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苏州河畔，河南路桥北堍，一幢老建筑重获新生的消息引来众多关注目光。2020年底，苏州河两岸42公里滨水岸线基本贯通，河南路桥这段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荒芜的门楼、破败的大厦，而今面目一新。三层高的清水红砖墙，两层通高的壁柱上装饰着古典主义特征的典雅花饰，三角形、半圆形山花窗楣……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重现当年风采，许多市民和游客不禁会探寻其背后的悠远历史。就在此处，整整100年前的1921年11月1日，曾经有过一场规模盛大的商品展览会。
题头图 | 修葺一新的上海总商会主体建筑 | 邱力立摄
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设立商会的言论充斥朝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议设商务局，未果。光绪二十二年，张謇撰写《商会议》，主张“各行省宜立（商务）总会，各府宜有分会。”戊戌变法期间（1898年），光绪帝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在上海、汉口试办商会。两江总督刘坤一请张謇负责设立商务局和商会。不久，因变法失败，拟议中的商会搁浅，商务局也被慈禧太后派出的特使裁撤。之后，慈禧鉴于振兴商务有利无害，又下令在上海举办商务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商务总局设立以后，又在局下组成一个商务公所。由于官办的商务机构与商人自办商会的作用大相悬殊。于是，商人自办商会便提到议事日程。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常乐镇人，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创办中国最早的民族轻工业盛宣怀（1844—1916年），字杏荪（杏生、荇生）、幼勖，号补楼愚斋、次沂、止叟等，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清末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辛丑条约》以后，清廷备受屈辱。英国更是变本加厉地提出修订商约，拟定于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8日—6月5日）在上海正式开议，英方代表马凯事先征询了英国商会及在沪商会的意见，抛出了以24个条款为主体的一揽子修约方案，妄图抢取谈判的主动。中国当时没有商会，清廷代表盛宣怀无处咨询，也没有商业法规可作依据，作为亡羊补牢之举，认为建立本国商会刻不容缓。光绪二十七年末，盛宣怀会同上海绅商严信厚、郑观应及上海道袁树勋等共同磋商，决定在短期内筹备设立商会，严信厚领命筹办。
严信厚（1838—1907年），原名严经邦，字筱舫，号石泉居士。清末著名实业家、书法家、画家，浙江慈溪县人。他是中国近代早期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之一，他与张謇、盛宣怀等人对上海的商会设立起到关键作用。1902年他领衔创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拟定六条章程，并出任总董，被誉为“中国商会第一人”1902年10月，张之洞、盛宣怀会奏上海设立商业会议公所折（部分）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1902年2月22日），各业董事70余人聚议，宣告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有资料显示，地址在南京路五昌里），严信厚受委担任总董兼总理。而后，又公议了由严信厚起草的《暂行简章》6条，其内容是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会后，盛宣怀颁给“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木质关防。八月（9月2日—10月1日），由盛宣怀会同督办商务大臣张之洞，向清廷奏请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获批准。
