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砖残瓦识前朝
陈 亮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陈列中，笔者不经意间看到这样一些古砖残瓦，如图一：唐代莲花纹瓦当标本，图二：印文字古瓦片，顿时大吃一惊。这些古断砖残瓦，我在宣城旧城改造的多个工地上见到过许多，由于不识货，当初的基建承包商将这些古砖残瓦当成建筑渣土，一部分运往郊区一倒了之, 一部分被填充到钢筋混凝土基础中，造成再次破坏难觅踪迹。所幸我当时出于好奇，捡了少许带回家琢磨。现在看来，无知会造成再次毁坏，无知会让人们重复去犯错。
图一
图二
近二十年来，宣城的旧城改造力度空前，原先的九街十八巷早已面目全非，楼台亭阁式的古代建筑更是灰飞烟灭，只有沉睡于地下的古砖残瓦和石头构建还保存些许文化符号。遗憾的是，由于思想认识和方法的偏差以及客观条件的制约，直到大规模城市建设接近尾声的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千年一遇”城市遗址发掘的重要价值。一座原始古城的地下，历经两千年的沧桑变化，蕴藏着不容忽视的先人们生产生活遗存的“原始垃圾”。在夹杂着草木灰、禽兽骨、古陶瓷碎片和断砖残瓦的的“原生垃圾层”里，同样忠实地记录了一座城市的发展史及消费史。本文试选取宣城古城“原始垃圾”中的一些古砖残瓦标本，为梳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建筑史提供点滴可靠的依据。尽管笔者收集的古砖残瓦标本不多，标本资料还很不全面，可能也不够典型，但通过触摸先民们遗留下来的这些居住生活方面的实物，以历史遗存标本来尝试着研究我们宣城地方城市历史，或许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古砖类选取八幅图片标本。
图三：战国印纹古砖标本，长19 公分，宽15.5 公分，厚 6公分，基本完整。在城东工地采集到这件古砖标本后，也引起笔者对古砖的浓厚兴趣，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砖的本字为“甎”，尚有“甓”、“塼”等古名。有关砖的记载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过。《诗经》有云：“中唐有甓”，“甓”就是“砖”的意思；但在上面刻画、摹印文字，主要是受到我国古代“物勒工名”生产制度的要求。在砖上书写、刻画、摹印文字和画像，赋予原是粘土的砖以文化和艺术生命，是擅长冶图文工艺于一炉的古代艺术家的伟大贡献。
图三
据目前的研究所知，古砖上的文字和画像最早出现在战国晚期。早期的砖文主要发现在关中地区，大部分为戳印和刻画，西汉武帝之后，砖的图文内容开始不断丰富，东汉以降，进一步扩大到中原、江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古砖上的文字和画像是保存在古代陶器建筑材料上的文献资料。由于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遗存，因此更能真实反映历史的事实。砖文已经成为与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以及刻石文字同等重要的古代文字资料。
图四：汉代“琨山官”铭文古砖，长23公分，宽10公分，厚3公分，阳文“琨山官”字体凸出，书法刚劲有力，早年北门工地采集，估计属宣城本地制砖的地名或管辖官署之名。这种仅几个字的记名，承继战国、秦代制陶工艺的习惯，多以戳记钤压于砖面，如右司空生产的砖上钤有“右空”“空”的戳记。以后民间制砖业发展，这种砖文上的记名逐渐被吉语、占祥祈祷之语以及墓主人的姓名所代替。
图四
古砖上的文字与其他铜器铭文、石刻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学者辑录古砖奇文异品者颇多。尤其是晚清，金石考据之风盛行，许多文人、考据学家另辟蹊径，对残断剥蚀的砖瓦文字情有独钟，重金搜购，极力讲求，故“秦砖汉瓦”遂著称于世。光绪十七年，湖州文人凌霞为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所作序文时，就列举清代专门纂集砖字、砖录之书有：张燕昌《三吴古砖录》、冯登府《浙江砖录》、周中孚《杭嘉湖道古砖目》、徐熊飞《古砖所见录》、陈宗彝《古砖文录》、丁芮模《汉晋砖文考略》、陈璜《泽古堂古砖录》、王献吕《宝鼎精舍古砖录》、纽重熙《百陶楼甓文集录》、吴廷康《慕陶轩古砖图录》、严复基《严氏古砖存》、吕佺孙《百砖考》、纪大复《古砖品》、宋经畲《瓴甋录》、陆增祥《皕砖砚斋砖录》等。
