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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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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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业、张丽华访谈
访谈者：安娜(Anna Quian）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北京市东城区平安发展大厦
在北京东四附近的一栋华丽的的办公楼里，我在一家开发修缮北京四合院的房地产公司里，找到了他们，我要访谈的对象之一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总。被同时访谈的是二个人，他们二个人都是北京知青，都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东北建设兵团，又都在一个连队当赤脚医生。这种奇特的经历，让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和配合的默契，一个热情奔放，一个沉稳冷静，回忆起往事，我从他们的眼睛里，多少能看出他们对当年青春岁月的感慨和唏嘘……
安娜：当时你们是怎么当上赤脚医生的？
赵立业：我去了以后全是知识青年，没有医务人员，所以派我到团部卫生队去学习，参加红医班。这个是照片，红医班1969年学习班成员。大概培训了三个月，回连队里就当卫生员了。那时候就这么一点知识，仅仅上了三个月的红医班，就三个月的水平，什么都得干。按现在的规定说，从医是不允许的，可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已经不错了。
张丽华：我们连队有一百多人，连临时工和知青。
赵立业：当时卫生员都是培训的，各个连队抽出人，选送去红医班。当时我还不愿意去，因为准备跟苏联打仗，我就准备当烈士了。那时候思想教育非常激进，所以不想当卫生员，想当战士，卫生员是后勤，我就想去打仗。后来这样被迫的去学习，学习完了就当卫生员。那段时间有小医小病的就治治，不懂的看看书，书上怎么讲的，慢慢摸索地做一些医务工作。
张丽华：当时兵团一下子来了很多人，不可能配那么多医生，所以就采取各个连队抽知青，统一培训，外科，妇科，儿科，大致能掌握一下，有个有个小病小灾的，可以在连队里解决。
安娜：你们俩是一个学习班的？
赵立业：不是一个班的，但是一个连队的卫生员，我是男卫生员，她是女卫生员。
张丽华：我是晚一点的，选我的时候，团部又调我去团支部宣传部，他们就换人了。那个女的卫生员调走以后，我又接她的。
赵立业：我比她早一点。
张丽华：前面的人都成我师父了。
安娜：除了看正常病，小手术做不做？
赵立业：外伤什么的，如缝合什么的，都做。
张丽华：有时候大伤口也缝，一次小孩手指头给砍断了，得赶紧给接，送医院就晚了。还有一回，一个知青干活关节什么的掉了，当时他也不在，骨节掉了，你说这么耷拉着，怎么办，我过去一看这么耷拉着，露着骨头尖。当时咱也没具体学过，只是凭着一种责任心吧，就帮他接。你说你干这个吧，就得去勇敢地干，按着你学习理解的东西，摸索着给他正位，复位，就弄吧，还真给弄上了，挺好。
赵立业：都是在干中学，也有老师，是哑巴老师，书本就是老师。
张丽华：就是基础的东西学完以后，平时中遇到的就必须得做，一种是责任心，一种是你不行也得做。有时候也是一边学着干，也有逼着干出来的。你在国外可能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你也不可能培养八年再下到连队。
赵立业：当时太年轻，都没干过，比如给孩子打针，孩子一哭，针一下埋里面了。孩子他动啊，本身会的时间也短，一打针，孩子一扭屁股，针断里面了，又拉到医院去手术，开刀拿出来了，这些都有过。
张丽华：真是这样的，跟人家医生说，赶紧的，赶紧拿刀拉开，晚了再找就找不到了，小孩老动，针尖会跑。