1902年3月1日《申报》第4版刊发题为“集思广益”，落款为“五昌里商业会议公所严信厚周晋镳”，全文如下：启者前蒙 商税大臣盛宫保饬设商业会议公所，奉剳准行并饬联络各帮选举商董，迅将职名开单呈送等，因现在公所业已开办，惟是上海为各行省商务总枢，而各业商董经办有年素储谋略信厚等，见闻寡陋，一时未及周知，实深惭愧，为此登报伏祈南北市各业贵商董及値年司事诸公，请将台衔住处开示俾得，订期奉邀会商领敎，再如有芳名不列商董而识力宏大于商务交涉机宜考求有素者，亦恳先行开示一并奉邀，务祈不吝金玉赐敎为幸，深冀集思广益，庶几宏商业而保利权也。伏祈 公鉴不宣，五昌里商业会议公所严信厚周晋镳同叩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1903年8月23日—9月20日），清廷设立以载振为尚书的商部，强调恤商之策。商部立即拟定《商会简明章程》26条，宣传介绍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1904年6月5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遵照部定章程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并迁址至爱尔近路（Elgin Road，今安庆路）。至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商务总会两次修订章程，先后当选的各任总理、协理均是在上海从事工商、金融业的巨头。会员及会友代表着大小不同的各个行业、各会馆公所以及外商企业的买办或官方企业的高级职员。改组后的上海商务总会在当时虽为一个新兴社会组织，但受会馆公所势力分配的影响，其内部人员的组成上仍旧具有一定的地域性。从商务总会1904—1911年的七任总理及协理籍贯来看（第一任：严信厚、徐润；第二任：曾铸、朱葆三；第三任：李云书、孙荫庭；第四任：周晋镳、李云书；第五任：周晋镳、严子均；第六任：周晋镳、邵琴涛；第七任：陈润夫、贝润生），其中除去徐润（广东籍）、曾铸（福建籍）、陈润夫（江西籍）外，其余均为江浙籍且尤以浙江宁波籍人士最为突出，这种情况伴随总商会始终，也反映出当时上海工商业的总体态势，江浙籍商人以其地缘及财力等优势继广东籍商人后成为近代上海华商领域内最具实力的一支力量。
1902年，为应对与外国的谈判而匆匆设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图为部分成员合影
上海商务总会在辛亥革命中表现活跃。当时一支重要地方准军事组织“上海商团”牢牢控制在商务总会手中。这支武装在辛亥革命的“上海光复”一役中为革命党顺利攻下江南制造局立下战功。“上海光复”后，上海商务总会为新生的沪军都督府（当时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最高行政机关）积极奔波筹饷，据《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徐鼎新、钱小明所著）第161页所记：“光复上海后，上海军政府的财政全靠上海商务总会维持。为继续北伐推翻清政府，上海商务总会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至1913年初，沪军向上海商家的借款达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筹集的……”由此可见，上海商务总会在这场革命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期间，在闸北集结的上海革命军。其中尤以“上海商团”为主力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商务总会也遇到一些波折。就在“上海光复”同期，部分以浙江籍为主的上海工商业头面人物另立山头成立“上海商务公所”并打算以此与“上海商务总会”分庭抗礼。新成立的“上海商务公所”以“上海商务总会”为清廷商部设立的缘由认为其应被予以取消。双方在几经磋商后由“上海商务总会”公开发表《并合商务总会、商务公所改良办法意见书》并最终于1912年初合并且于当年6月正式改组为“上海总商会”，周晋镳、贝润生、王震（一亭）三人分别出任总理与协理之职，由此，上海总商会登上历史舞台。
1911年，上海商务公所三位首脑。左起会长朱葆三、副会长贝润生、副会长李莲荪
《民国上海县续志》中有关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以及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又改名上海总商会的内容。其中也提及了新会址定在“天后宫西出使行辕地”
1884年点石斋刊印的“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中标注的“天后宫”“钦差行辕”“河南北路（铁路）”位置。此处的“钦差行辕”即为“出使行辕”
沪军都督府致朱葆三及上海商务公所三位首脑的信函（左）。上海商务公所为接受“出使行辕”地块而建立的卷宗（右）
上海总商会成立后不久，建造新会舍的计划很快就被摆上议事日程，而之前上海军政府（沪军都督府）刚将位于铁马路（今河南北路）苏州河畔“天后宫出使大臣行辕”地块划归商会以作为其新办公会址。
