》中的第一条，任正非就明确提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任正非十分严苛地设定了专业化的发展战略，“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华为基本法》还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普惠认同华为的模范员工，结成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将不断地使最有责任心与才能的人进入公司的中坚层。”作为企业的创始人，任正非大量稀释自己所拥有的股份。据他自己透露，“我在公司中占的股份微乎其微，只有1％左右。华为70％的管理层和员工拥有华为的股份。”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任正非坚持将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开发，这在中国著名企业中是一个无人可及、无人敢及的高比例。
扒华为的历史，没有诋毁华为或任正非的意思。他们只是走过了一段灰色地带，并且最终走出来了，没有变成黑色。比起直接拿国家科研经费而不出一点成果，只知道黑国家钱的机构或国企来说，华为是光明的，任正非是磊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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