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思维模型：集体行动模型一如何解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前几天有幸参加了儿子学校的《非洲嘉年华》开幕式，地点在学校体育馆举行，参与人员有小学部的所有师生和部分家长，加起来估算有上千人。由于都是小朋友，在主持人开始前，大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聊天、玩游戏，有的甚至在嘻嘻打闹。
一会儿主持人宣布开幕式正式开始，虽然她的声音很大，但是同学们的嘈杂的噪声依然很大。之后主持人采用为班级加星的方式，让同学们安静下来，虽然有了一定的效果，但依然拥有不小噪声。
在整个开幕式活动中，如果每一个都遵守规则，全部安静，那么大家将会很好的感受表演带来的愉悦感，演员也会因此受到鼓励，更用心的去表演。如果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享受观看表演的愉悦感。
在观看表演时，一个人可以选择安静和小声说话，如果我选择安静，那么别人的噪音将会影响我观看演出。在没有办法正常观看演出时，选择和身边的朋友聊天可能是最优选择，于是更大的噪音就产生了。
上面的案例只是群体行为的一角，本质上是群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之间的博弈，群体行动和个体行动有时候会产生矛盾。例如随地扔垃圾，虽然方便了自己但损害了公共利益。随意排放二氧化碳，虽然发展了自己区域的经济，但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导致群体利益受损。在人类整个的发展进程中，处处充满着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冲突，如果管理不好，将会造成灾难性结果。
例如复活节岛人的灭绝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复活节岛位于智利以西3000多千米的南太平洋，方圆1000多千米内没有其他可以供人居住的岛屿。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必须自己管理自己。
据估计，到17世纪初，复活节岛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5万人。从16世纪开始，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源，调集了富余劳动力去建造一种名为莫埃的巨型石头人像，它们往往重达80吨以上。但是，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在忙于建造莫埃的同时，却没能共同合作管理好他们的森林。
到了1722年，当欧洲探险家第一次登上复活节岛时，岛上的食物已经相当匮乏了，人口也减少到了2000人左右。岛上已经基本看不到超过3米高的树木了，许多鸟类和动物都已经灭绝。岛上的文明已经崩溃了。当欧洲人带来的病毒害死了岛上几乎所有剩余的原住民时，这个崩溃过程就最终完结了。
根据戴蒙德的解释，复活节岛上文明的崩溃，以及中美洲的玛雅人、美国西南部的阿纳萨齐人和格陵兰岛的温兰人的没落和崩溃，都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气候变化共同造成的，而资源的耗竭，又是因为制度和文化的失败所致。温兰人不但在极地边缘地带放养动物，而且还从原本就非常脆弱的草地上揭起草皮来建造房屋。
结果在很短的时期内，他们的土地就因过度使用而变得极度贫瘠了，于是温兰人开始挨饿。与复活节岛上的居民一样，温兰人也未能管理好公共资源。他们砍掉了太多的树木、毁坏了太多的草皮，文明崩溃了。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乱丢垃圾，企业乱排污水和二氧化碳，随意砍伐森林，最终地球温度上升，南极冰盖融化，地球表面被淹没，人类文明崩溃，这是所有人不希望看到的。
在原始的村落，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不用和外界打交道，只要解决好内部群落的集体行为，就可以保证部落的生存。但现代社会由于城市的建立，分工越来越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集体也越来越多，整个地球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谁也不能置身事外，除非你移民火星。
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几乎都面临着集体行动问题。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全民社保、公共安全、国防支出、渔业、牧业和森林资源的管理、碳排放量等问题，核心都是集体行动问题。
一、什么是集体行动？
1895年，勒庞出版《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的集体行为，他将集体行为定义为“一大群人突然在同时做出了违反常规的行为，因此，集体行为是奇怪的、病态的、情绪骚动的、无组织的和破坏的越轨行为”。所以集体行为多描述非理性、表达性的群体行为，例如群体性骚乱事件；集体行为诸多研究关注行为对社会控制组织的破坏和瓦解，多从威权者视角出发。
而集体行动强调理性努力，多描述具有明确捍卫、提升集体利益意向的群体行为；并且集体行动研究关注动员、组织、机遇和威胁，多从挑战者视角出发。纵观人类文明史，集体行动现象遍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某些历史条件下，集体行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有些条件下，集体行动则有可能成为和谐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因此集体行动的驱动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二、集体行动三大问题
集体行动的核心是集体成员的行动问题，而行动问题的关键则是个体的决策。集体行动中有关行动的决策是由个人分别独立做出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却会影响到所涉及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在做贡献与免费搭便车之间进行选择。搭便车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因为这能为个人带来更高的收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背离至少有三个经典命题：