说起这“天后宫出使大臣行辕”其中也有一段故事：1874—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等商事机构曾在此修筑从上海到吴淞的“吴淞铁路”，后该铁路因事被清政府“收回”并于1877年全部拆除，现河南北路的旧称“铁马路”就是因此地过去曾为铁路而得来的名字。
铁路被拆除后原铁旁路的火车站留下了一块十余亩的空地，于是清政府便在此设立了“出使大臣行辕”，当时出使别国多走海路，于是为保佑出使团队安全又在行辕一旁建造起 “天后宫”，后来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出使大臣行辕”也随之被撤销，此地辗转归了商会所有。（另有上海市工商联合会资料显示，为报答商务公所当年的资助，沪军都督府把出使大臣行辕地皮划为公所的办公地址，等同把地皮赠与公所。）
1912年3月29日《申报》刊登上海总商会征召会员的启事
新大楼主要是由沪上各界工商业集资捐款而建。1913年2月，总商会得到约6250两白银的民间捐款，出售约2680元的国库券，并向业界募集到约19000两白银的捐款，由此工程启动款项基本落实。1913年2月18日下午2时，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大楼动工，并再次向业界募集到20000多两白银的捐款。1914年9月，总商会为筹募大楼建筑经费而召开会员大会，议决如下：向已表示愿意捐款而未捐的会员进行催款，向尚未捐款的会员进行劝募，并先由总商会借垫不足款项。1914年11月，大楼已经快要落成，但总商会的经费仍然不足以支付一大部分的工程费用；总商会于是在该会协理朱葆三的提议下出售零息票债券，分五年偿还，又在入会费上再额外收费，收取的这部分款项与原有会费分开管理。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总商会为议事厅大楼缴纳每月1000银两的房地产税，因总商会坚决反对而未果。大楼最终在1916年初竣工。
上海总商会大楼立面及剖面图
1916年3月18日《申报》本埠新闻头条报道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大楼开幕消息
1916年3月19日，《民国日报》刊发长文“总商会议事厅落成礼纪盛”
上海总商会新楼整体建造约历时三年，由当时沪上著名的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Atkinson ＆ Dallas Architects and Civil Engineers Ltd）设计，古典主义风格的外立面下横三段式划分清晰，清水红砖的外墙间点缀有巴洛克装饰的壁柱与门窗，整体感觉古朴典雅。这幢大楼共有三层，位于二层的大议事厅是整幢建筑的焦点，其因上方无梁故而俗称为“无梁厅”，可同时容纳800余人参加会议，是当时上海建造较早，并有一定规模的议事厅之一。故此，总商会新大楼当时的正式称法是“议事厅大楼”。1920年前后，又在北苏州路设置主出入口，并建筑一座门楼，这也成为了上海总商会的主要标志。
1916年，上海总商会第九任会长（此任届是追溯至1902年算起）朱葆三（佩珍）撰写的严信厚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之沿革纪要
20世纪早期，民族工业资本虽已有所发展，但其力量显然居于弱势。所以发展中国的实业仍是当时的民族资本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一个孕育于社会母体内日益成熟的新形式——赛会，已呼之欲出了。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之后，下令仿照欧美制度，设立劝工劝商公所。该所专门陈列湖北工业品和土特产以便中外商人选购，以推动企业资金回笼和再生产。1898年，张之洞命令江汉关道开设汉口商务公所，陈列各种土特产和工业制品。其组织制度皆仿效西方劝工场，事实上起到了湖北商品陈列所的作用，为近代中国商品赛会的开始。为了进一步激发创新意识，鼓励实业发展，推动新政的实施。1905年，清廷商部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要求各省成立商品陈列所。1905年4月25日，商部已经奏请设立京师劝工陈列所，开风气之先。此后各省在商部（后称农工商部）的倡导下，陆续筹办起来。至1910年，已有20余家类似机构成立。
1910年11月4日，《申报》刊发张元济所撰“中国出洋赛会预备办法议”