古砖的铭文和画像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人文信息，不仅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书法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为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直接的感性材料，是研究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最为可靠的实物图像资料。
图五：六朝古陶铭文古城墙砖标本，完整件长37.5公分，宽18.2公分，厚6公分，有古陶文铭字3或4个，其中“官”“山”两字可辨认。另一件残长14.5 公分，原规格应与完整件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在北门工地采集时，地层位置很低，从同地层的大量古陶标本看，属于六朝文化层无疑，且同类型古砖现场数量很多，由于重量很沉，笔者仅挑两件半带回家，可推测为宣城早期古城墙砖。宣州古城，历史作为南豫州、宣州总管府、宣城都督府、宣歙池观察使、宁国军等相当于今省级政府，丹阳郡、宣城郡、宣州、宁国府等相当于今市级政府，爰陵县、宛陵县、宣城县等相当于今县级政府统机构所在地。城垣建筑始于三国东吴赤乌二年（239），孙权敕诸郡治其城郭，其规模无考。历史上有文字准确记载的始于晋内史桓彝，增于南朝梁，拓宽于隋，重建于南唐，宋、元、明、清屡次维修。
图五
晋太守三年（325），明帝司马绍派桓彝（276—328，字茂伦）出任宣城太守。此时，战乱后的宣城，一片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桓彝到任后，招募流民，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为保境安民计，依据“度地卜食，体国经野”、“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低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建城原则，依山为域，枕水为邑，兴筑城垣。桓彝建造的城池估计应背靠陵阳山，东、南、西、北四面依托天然河道和溪流——宛溪河、句溪、石涧水（今道叉河）等河流为屏障，大致能判断城池范围。但从近二十年济川桥东大片区域的工程建设工地发掘情况看，这一区域自汉代以来的历朝历代，先民的生活文化层与桥西城区并无明显差异，人口居住密度与桥西城区基本相同，应视为外城为妥。由此看来普遍认为宛溪河以西老城区的范围有可能只是内城。
桓彝当时建造的城池是否竣工，也还值得探讨，据史料记载，桓彝到宣城仅两年时间的晋咸和二年（327），就发生了苏峻叛乱，桓彝奉旨讨伐苏峻。晋咸和三年（328），桓彝并未坚守宣城，先退守广德，再退守泾县，为苏峻部将韩晃所杀，宣城人纪世和收其遗骸葬在城北东门渡，城内建有桓公祠。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武帝萧衍下诏“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何远因政绩突出，由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县令出任宣城太守。据清·嘉庆《宁国府志》记载，何远到任后“尽心绥理，多著名迹、开途巷、葺墙屋，民居市井，城隍厩库，所构若营家焉”，对当时宣城的城市建设，可谓政绩卓著。这两件六朝古陶铭文铭古城墙砖标本，到底是六朝哪个朝代的城墙砖？如果能考证出准确年代的话，对宣城古城早期历史考古将提供有力的物证。
隋开皇九年（589），杨坚平毁了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建康周边的宣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的地位随之提升。宣州“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开皇年间（581―600），王选出任宣州刺史，将城池向西北一直拓展到敬亭山附近，向东跨过宛溪河，并在河上建有凤凰桥、济川桥两座浮桥供行人来往，临近宛溪河和句溪河建有4处水门，城池总长30里，是历史上城市建设最大一次拓城工程，俗称“罗城”。
唐朝未年，宣城一带战乱不止。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徐州人秦彦占据宣城，上表自请代替窦潏为宣州观察使。随后，庐州人吴王杨行密，宣州观察使李遇、王茂章，五代时后梁将领王檀等人相继争霸宣州城下，城池尽废。遗憾的是隋唐时期，笔者没有采集到相应时期的古城墙砖，但藏友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档次更高的印花地砖标本。