赵立业：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练中干，干中学，慢慢慢慢的积累一些经验。这些现在的人无法想象，但在当时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卫生员还得需要，因为缺医少药，我们离团里的医院七、八十里，很远。
张丽华：要有个急病，必须得有车，没车的情况下也不行。第二有车还得走两、三个钟头才能到团部，特急的病还不行。你说要是连队没有这些卫生员，没有人做具体的事，光靠团里的医院根本不行。我们刚去的时候，连里有家属在家里生孩子，子宫破裂，结果大出血，这家老乡抬着，肩膀扛着往医院跑，等跑到医院就抢救不过来了，血都流光了。
赵立业：当时真是缺医少药，中国农村都缺医少药。我们跟普通农村有点不一样，是为兵团的战士服务，边疆战士什么的，一些职工家属。
安娜：你们在边疆，有没有碰到枪伤之类的手术？
赵立业：还没有那样的。
张丽华：那样没有，我们这边常有出现山林大火，有烧伤的，烫伤的。
安娜：有用中草药吗？
张丽华：我们连队自己搞点中草药，我觉得我师傅还挺聪明的，他弄了很多设备，草药被我洗干净，弄干以后，他又切片，又研磨，又做蜜丸，又做片剂，有的还做成针剂，就是蒸馏提炼针剂，做了好多成品中药。
赵立业：那时候真的缺医少药，东北大片的中草药，都是野生的，背个兜去采，去挖药，自己给老百姓制中药，可以把药熬成汤，预防感冒，预防中暑，想很多办法。
张丽华：就像刚才说的烫伤什么的，当时也是自己弄药，有时候老乡打的獾，让提炼獾油，用来涂烫伤。我们就是就地取材，弄很多东西。
安娜：把预防用的药汤放在食堂里面？
张丽华：没有，送到地里去，大家干活去，送到地里，大家都喝。
安娜：每个人都喝？
张丽华：对，让大家都喝，预防很多病。
赵立业：夏天防暑，冬天防感冒，都是自己挖的草药。
安娜：你们还做农业的活吗？
赵立业：说是应该干农活，农忙肯定是要干，平时事多，基本是主要看病，但是我们觉悟高点，常常自觉的去干活。
张丽华：另外有大的秋收啊，麦收啊，得跟着去。
赵立业：但你得背着药包去。因为有中暑的，有外伤的，拿镰刀一下割伤了，你得救护，得保障员工的安全。
张丽华：还有修水利都去，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处理，平时没事就跟着干，一样干，一样抬土。
赵立业：都得跟着，一个卫生保障，劳动时跟着去，也干活，但是大部分没有时间干，白天晚上，尽是有病的，就两个卫生员，挺忙。
张丽华：知青啊，职工啊，还有很多家属，孩子，哪天都有病的，特别是孩子好多病，到冬天都是肺炎，发烧。有家属，就有生孩子的，怀孕生孩子的，等于各个科都有。我们两个人就得全科，什么都得掌握，什么都得包括。
赵立业：都干。兵团象部队编制，最基础的医院叫团卫生院，我们一旦处理不了的，赶紧往那儿送。
安娜：有多远？
赵立业：七十多里地。
张丽华：马上有个急病送去，根本来不及。
赵立业：急病来不及，我们必须得自己处理了。
张丽华：必须在连队先进行处理，处理到一定时候，还得有车。有时候我们半夜都去送，半夜急性阑尾炎开车去。
赵立业：对于急症病人，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好处理，以后对病人有一好的治疗机会。
安娜：特别急的病都有什么？
赵立业：什么都有，季节性的比较强。
张丽华：冬天的流感，孩子里面的急性肺炎，冬天小孩尽是那样的，我们天天等于是巡回医疗，不是坐在那儿等着，早上走一圈挨个打针。
赵立业：背着药箱到人家打针去。
张丽华：去每个病人家里面。我们卫生室在这儿，家属房在左侧，挺远的，过一片树林，家属房南侧一片，西侧又一片。所以我们每天就等于是不停地转。
赵立业：打针一圈一圈地转，上午打，下午打，有时候晚上也打针，没有电灯，全是煤油灯，那时候手电筒都没有，摸着黑走，有时候浅一脚深一脚的。
张丽华：你还要摸着黑穿过小树林，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背着包穿小树林走，狼在不远处叫，我们那儿真有狼，还有熊瞎子。
赵立业：非常苦，很惨，乡下没有路灯，都是黑的。
张丽华：我们要是都在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两个人，白天走一圈，晚上吃完饭后，我们准备好东西再走一圈，穿树林走，走到这边家属房，挨个看，看完之后再穿树林走到那边家属房，每天每天都是这样，一年365天都是这样。