一是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囚徒困境；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是否像你一样，都在为集体做贡献。
二是因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而引起的公地悲剧。例如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碳，但没有得到惩罚。
三是因搭便车而形成的集体行动逻辑。例如大家都在公共草原上放牧，并且越放越多，我也会选择越放越多，最终可能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崩溃。
如果每个人都追求短期的利益，他们就无法获得更高回报的共同收益，无论他们是否投入成本、做出贡献；人们的财富不会被抢劫，每天能够安全的回家，是因为强大的国防和警察在维护着公共安全，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
我们可以把集体行动问题视为一个多人囚徒困境博弈。为了实现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个体通过基于理性的策略互动博弈，管理者通过机制设计，激励集体的奉献行为，减少集体中搭便车的人数，相互信任与合作，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在集体行动中一般有三大问题。
1、集体行动问题一：公共产品的供应问题
公共物品包括空气、水、国防、道路、公园、以及天气预报等，他有两个特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你使用了资源不会影响别人使用，你也不能限制别人使用。
私人物品，比如汽车、房子、食物等，既不是非竞争性的，也不是非排他性的。但知识既是非竞争性的，也是非排他性的。例如你吃了一个面包，别人就吃不到了，但是你用过的微分方程，别人仍然可以用。
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导致了集体行动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人们不想做出贡献，而是在于人们低估了贡献的价值。个人贡献对集体贡献的度有多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具有延时性、复杂性和模型性的特征。
所以个人在决策时，往往重视眼前的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这也是人类的本性“短视”造成的。如何才能计算出个人贡献与集体收益的数值呢？在《模型思维》一书中，笔者给出了以下公式。
有N个人，每人要将自己的收入配置到一种公共物品（PUBLIC）和一种私人物品（PRIVATE）上，每个单位的成本为1美元。每个人都有以下形式的效用函数：
社会最优配置：PUBLIC=N（如果N=100，那么每个人捐献100美元）。
均衡配置：PUBLIC=1/N（如果N=100，每个人捐献0.01美元）。
从理论上讲，社会最优配置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贡献最多的钱给予集体，集体再进行合理分配。均衡配置就是平均分摊，每个人平均分摊公共成本，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就像中国的新农合医疗保险，每个人都交相同的费用。以上只是一个模型，实际情况往往更加复杂，集体领导者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模型的使用。
2、集体行动问题二：拥塞模型
拥塞模型是指道路、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物品对个人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减少的现象。相信在大城市生活的人，都曾经遇到过堵车问题，有人估计，美国每年的交通延误成本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以上，中国虽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相信一定比美国更高。拥塞模型的基本假设是资源的总量是固定不变的。每一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使用这种资源或不使用。使用资源的个人收益随着其他用户数量的增加而显性地减少。就像道路上的车子越多，对开车上班族来说收益越少。旅游景点的人越多，对旅游者来说就越不利。其数学模型表达如下：
在N人中，M人选择使用一种资源。其效用可以写成如下形式：效用（M）=B -θ×M
B表示最大收益，θ是拥塞参数。其余（N-M）人不使用这种资源，并且效用为零。
在社会最优解中，使用这种资源的人的数量等于最大可能收益除以拥塞参数的两倍。这些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符，使用一种资源的人的数量应该随着最大可能收益的提高而增加、随着拥塞效应的加剧而减少。在纳什均衡解中，使用这种资源的人的数量恰好是社会最优解下使用这种资源的人的数量的两倍。这时，拥塞变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获得任何收益。就像每年国庆假期高速大堵车、旅游景点的爆满，身在其中者的收益为零。
如何解决拥塞问题呢？好的学区会出现学生拥塞，因为大家都希望进入好的学校，学校一般会采用摇号的方式来解决。城市堵车一般采用收费和限流的模式，比如上海通过拍卖牌照来减少上路车辆，北京通过限号来解决拥塞问题。扩大道路通行能力，能不能结束拥堵？并不一定。
当一个城市通过增加高速公路的车道来缓解交通问题时，会使高速公路附近的房子升值，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回路：房子的数量会随之增加，从而使交通量进一步上升，进而需要更宽的道路。只有当道路的增长高于车辆的增长时，拥塞才可能缓解，但这很难实现，因为买车容易修路难。