图六：唐代印花卉纹地砖，长37公分，宽37公分，厚7.5公分，实心，模制，从花卉纹饰和制作工艺看应为唐代铺地砖。此砖是藏友在府山广场旧城改造工地采集到，应是当时官府使用之物。参考史料，唐代宣城的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制砖工艺也达到历史高峰，建筑中用模印有纹样的花砖作为铺地砖，可见主人身份非富即贵。就纹样题材而言，唐一变以前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特色，开始以富有浓厚生活情趣的植物为主题，辅以禽兽纹。莲纹在唐代颇为流行，据传释迦降生，“东南西北，各行七步”，步步生莲花。唐代佛教殿堂，往往遍铺各种莲纹方砖，这种风尚也影响到官府趣味。该砖主体为多层多瓣莲花纹，外区四角为蔓枝叶，盛开的花朵，卷曲的蔓叶，令人感受到自由、豪放的盛唐艺术气质。
图六
图七：五代-宋印“宣州”文字古城墙标本，长13.5 公分，宽17公分，厚11.2 公分，砖头侧印有“宣州”二字，其中“州”已模糊难辨。南唐时期，宣州因地处“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后主李煜为防止宋太祖赵匡胤南下进攻，令宣州刺史林仁肇，再建新城。宋太祖建隆三年（962）二月，林仁肇利用五稼丰登、三农闲隙之际，命令2000兵卒和城中百姓，依地势“肖龟为形，南首北尾”筑新城（即“乌龟地”传说由来），至建隆四年（963）三月，新筑城垣9里6步，护城河长894丈、宽20丈、深3丈有余，城门楼八所，东曰安定门，西曰太平门，南曰定寇门，北曰宁化门，中曰敌胜万人，东北曰胜敌，西南曰定寇，东南曰齐云，西北曰集英，人们通称其“新城”，习惯称作“乌龟城”。自此，城池规模定局，再未重新扩建，后仅对古城垣作部份修葺加固和更易城门名称，千余年来市区轮廓没有较大变更，北宋至元初300多年间，城墙雨水冲刷、战争等自然、人为破坏，特别是受乾道六年(1170)五月和绍熙五年(1194)八月洪水浸泡、受损严重。
图七
图八：印宁国府和宣城县官吏姓名的古城墙砖，砖的侧面印有“宁国府提调官同知 xx同吏李明宣城县提调官xx生信司吏何x ”等28个文字，古砖长34cm,宽17cm,高8.5cm。从型制工艺看应为元明清时期的城墙砖。“提调官”应该属管总务的官员，始于元代，明代延置。常常设在非常设机构中，由相应各级机构的主管行政官员兼任。这里提调官实际上是元、明清时期各府、州、县兼任“烧砖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据传明朝对城砖的检验十分严格，检验时，由两名强健军士抱砖相击，不破、不裂才为合格，不合格者打回重烧。如若两度检验不合格，有关责任人就要被处死。从城砖的铭文来看，上自府州的官员，下至乡村最基层的里长、甲长，制砖坯的人夫，烧窑的窑匠，无一不名之凿凿。砖上的铭文，原本是一种科学的“责任制”，类似于今日的可追溯制度，终身负责。
图八
元至正十四（1354），工部尚书道童，出任江东廉访使（主管监察事务），巡察至宣城，下令对破败的城墙进行加固维修，将原来的八座城门改建为五座城门，将东边的安定门更名为阳德门（俗称“大东门”），位于今济川桥西，意为接受阳光普射。东北的胜敌门更名为泰和门(俗称“小东门”)，位于今凤凰桥西，意为太平和睦。南边的定寇门更名为薰化门，位于今鳌峰大转盘。薰本意是一种香草，又泛指花草的香气，引申为和暖、温和。西边的太平门更名为宝城门，位于今环城西路与中山路交汇处，意为坚固的城郭。北边的宁化门更名为拱极门，位于今大坝塘路与拱极路交汇处，意为拱卫北极之星。
明至清先后五次对城墙进行维修加固、增设警铺（驻兵哨所）和敌台等城防设施。清未民初城池范围：东起东头湾，沿东门大河，经东门大桥、小东门，至鳌峰龙首塔；转向南至锦城路北十字路，沿西门转向北门槐树巷，城墙总长九里十二步，高十丈五，厚三丈。
图九：市实验小学后围墙留存的古砖。这面墙上的古砖应该是从古城墙上拆下来后砌。据老年人回忆，抗日战争初期，宣城城区遭日机多次狂轰滥炸，东门城外、南门城内被毁为废墟。1937年，城池遭日本飞机轰炸。1939年1月4日，宣城第三次陷落，两天后，国民党县长胡钟吾率地方武装会同国民党驻宣部队再次收复县城。为防止日军再次占据宣城，胡钟吾组织了军民二万五千人划段拆除城墙，同年10月1日，再次动员抗日军民第二次拆城，到年底，城墙被全部拆除。1957年，宣城县委、县政府组织动员群众在废墟的城墙和护城河遗址上，新建“环城公园”。1980年后，原环城公园中的护城河被陆续填平，古城遗址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逐步消失。如今古城墙的遗址，只有在鳌峰龙首塔东南两侧，依稀可辨。
图九
图十：清代古城与刀马人物砖雕，这一组明清大户民宅砖雕，总共二十件，表现为金戈铁马、攻城略地的战争场景，流行于清代康熙年间，俗称“刀马人”。笔者多次上手欣赏，感觉其雕刻艺术精湛，二十幅图景次第展开，场面气势宏大，人物栩栩如生。保存亦基本完好，是藏友刘先生早年在黄渡乡一古民宅翻建时购得，虽不是城内古民宅建筑构件，同样能印证我们宣城的明清时期乡里间古民居真实历史。当然这组古砖雕现在已成为藏友心爱的“宝物”了。
图十
古瓦类选取三幅图片继续探讨。