安娜：黑龙江在中国最北边，冬天应该很冷吧？
赵立业：冬天零下30多度。
张丽华：我跟你说，这个手不能湿，湿的不能摸金属的东西，一摸就粘上了，冻上了。
安娜：零下三十多度，那不会冻死人吗？
赵立业：真有冻死的。
张丽华：对，你出去掉到哪块，出不来了，真有冻死的。
赵立业：那时候我们都发个大棉袄，棉帽子，裹的严严实实的。
张丽华：东北知青全是穿大棉衣，大棉裤，大棉帽子。零下三四十度，不是你们所说的华氏温度，是摄氏温度。
赵立业：有的手脚冻的都不行了，都坏死了，冻伤了。
张丽华：东北还刮一种大烟炮，风一刮，那个冷啊，还不能戴口罩，你戴着帽子，再戴口罩，哈气一出，眼睛就结冰了，真的睁不开，再冷也不能戴口罩，所以只能这么戴着帽子，脸露着，不能把鼻子戴上口罩，但这样脸就挨冻了，擦拉一下就全白了，冻成白块。
赵立业：面部，耳朵冻伤很多。
张丽华：脸冻了之后，不能烤火，也不能一下子进屋，否则会起大血泡，会烂脸。
赵立业：不能拿热水洗，必须拿雪搓，搓红了才行，好在那里雪冬天不带化的，一冬天全是雪。
张丽华：最早的9月份就下雪了，下了雪就不化，一直到来年4月份，主要是冬天长。没雪的时候就是蚊子，夏天蚊子特多。
赵立业：冬天的时候刚才讲的大烟炮，冰天雪地，夏天是蚊虫叮咬，瞎蒙、蚊子和小咬。
张丽华：瞎蒙很大，它们成群结队能把大黄牛叮死。蚊子都是大号的蚊子，一个能赶上北京三个蚊子的大小，隔着衣服就可以咬你。小咬是草里的一种飞蠓，体态很小，从衣领里袖口里往你身上钻，咬得你到处都是包，又疼又痒。所以兵团战士也有三件宝：蚊帐、水靴、破棉袄。
赵立业：所以说瞎蒙、蚊子和小咬，是东北三件宝。
张丽华：我们有时候去挖草药，都得戴着遮蚊帽，衣服口都弄好。你只要到草地里一走，蚊子、小咬，哗地一下全飞起来了。我们为了刨那点药，净喂蚊子了，那遮蚊帽根本挡不住小咬，小咬都钻进去，一咬都是大红包。
安娜：遮蚊帽就像养蜜蜂用的那个，草帽下有个帘子？
张丽华：对，就是那个，我们为了挡蚊子，挡小咬。
赵立业：东北夏天也很热，蚊子一咬就是一片，包上是包，蚊子盯的包上又有新包，都化脓了，很艰苦。
张丽华：因为那时候岁数小，十五、六岁，有时候上厕所苍蝇蚊子到处都是，浑身被咬的直哭，真是没办法了，咬的痒的啊，都无法形容，直哭。哭过去吧，你也没办法，哭过去就算发泄了，心里的委屈出来点儿，但那些包还是痒啊，真的，有时候特别特别的无奈。
安娜：没有办法处理蚊虫？
赵立业：处理不了，整个兵团那个是大草甸子啊，没法弄，夏天被蚊子叮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只能穿棉袄干活，夏天还得穿着大棉袄，蚊子叮不透。
安娜：后来你们回去过吗？
张丽华：我们后来回去了一趟，蚊子还是一样的蚊子，没草地了，都连成片弄成水稻地了。当时是各连弄的地，后来全统一改成水稻田了，大面积地种植水稻，回去看了看。
赵立业：原来的底子，破房子，还在那儿呢。我们的医务室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就是一个坑，挖一个坑，上面搭上杨树干和茅草，叫地印子。
安娜：现在那个地印子还在吗？
赵立业：那个地印子没有了，当时挖地印子特别快，因为当年有很多从前线下来的退伍军人，刚到兵团时没房子，就都是挖地印子住的。我们知青去了以后，自己盖子房子住，后来又盖了家属房，盖了好几片，好几十栋家属房。
安娜：地印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上面搭点草。
赵立业：挖一米的坑。
张丽华：前面放一个窗户。
赵立业：窗户和我的床是平的。
安娜：怎么进去？
张丽华：开一个门，往下走，就像去地下室似的。
安娜：如果下大雨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赵立业：这个水从窗户还有从门进去了，那个水跟我们床一般高，衣服，裤子，鞋啊，全漂起来了，水全进去了，挡不住。雨后屋就发霉，一发霉全是霉味，什么虫子啊，耗子啊，蚯蚓，地里面满是爬的东西……我们就是在地印子里面，医务室就在那里面。
