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三)文化崇尚经典
第三章 文化崇尚经典
(崇经第三)
一般情况下,书写“三才(天、地、人)”存生道理的典籍,才能称作“经”。
那么什么样的书籍,才被称为“经”呢?通常“经”所揭示的知识,应该是恒久存在的道理,也是无法磨灭的规律。
以往古圣先哲,他们取法天地变化,用鬼神与之校验,依万物兴衰与之修合,以人伦枯荣与之呼应。所以,唯有洞悉世道变迁的精灵微妙之所在,才能穷极通达文章中智慧思想的骨髓。像神话皇天后土时期的《三坟》、传说帝王轮替年代的《五典》、诠释远古记载的《八索》《九邱》,他们的内容文字,伴随时光荏苒,已经鱼龙混杂,并且良莠不齐了。所以,待到孔夫子删编古典文籍时,才得以将他们去伪存真,才使璞玉成宝。于是,“十翼”彰显《易》理,“七观”剖析《书》旨,“四始”界定《诗经》类别,“五伦”确立《礼记》情节,“五例”规范《春秋》体格,像这样一些流传下来的经典义律,既融合了天道人情,又突出了文化精髓。因此,他们才能启迪百姓智慧,并在人间弘扬浩然正气。然而,天经地义的根本,从来惟妙惟肖,而且经论律义,始终高深莫测。所以说,书山学海,冷暖自知,如同万钧洪钟,细声精微最难觅。
《易经》从来只用于谈天论道,是圣人神仙最为崇尚的道德工具。《易传·系辞》在评说易理上,文旨通达,言论执中,但实际功用,却隐晦难知。然而,孔夫子韦编三绝,尤见“易”为明道言德之渊源。
《尚书》虽属实录载言,但字词古奥难解,唯通晓《尔雅》后,才能够明白释然。因此,子夏感叹《尚书》是“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其人其言,不仅是昭然若揭,亦且是入木三分。
《诗经》的主题就是“言志”,其在考据或训诂上,等同与《尚书》。无论“风、雅、颂”,还是“赋、比、兴”,一概辞藻婉转、朗朗上口,最适合倾诉衷肠。
《礼经》旨在定格制律,因器就范,中规中矩,显而易见。其中的只言片语,如同章程规则,均可视为宝训箴言。
《春秋》明辨是非得失,一字见义,细致入微,像“五陨石、六飞鸟”,具体详尽,仿若眼见;再如“稚门先于两观”,谨从规制,似乎亲历;而《春秋》“五例”,更是标新立异,寓意深远。
《尚书》看似聱牙混涩,一旦理顺,即见通畅。《春秋》貌似简单易懂,深究愈感隐晦。这正是经书的特色:表里不一,深浅不俗。
树木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经书辞约旨丰,才能广泛适用。凡经书内容,虽然都是陈年旧事,但蕴含的却是恒久真理,故而可以日新月异。凡经书典籍,对于后继学者,何时阅读参悟,都不为晚;事关前辈圣哲,无论何时著述弘扬,都非争先。所以,足以堪称圣经宝典者,如同泰山,化生云雨,滋润大千;亦如黄河,沃野万里,苍生蹁跹。
如果一定要论述文化的传承次序和发展规律,《易经》当仁不让,首当其冲。如果追寻相关政治性昭告、策论、奏章等模本,《尚书》开辟先河,立竿见影。凡追溯歌赋、诗律、曲调的源头,《诗经》舍我其谁,难以逾越。若找寻铭文、墓志、箴言、祝词之类的规格样式,《礼经》面面俱到,当之无愧;再者,像记录人物、事件和历史性故事的编年、记传等体裁,以及类似褒贬、扬抑、虚实等写作技巧,从来《春秋》笔法,令人叹为观止。所以说,这五部文化经典,如同灯塔一样,指引航向,启程远方;又像百舸争流,承前启后,终归大海。
凡后学者,能以五部经书为榜样,博学钻研,附庸风雅,恰似采石铸铜,亦如煮海为盐。至于文化传承上,之所以要崇尚“五经”的道理,概括起来有六个方面,即“六义”:一是情真意切,而不偏颇执拗;二是风清气正,而不淫秽芜杂;三是名副其实,而不玄虚怪诞;四是义正辞严,而不歪曲刁钻;五是简约合体,而不无拘无束;六是文采飞扬,而不过度侈繁。曾经杨雄(字子云公元前53-公元18年)评价“五经”时,是将其比喻为把玉石雕刻成了器物。
自古至今,文化必须依傍德行,才能历久不衰,而德行也需要依靠文化,才能光大恢弘。孔夫子倡导“文辞、德行、忠诚、信义”的教育品德,即“四教”。其中,之所以把“文辞”放在首位,亦如采石选玉,只有文质相得益彰,才会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说,既然磨砺品行和建功立业者,都必须要向圣贤大德们学习和取经,那么凡意图秉文含章、著书立说者,又怎能不去钻研文化经典呢?另外,在以往已有的文化经典中,特别在形式格调上,像楚辞太过艳丽,而汉赋极度奢靡。如此本末倒置的文风流弊,已然积重难返,若要回归正道,必须固本清源,“崇经”则是必由之路。
总而言之:在讲授“三才”存生道理的文章中,古典经书最为精辟至真。在流传下来的古典经书之中,“五经”分类施教,融汇了先贤哲思,文质奥达深邃,智慧光彩矍铄,堪当优秀文化始祖。
【注解】
1、《易经》的“十翼”。即《易传》,是指注释《周易》的著作,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有十篇,故称《十翼》;一般说是由孔子编纂。
2、《尚书》的“七观”。是指儒家评价《尚书》可供借鉴的七个方面。主要见于两书:
其一《尚书大传》卷五有“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
其二《孔丛子·论书》有“子夏问书大意。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熏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謂皇极彝伦之度;《秦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七者,则书之大义举矣。”
3、《诗经》的“四始”。一般认为源自司马迁《史记》,是指《诗经》中《风》《小雅》《大雅》《颂》组诗中排列的第一首诗,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另外,在《毛诗序》中,也提到"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反映了王道兴衰的由始。
4、《礼记》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人伦关系。
5、《春秋》的“五例”,见第二章【注释】2。
6、《春秋》的“五陨石、六飞鸟”。《春秋·僖公十六年》有“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对此,在《公羊传》中有“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据此,刘勰举例“五石六鹢”,旨在挑明此处书写的逻辑严谨。
7、《春秋》的“稚门先于两观”。《春秋·定公二年》有“雉门及两观灾”,而唐·孔颖达疏为“灾起雉门,而延及两观。”另外,对这段文字,在《公羊传》中有“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据此,刘勰举此例,旨在强调文句中隐含着前后、主次、尊卑的道德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