3、集体行动问题三：可再生资源开采模型
在这种模型中，个人所利用的资源是能够再生的。这种模型适用于森林、河流、草原和渔业资源。在这些情况下，未来可用资源的数量取决于现在使用的数量。如果使用得太多，资源就可能无法足够快地再生。如果人们过度捕捞或过度砍伐森林，就会付出持久的代价，因为要生产鱼就必须先有鱼。其数学模型表达如下：
令R（t）表示第t期开始时的可再生资源数量，再令C（t）表示第t期内耗用的资源的总量，g表示资源的增长率。那么，第t 1期的资源数量量由以下差分方程给出： R（t）=（1 g）［R（t）-C（t）］
可再生资源开采模型表明，资源的耗用水平有一个临界点。任何高于均衡开采率的资源开采率都会导致崩溃，由于资源是可再生的，它会产生与剩余资源数量成比例的一定资源。如果资源开采水平较低，资源将会增加；如果开采水平过高，就无法通过再生来弥补了。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均衡：开采的资源与再生的资源恰恰相等。如果开采水平超过了均衡水平，那么模型预测，资源总量将加速下降，最终导致非常突然的崩溃。
例如长江在2020年之前，过度捕捞导致长江江豚、中华鲟、刀鱼数量急剧减少，于是中国农业农村为了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提出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宣布从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虽然短时间之内对渔民带来了一定损失，但保护长江的长期利益远远高于短期利益。
三、如何解决公共资源问题导致的“公地悲剧”？
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问题，不同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比较有名的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是世界首个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八项原则：
第一，清晰界定边界。公共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也就是要明确责任人，清晰的界定谁与谁发生关系。
第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合适的规则有助于资源本身的持续性。保证使用者的投入和获取收益成正比，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体系。如果一些使用者占有了所有收益却只承担很少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人将不会愿意遵守规则。
第三，集体选择的安排。要让大部分受资源体系影响的个体都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中来。这一原则，可以使资源体系中的规则更加切合当地环境，也使规则的制定让参与人感到公平。公平的分配规则有助于构建信任关系，因为如果人们参与规则的设计并且这种规则体现了他们所共享的公平理念，他们就会更加愿意遵守规则
第四，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资源占用的监督者、占用者负责人，或占用者本人。大部分长期维持的公共资源体系都选择了自己的监督者，这些监督者对使用者负责，或者本身就是使用者，他们不仅监测资源情况，还观察使用者的行为。
第五，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性质和严重性）。首次犯错可能处罚较轻，当多次犯错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第六，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要设计低成本、高效率、便捷的冲突解决平台，不能每次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
第七，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认可。使用者会制定他们自己的规则，不过这并不需要建立正式的、政府的司法权。比如，在很多沿海渔场，当地渔民制定了广泛的规则以界定谁可以使用渔场以及允许使用哪些设备。只要政府官员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些规则的合法性，渔民们自己就可以执行好这些规则。但是，如果外部的政府官员认为，只有他们可以指定权威规则，那当地使用者构建的自组织体系就难以维持。
第八，分权制管理。对规模更大的公共池塘资源来说，要想建立成功的体系，要对不同层面且嵌套在一起的组织进行治理。在长期维系的自我治理体系中，大组织往往由小规模的组织嵌套而成。比如，有时一个大型的由农民治理的灌溉系统，其中包含五个层级，每个层级采取很不相同的规则集。
埃莉诺认为，这“八大原则”是长期有效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构件，这些设计原则对公共池塘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公地悲剧”起到了很好的遏制作用。
总结
在集体行动中，不能为了追求个体利益短期最大化导致群体利益受损，特别是公共资源，更能够体现一个人的“公德”，作为一个现代人，要爱护公共环境，做好垃圾分类。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不要随便插队。要配合公共资源管理的工作，低碳出行。不能为了炫耀，买皮草或野生动物制品，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如果每个人都背叛地球，破坏环境，那么最终灭亡的是我们自己。
有时候在小的群体里，我们往往会遵守各种规则，而在大的群体里，由于监督和信任机制缺失，个人声誉没法及时建立，会导致很多人不遵守规则。这就需要管理者做好机制的设计，让每个人都要学雷锋，但绝不能让雷锋吃亏，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会变成美好人间。
参考资料：
《模型思维》
著者：斯科特·佩奇
浙江人民出版社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