张丽华：所以，那时候当地的生活就是那种条件，还容易生个病，哪有医生给他们看病。我们是知青培训出来的卫生员，在那儿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见了就是叫大夫。我们连还有一个脑瘫的孩子，什么都干不了，整天在床上躺着。我们就给她扎针灸，天天给她针灸，慢慢的扶她起来走路，后来她能下地，扶着炕沿走路。原来她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我们老去，就认得了，简单的字说不了，一见到他就：业，业，业，就是叫赵立业，一看见我就是：华，华。
赵立业：12岁的小姑娘，脑瘫，在炕上拉，炕上吃，在炕上待着。
张丽华：你像这种病人怎么去医院？也不可能送到医院，没有钱。
赵立业：我刚才说的这孩子她妈，她妈32岁就得了类风湿，跟50岁的老太太似的。类风湿什么都动不了，骨关节都变形了，牙关节，齿关节都咬不了，就等死吧。后来我跟连长请假，我说这个病人是不是得送去团医院，结果团里的医院根本看不了，说不行就送到哈尔滨。我们有团医院，有师医院，还有兵团总医院，这是我们兵团系统的。连长说就送吧，她也没钱，我们工资一个月32块钱，我还得自掏百十块钱带着，你得坐车啊，得吃饭啊，我拿了钱以后就陪这个孩子的妈，从连队坐拖拉机送到团部，再到佳木斯上去哈尔滨的火车，一路给我折腾惨了，一女人，裤腰带自己解不了，动也动不了，吃饭也吃不了，都得我伺候着，上车我得背着她，下车得给她找坐，全是背着，上厕所得背着，裤腰带解好了，然后再系裤腰带，吃饭得喂她，到哈尔滨医院一千多公里吧，整个都是背着，坐公交车，来回到医院，你想想有多难多累？人家都以为我是她儿子呢，问她多大岁数，以为50多呢，其实才30多。
安娜：后来怎么样了？
赵立业：后来住到哈尔滨医院里了，住了好长时间，好几个月，回来后来就好多了，就能吃饭走道了。
安娜：您做了这么多事，有没有觉得付出太多？
赵立业：一点都没有，从来没有想要回报，就觉得是应该的。
张丽华：让你干这个赤脚医生是对你的一个信任，我们就觉得咱们尽力吧，都尽力。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超出所规定的了，我们挺主动的去做很多，如去挖各种草药什么的，这样可以替病人省很多钱。我们付出点时间精力，我们去采，采完回来加工，送给病人吃，又不收费。也挺累的，你想白天我们挖东西回来，准备这个，准备那个，晚上又得跑出去看病人，不到十一点都回不来，基本都是十一点以后，转完一圈，把东西收拾收拾，赶紧洗洗涮涮，睡觉，第二天赶快又得起来。我觉得一年365天天天都是这样。
赵立业：当时觉得挺快乐的，没觉得艰苦，现在想想多苦啊。
安娜：没有休息日？
赵立业：没有钟点，也没有钟表，天亮了就干活。
张丽华：那会人都没有表，后来我干赤脚医生很久了，我家给了一块表，我爸说至少你能给病人号个脉。当时知青都没有表，就连长有个表，用来吹哨，集合，起床。干活的时候，什么时候干完了，什么时候回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再洗洗涮涮，我们又开始准备今天要用的东西，晚上开始出去巡诊，转整个一大片农场，一天转上几遍。天天这样，也没觉得什么，那会没有说礼拜六、礼拜天休息休息的，没有。
赵立业：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受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觉悟就是高，没有要求回报，也不讲任何条件，多苦都能忍受了，生存能力也强。
张丽华：就觉得既然人家信任你，你就不能让别人失去信任。我觉得我们这个就跟战争年代当兵打仗似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就想着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别的什么都不想，直到胜利，牺牲就牺牲了，能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像我父亲他们，能从战争年代活下来就是幸运的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点子还挺多，想着弄这个，一说我就去做吧，怎么说就怎么做，就是两个人鼓捣鼓捣，别管白天晚上，有时候半夜里就给他叫起来了，一起琢磨药。我们接生孩子经常也是半夜，人家来叫赶紧起来就去了，等你回来就是一个人穿树林往回走。那会想什么？也没有什么可想的，就觉得有病人需要了，赶紧去治，完成了，心里就觉得踏实了。而且我觉得我们在那块的时候，甭管什么情况都处理，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赵立业：没出现过医疗事故。