图十一：六朝云雷纹瓦当，直径公分，双十字凸线将瓦面分为四等份，各等份内印云雷纹，年代应不晚于六朝时期。瓦当又称“瓦头”，指的是陶制筒瓦顶端下垂的特定部分，其样式主要有圆形和半圆形两种。瓦当是古代建筑用瓦的重要构件，具有保护木制屋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中国的瓦当最早起源于西周时期（前11世纪～前771）。约在春秋（前770～前476）晚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模式，并成为一些大型建筑的重要构件。从瓦当的起源上考证，瓦当最初制作时是素面的，随着古代人们对建筑欣赏艺术水平的提高，瓦当出现了动物、植物等形象的饰样，进而发展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战国时多为独行侧身，单耳卷尾的图形，平面凹凸的雕塑手法，块面感觉比较单纯。秦代卷云纹代瓦当表现出先秦时代朴实、浑拙的风格。秦及汉初，瓦当上的动物图形组合对称，富于装饰性。以阴文线雕，点线变化巧妙，有着明快写实的气韵。云雷纹图案深刻反映了古人宇宙为气的观念，古代匠师们以瓦当天，跋瓦当宇宙，尽情挥洒，刻画出各式各样的云气纹，各种云气纹又表现左右上下旋转和升降状态，把一种阴阳消长、五德终始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
图十一
图十二：官字款古瓦标本，残长公分，宽公分,灰陶质板瓦残片，上戳印“官”字款，从官字书法特点看，当不迟于唐代。2013年10月至12月，考古部门组织开展在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扬州唐代子城遗址勘探和唐子城南门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时，在水井、房基和灰坑中，除出土了大量瓷器、铜器、陶器等生活用具外，就发现了这种戳印“官”字板瓦片。
图十二
图十三：南朝至唐代莲花纹瓦当标本。这类瓦当标本在宣城旧城改造工地发现最多，图中选有相近瓦当两件，上面一件直径公分，边轮宽公分，纹饰为盛开的八瓣莲花，瓣形宽肥，中心是凸起的莲蓬，饰莲子九颗，花瓣顶端以八组乳丁相隔，品相基本完好并保留了部分连体瓦筒；下面一件直径 公分，边轮宽 公分，纹饰所不同的是莲瓣不用乳丁穿插相隔，而用一圈连续联珠纹。
图十三
莲花纹瓦当是六朝瓦当中数量最多、造型纹饰特征最为丰富、分布范围最为广泛的一种类型，其总体特征为高边轮，当面中心为莲蓬，周围装饰数量不等的莲瓣，但在细部纹饰上比较富于变化，比如中央莲蓬占据的面积有大有小，装饰的莲子数量5、7、10颗不等，其中以7颗最为常见；莲瓣形态有的瘦削，有的宽肥，有的瓣尖上翘，莲瓣的数量有8瓣、9瓣、10瓣、16瓣不等，以8瓣为多；在莲瓣之间的分隔线及莲瓣纹外缘的装饰等细节上也不尽相同。
莲花纹虽早在秦代就曾作为瓦当的装饰纹样，但数量不多，未形成主流，它在六朝时期迅速流行和久远的历史影响无疑是与当时佛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有着重大关系。在佛教艺术中，莲花代表“净土”，寓意吉祥，象征“自性清净”。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莲花即在印度倍受珍视，传入之后，更是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广为风行。据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述，天地开辟之始，毗湿奴的脐中生出莲花，花中坐有梵天，创造万物，因而莲花是佛教修持圆满成就的标志。
因此，从六朝早期开始，莲花就随着佛教思想的传播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逐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到了南朝的梁代，佛教空前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是佛教信徒。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下，佛教成为“国教”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莲花是佛教尊崇的信物，于是莲花瓦当开始在全国盛行，古宣州因处“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老城工地发现大量莲花瓦当亦在情理之中。
参考书目：
1、《宁国府志》《宣城县志》。
2、宋·李诚《营造法式》。
3、清·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释》。
（作者系宣州区纪委派驻区教体局纪检监察组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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