晚清时期的各省或者商务总会主办的商品陈列所大都得到商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时期的商品陈列所主要是在新政的影响下，并且地方督抚起到了领头的作用，在建立商品陈列所过程中，他们奔走呼号，积极筹款，为征集到优良物品，他们跟农工商局和商人建立联系网络，为晚清的实业和商业发展做出贡献。陈列所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兴办起来，那么作为素有“通商大埠”之称的上海为什么这时候却落后了呢？作为全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会为何却没有动静？近代以来，上海成为经济中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云集之处，上海商会组织发展也最早，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较外地为强。20世纪初叶，当地一首待创商品陈列所的词中就写道 :“欲知商品孰称强，招集群材设所陈。何种畅销何种滞，一经聚赛可图新。”其中可一窥当时商人对于商品陈列所的渴望。商品陈列所之设，是早在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创立时便确定的会务建设目标。但岁月蹉跎，毫无进展，直到民国建立后的1915年才提上当时上海总商会的议事日程。
1919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使用的临时场地（河南北路与天潼路口西南角），1921年的新大楼就是在此地块上重新翻建而成
当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资金的短期。总商会中有成员建议使用现有的建筑作为陈列场地，但是更多的意见则是认为应有固定恒久的场地。于众见，何者为优宜益求进境，何者为次立速改良图，何者可以谋长久宜保存国粹，何者可以俾仿造宜杜绝来源。作实地之研求，有因时之改革。只是限于财力，又乏相当地点，而迁延不果者有年矣。今者本会新建议事厅告成，厅之下为一室，宽可若干丈，深可若干尺，以之陈列商品为恰好地位，虽议事厅之款项尚待另筹，而陈列所之经营岂容再缓。陈列之品须积极以进行，勿因陋而就简。展览之期非逢场而做戏，在舍短以从长。异日期工艺精良，商业舒展，发明意匠，增进声誉，得与东西各国相抗衡，则诸君子有造于邦家者，厥功甚伟，岂仅振兴商业云?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层对于陈列所何等重视，并且高瞻远瞩，认为陈列所的兴建有助于维持国货，促进中国商业的发展，最终夺得市场，是有利于国家长久发展的千秋大计。
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酝酿期，民国四年（1915年），上海总商会正式筹建商品陈列所。同年10月在总商会办事机构中则设立陈列股（科），具体进行筹划事宜，订定《上海总商会筹办商品陈列所章程》6章26条，并择定总商会会所北面为新建陈列所大楼基地（资料显示，该地块原为中国济生会所有）。在1918年3月23日第六期常会中，决定釆用通和洋行绘就图样。所以在第十一期常会中公决不能再事迁延，应尽快开工建设。
上海总商会收管陈列所用地凭证。该地块原为中国济生会向财政部租用的
1921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大楼落成后不久的影像。新建筑河南北路一侧的外立面细节清晰可见。图最右可见一家酱园的外墙，这是判断该照片的重要佐证，这家名为“元和官酱园”的店面与陈列所大楼比邻，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仍存
陈列所大楼于民国八年（1919年）春动工兴建，历时一年，于民国九年（1920年）夏竣工，该建筑占地724平方米，楼高3层，总面积为1625平方米，分隔成18个空间，共花费68143银两。陈列所建筑工程由总商会验收通过后，迅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开馆准备工作，成立商品陈列所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商品、布置陈列室、组建办事机构、推定职员等，还订定各种规则，有《商品陈列所章程》18条、《陈列部各员服务规则》10条、《商品陈列所征集商品规则》19条、《陈列保管规则》14条、《商品陈列所观览规则》18条、《商品陈列所展览审查章程》13条等等，并向农商部及江苏省长备案。
（一）现为国际贸易品及将来可推为国际贸易品者。（二）每年产额已在国内各商掉推销甚广者。（三）有足供参考改良之希望者。 （四）认为有商品之价值者。与此同时也规定哪些物品不能征集:（一）制造在十年以前者。（二）有危险之虞致损害他物者。（三）有碍风俗秩序及卫生者。（四）认为商品无价值者。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征品的标准较为宽松，为更多的国货参赛提供广阔的空间，也体现出商品陈列所的举办宗旨：“以发达商业，改良国货，征集各省方物，陈列一堂，俾资比较，而励观摩，复求改良，而供参考，且遇外洋釆运，既可作样品广告之场，欲求国货推销，振兴我国实业，并足以推广国际贸易。”1921年6月18日，《申报》刊发的上海总商会陈列所征集各省商品通告