张丽华：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我们作为卫生员，可以说是保一方平安，等于保的是我们连队的人健康平安。
赵立业：就是及时解决这些职工以及家属们的疾病痛苦，都这么过来了，觉得挺难忘的，回忆起来挺有趣的。
安娜：他们对你们很依赖吧？
张丽华：对。
赵立业：他们觉得就是依靠，生命的依靠。
安娜：在你们去之前连里没有卫生员？
赵立业：没有，知识青年去了以后才有卫生员。连里面一下子一百多人了，后来家属又去了，家属去了事更多了，全是老弱病残，没有人看病怎么行？
张丽华：东北那个地儿特别大，特别广阔，你想象不到有多大的地方。像我们那个连，走出去十里地根本看不见人，真是荒芜人烟，没准你还碰到熊瞎子，碰到狼了。就是在那么一种环境，有的时候，可能过去就是自生自灭的生活。
安娜：有些地方的赤脚医生还要做消毒预防的工作，如防虫防害。
赵立业：我们没有那个东西，连消毒粉都没有。
张丽华：蚊子消灭不了，多的杀不死，前仆后继。东北兵团那块你想杀东西得派飞机，飞机撒药，而且飞机不可能因为蚊子给你撒药。都是因为地里有虫子，犯虫灾了，才派飞机给你撒农药。
赵立业：很艰苦，北大荒的赤脚医生和一般农村还不一样，我们那种生活的艰苦，那种缺医少药的状态，跟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
张丽华：东北都是荒地，特别多，利用这些知青，来了之后把这儿开荒，种地，把它变成粮食地，产粮的地方，不让它荒着，这是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东北那儿老打仗，在整个情况来说是一线，培养我们成为半武装人员。我们老半夜紧急集合，老训练这个，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人就得拿起枪来，就得上前线。
安娜：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但最后没打？
张丽华：最后战争没打起来。
赵立业：我们卫生员下连队支援秋收，掰苞米，走到苞米地里面，走着走着，青纱帐一下就到江边了。一看到黑龙江，都是小伙子，都跑到江边喝黑龙江的水，黑龙江的水很甜，很干净，拿军用水壶灌水，忘了那边是苏联了。正好苏联那边有瞭望塔，看见了很多人到江边来了，人家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当时人家边防部队开始集结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喝完水高高兴兴的还玩呢，主航道上就是苏联的船，冲过来了，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就听对面的枪响了，大伙趴在那儿谁也不敢动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正趴着，一会一队我们这边的边防巡逻兵来了，问我们干吗的，把我们都带走了，说要调查登记，能查出什么？都是连队掰苞米的知青。据说这事儿立马弄到国防部了，通知到国防部了，说当时边界线出现了多少多少人……后来由连部和团保卫部把我们领回去的。
张丽华：像我们翻地耙地，都回不来，早上起来开车翻地耙地，地大着呢，中午回不来，人家食堂给送饭，在地里吃，吃完再接着干，一天12个小时，就那么干12个小时，我们那时候都十五、六岁，我当时15岁吧。
赵立业：都没长熟呢，现在说都是童工。
安娜：都是北京知青？
赵立业：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杭州的哪儿的都有。
安娜：当年你们是主动报名去的？
张丽华：怎么说呢，赶上我们初中毕业。
赵立业：不去不行，只要毕业了，全走。
安娜：哪一年？
赵立业：1969年。
安娜：有人不想去吗？
赵立业：不想去不行，也有不去的，就组织动员，家里的父母得上学习班。
安娜：您做了几年？赤脚医生做了几年？
赵立业：我是1969年一去就干了，后来我就上学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安娜：哪一年上的大学？