1921年8月30日《民国日报》刊发的“商品成列所开始办事”之消息
原定1921年8月1日为陈列所开张并举办首届展览会的日子，可是各地参展货品很难如期抵达，而且又遇陈列所内部人员变更风波，后经总商会议定延期至10月10日，后又再次延期。1921年11月1日，好事多磨，上海总商会成立之后，终于迎来最重要的一天。当日十点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美国商务参赞，瑞士、比利时、瑞典、日本等国领事，农商部代表沪海道尹王芷扬，江苏省长代表上海县知事沈宝昌，淞沪护军使代表陆达权、税务处督办代表姚文敷以及报界人士等500多中外各界来宾出席，知名人士马相伯发表提倡国货的演说。展览还登报发布公告，分发入场券，市民皆可参观。当日到会人员就达3600余人，次日又猛增至4300多人。展览会原定两星期，但观者热情高涨，展会延续到11月底。有报载“惟沪上地广人众，恐期间过促，未餍观览者及研究家之望，暂决定展至本月底止。”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中，参观的人数超过60000人次，平均每天2000多人次。1921年11月2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刊发长篇“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开幕纪盛”
1921年11月2日《民国日报》本埠新闻中刊发“商品陈列所开幕纪”
商品陈列所共三层，每层有陈列商品的专用室6个。展览会分为各个专题展示厅，分为化学工业、药品、科学仪器等12个门类。第一层包括美术部、饮食部、农林园艺部和机械工业部。第二层包括染织工业部、制造工艺部。第三层包括矿产部、水产部、化学工业部、药品部、科学仪器部和狩牧部。陈设上方悬挂 “表扬国产”“精华荟萃”等匾额。各部的摆放以及楼层的设置，都体现宣传国货的理念。
瓷器部展厅一角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布展设计已经细致地考虑到“观者体验”的细节。展览会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美术部，或许当时的陈列人员就已经掌握了“首轮效应”这个法则了，也就是先入为主。要给人一种美的视觉享受，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商品陈列所首先的考量就是吸引观者流连忘返，才会防止走马观花现象的出现，爱用国货的观念才会深入人心，并且这样也会较易让人接受。主办方为此也是煞费苦心。比如：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一些死板的商品成列，而是摆放上海先施公司经售广东艺人雕刻的象牙球，球径仅约五寸，而内套二十七球，连外球共二十八球，花纹极细，夺人眼球。还有湖南长沙锦华丽所绣的美前任总统威尔逊与张季直（张謇）的肖影，巧夺天工。另有商务印书馆的大量书画帖等，令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观者的视线，无形中宣传了国货。鉴于商品陈列所以及开幕展会的空前成功，民国十一年（1922年）9月，上海总商会在商品陈列所内设立售品部，根据《商品陈列所售品部试办章程》25条规定，售品部专代国货厂商推销优良产品。买卖手续分为即时、约定、通信3种，费用收取根据卖主售出物品的销售额酌定。售品部自试办以后，成效颇著。各商家踊跃寄沪托销，寄售的商号最多时达百余家，一切家常日用品及药品等达360余种，9月至12月收入售价共计洋3620元。1923年总计由本外埠各工厂商号先后寄售出品者约300余家，品类约2000余种，其间常年委托经理的厂号达135家，物品约1000余种，比1921年寄售户数增一倍，种类更是增加五倍之多。虽然由于苏州河天后宫桥（今河南路桥）拆修，造成交通阻塞，导致门市顿形减少，但售出物品所得价值仍旧达2万元。众多国外厂家（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旧金山、爪哇及日本等地）也纷纷来函托办货品。
1921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展览会颁发的谢状
1921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展览会颁发的奖证
1928年5月26日《民国日报》头版刊登的“三星蚊香”广告。其中将参与上海总商会商品成列所展览会作为主要佳绩予以宣传
上海总商会时期，先后有：民国十年11月1日至30日的开幕展览会（1921年11月1—30日）、民国十一年10月6日至25日的蚕茧丝绸展览会（1922年10月6—25日）、民国十二年10月10日至25日的化学工业展览会（1923年10月10—25日）、民国十七年7月8日至20日的夏秋用品国货展览会（1928年7月8—20日）4次主题商品展览会。其余时间常年陈列的全国各地展品有34400余件，平时免费向社会各界开放，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参观人数34546人次，民国十八年（1929年）参观的人数达167393人次。陈列所根据陈展的内容，多次编辑出版《国货津梁》小册子，详细介绍全国国货工厂、商号的产品、商标、地址，成为推广国货的指南。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北苏州路470号，上海总商会门楼。可见“春季国货展览会国货商场开幕”的横幅
1934年上海出版的《国货运动》杂志中刊载“国货介绍与调查：商会编印国货津梁及商标汇刊:国货工厂两大钜著”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一次展览会颁发的奖章
商品陈列所还先后为直隶工艺观摩会、汕头总商会商品陈列所、青岛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江苏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览会、西湖博览会、芜湖安徽省立第二商品陈列所、荷兰万隆城博览会、美国纽约赛会、美国费城商品陈列馆、暹罗国货陈列馆、小吕宋嘉年华会展览会、霹雳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巴达维亚中华总商会代理征集中华国货，数量分别为505件至9842件不等。上海总商会在1930年改组为上海市商会。
此后，商会再次改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大楼仍然沿用下来，但改称作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会所（简称上海工商联会所）。
1958年4月，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发展，政府把商会议事厅大楼调拨给军工、电子工业企业，用作工业生产和研究，联合会会址则迁至江西中路406号。此后，议事厅大楼先后被上海电子管厂、联合灯泡厂、上海市电子元件研究所使用；工业用途并非大楼原先设计的功能，对大楼造成损坏，建筑结构也为了配合工业生产的缘故而出现大规模改变。至1999年，电子元件研究所进行企业改革，原有房产与土地划入上海仪电；此后，商会议事厅大楼成为空置建筑。
美国记者 Lois Conner 1985年拍摄的原上海总商会北苏州路470号门楼
2018年，修葺一新的原上海总商会大楼内景
图片摄影 | 邱力立
1999年，上海总商会旧址的主楼部分（议事厅大楼与陈列所大楼）列为上海市第三批优秀历史建筑。2010年前后开始修缮工程，2014年被列入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而商品陈列所大楼的命运却乏人问津。参看上海测绘院“天地图”系统，直至2006年的航拍影像中，该楼还可见到。但此后何时拆除，不得而知。这栋见证了百年前商会风云的历史建筑没有得以保留，确是一件憾事。
1948年的上海市商会及周边街区图。红圈中就是商品陈列所大楼建筑，可见当时一部分已经为《国民日报》印刷厂使用图片来源 | 2008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再版《老上海百业指南》
1948年直至2006年的航拍图中原商品陈列所大楼建筑都可见
2021年6月10日，静安区组织开展的“秉初心 学四史 游静安” 现场教学活动启动，静安区向社会推出了5条红色现场教学路线，图为参与现场教学的学员在导游的指引下探访上海总商会旧址上海总商会组织是清末民初上海开明士绅阶层及爱国工商业界弘扬民族产业的努力举措，它架起了一座官府与企业、官府与会员之间的桥梁。而商品陈列和展示实际上是为会员服务的手段，为企业打开了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作用不可小视，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END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
邱力立：《上海总商会传奇》
郝晓鹏：《民国时期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研究》
《上海工商社团志》《闸北区志》等
《申报》资源：爱如生申报数据库
部分图片由《上海年鉴》特约摄影团队提供
部分图片源自《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