赵立业：1973年。
安娜：工农兵大学生？
赵立业：对，工农学员。
安娜：上了几年？
赵立业：三年，到1977年。
安娜：正好赶上四人帮倒台，你回北京了？
赵立业：对，四人帮倒台了，但我没能回北京，被分配到佳木斯兵团总医院了。
安娜：当时不是知青都有机会回北京吗，你没回？
赵立业：回不来，我当时提干了，回不来了。
安娜：后来您在佳木斯又干了几年？
赵立业：一直干到1980年。
安娜：最后怎么回来的？
赵立业：我净给人家知青办病退，开病假条，我同桌的大夫说人家都走了，将来你能在医院当个院长？不是还得砍柴火，还得挑水。后来说你赶紧办吧，填个表就办吧，到北京安置办就接收我了。接收我了，我就找院长说人家同意我回北京，院长特生气，说你这么年轻的大夫，怎么就走了，思想不坚定啊，把我说一通。他把我的三联单，就是调令，给撕了。我捡起来又粘好，又去找教导员，当时我们医院的院长和我们的教导员，关系不太和，院长到别处开会的时候，教导员签了字，当院长回来我已经走了。
安娜：回到北京还是医院？
赵立业：回到北京，我被分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那时候已经算不错了，回来还干本行。
安娜：后来又干了几年老本行？
赵立业：一直干到1990年。一个机会调到房地产公司了，我就改行了。
安娜：您是哪一年离开兵团的？
张丽华：我1973年就离开了，没回到北京，当时北京谁也弄不进来，后来我去湖南，属于是干校。等我走了以后，后来听说有上学的，他们都说你要不走，肯定你能上学，我说谁也没长后眼，后来就是这样。
安娜：以后再没有做过和医学相关的事？
张丽华：基本没有。
安娜：哪一年回的北京？
张丽华：回北京是1978年，因为在外面上了几年学，学工了，后来得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才能动，这才调回北京了，在一个工业企业里。
赵立业：大部分赤脚医生后来都改行了，也有一部分没改行，继续深造了。
安娜：像您这样坚持到1990年的不多。
张丽华：不多，有很多都是坚持不了的。你做的这件事挺伟大的，能把这些不出名的，平凡的赤脚医生挖掘出来，而且深入到各地去了，整个摸了个第一手的材料。
安娜：走下去还是很有感触的，特别是小地方的，那种热情真的让我很感动，有些老知青都老泪纵横，说很感谢你还关注我们。
张丽华：真的，我们觉得你这么个小姑娘，有这么一个志向，真是挺让人佩服的，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挺那个的。
安娜：还是你们做的事情更伟大，救死扶伤，还吃了那么多的苦。
张丽华：我们当时就是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大潮，我们这一拨人做事责任心比较强，真是让你干了，就觉得有这个责任心，真是拼了命的干，不考虑个人得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得先考虑自己有什么利益，我们那会没有。
要是说起当年生活艰苦吧，真是特别苦，我们现在觉得已经过去了，都过来了。总的来讲，但是经过知青这一段历练以后，后来做工作的都能挑起大事来，甭管当时做的怎么样，后来回到城市，不论做什么工作，都特别能吃苦，都能把工作做的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后来的社会，整个靠知青回来的这一帮人在干事，实际上还是知青这些人在支撑着。
赵立业：觉悟，还有一个觉悟。
张丽华：基础东西还是他们支撑的，有出类拔萃的，有出头的，但是大部分知青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社会给予他们的待遇太不公平了。好在现在有时候，大家还能往一块聚聚，有知青情怀还在，还特别浓。所以你能做这些事，大家肯定对你支持，真的，肯定特别热情。
安娜：非常谢谢您的鼓励，也谢谢您二位的时间和故事，我们今天的录音和录像会用在我今后的研究报告和书籍出版中，您二位是否同意？
赵立业：同意，没有问题。
张丽华：当然同意，我们支持你的工作。
安娜(Anna Quian)
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