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武术-“身体之道”（中）
另一大阵营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住了身体的整全性。他们不仅体认到了单个身体具有不可思议的能量，而且在实战中自我和作为对手的他者也可以成为一个整体，他者的能量可转化为自我的能量，只要运用得当，在这个整体中他者能成为可以自如操纵的部分。当他者不能自主时，其能量便由我来主宰。
所谓以彼之力加我之力还诸彼身，最高明的国术家还能做到以我之小力加彼之大力还诸彼身。这种境界被称为：“四两拨千斤”。有人认为，这是利用了力学中的杠杆原理。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这一判断是成立的。但是，“四两拨千斤”这一说法也误导了无数迷信“内家”之说的初学者，他们以为，只要学会了这种技巧，就能以小搏大，以弱胜强。而实际上，能够施展“四两拨千斤”的国术家，本身劲力就得大得惊人，他们不过是拥有“千斤”之力而在某些时刻只用“四两”而已。“四两”可拨“千斤”，但这“四两”背后蕴藏着随时可以追加的惊人能量。只要有实战经验的人都会明白，技巧若无功力做支撑，便是纸糊的架子，一打就散。而所谓技巧，只是为了发劲的有效而产生。舍功力而谈技巧，只能陷入自欺欺人的泥潭。任何货真价实的国术家，都把“功夫上身”作为第一要务。身上有没有功夫，或者用更通俗的说法——有没有东西，在行家那里，是一伸手便能知个大概。
杨澄甫幼承家学，却不肯下苦功，虽然杨式太极拳一招一式皆烂熟于胸，实际功力却很浅，虽不能说是纸糊的架子，但也只能算是好看的瓷器。作为“杨无敌”杨露禅的嫡孙，这座“瓷器”也受人追捧，二十九岁便在北京中山公园设立拳场，从者如云。杨澄甫终究是见识过真功夫的人，有自知之明，只教招式，跟当今许多以“武”谋生的套路名家并无二致。一旦涉及到需要发劲打人的功夫，学徒们必须前往杨府拳场，在师祖杨健候的看顾下学习。杨健候是一代高手，为人精细，在他的妥当布置下，杨澄甫倒也没有出过纰漏。杨健候临终时，担忧杨澄甫以后无人撑持，在高手面前堕了杨家威名，以致老泪纵横，伥伥而去。杨澄甫痛定思痛，闭门六年，专练找劲发劲，四十岁时方出关，此后由北至南，广开法门，成为太极门中的“广大教化主”。杨澄甫成长蜕变的过程，是一个国术家从外在的虚文浮套逐步深入自己身体内部的生动写照。国术家们无须阅读《孟子》，便能走上“反求诸己”的路径，这条路径通向国术的核心。
经过许多代人的摸索和传承，最晚至清末，国术的核心练习模式便已成型。许多拳种的顶级高手都形成了清晰的认知：要想在搏斗中及时爆发出至刚至猛的整体能量，必须将身体练得大松大软。这种让国术围观者和普通习练者难以理解的悖论含有辩证法的因子，是一代又一代的拳师们通过身体的实证缓慢得来，当中含有大量的汗水、泪水和鲜血。但就算付出了汗水、泪水和鲜血，还是有许多拳师错过了这条路径，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因为没有把身体练得更硬更紧。
这两种路径的交错而过，造成了国术的分裂。如果非要用内家和外家对国术进行区分，以此为标准，算是最为靠谱，尽管仍然不是那么清晰和界限分明。比如被视为外家拳代表的少林派，当中的心意却是在松柔中求功夫。又如南拳也被目为外家拳，但当中的咏春拳却又体现出对身体整全性的追求。面对这种暧昧难明的状况，黄剑明提出：拳无南北之分，更无内外之别。这是通家才有的见识，单刀直入、直抵核心。
国术的核心就是找劲和发劲。劲是力的最大整体化，即所谓整力。许多国术家都认为，找劲的不二法门是站桩。形意拳有“万法皆出三体式”之说；八极拳的沉坠劲、十字劲皆须从站桩中求得。大成拳的创拳者王芗斋是这一法门最彻底的实施者。他对国术最大的贡献，也是争议最多的地方，就是坚决摒弃了套路，专尚站桩和实做。这等于把传统的“练法、打法、演法”缩减为“练法、打法”。
实则演法（套路）中也包含了练法和打法，但只有极少数根器颖利的人才能悟到，更多人则在漫无边际的套路练习中耗费时日，最好的结果是练得身体强健，挨打时可以多支撑一阵。演法在各个时期都大行其道，背后有利益的驱动，也有更深远的考虑。它可以大幅度延长拳师授课的时间，增加他们的收入，同时也能让拳师有时间从容考察徒弟的品性和根骨，以便决定哪些人只能学到花架子，哪些人可以传授给他们练法和打法。
后一部分永远是少数，他们通常被称为入室弟子。尽管王芗斋立意高远，门户开阔，而且矢志不移，但有资格称为他入室弟子的也是寥寥无几。因为国术比任何一门技艺都讲究“身授”，无法流程化操作和模式化发展。以杨露蝉天资之高，在偷拳（也就是“瞟学”）三年后，也要正式拜在陈长兴门下，才能得其堂奥。练法涉及到每具身体的不断调整。每个人的身体千差万别，最后能不能出功夫，功夫能不能实现个体的最大化，不但取决于师傅的水平和徒弟的资质，还取决于师徒之间的信任程度。只有对师傅信服到死心塌地的人才能严格遵循教导，细细体味松肩坠肘、内撑外裹的甚深滋味，而对那些学了三月半载就在外头抡胳膊动腿抖威风的好汉行径无动于衷。
站桩确实能最大限度地体现身体的整全性，它使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处在将发未发的状态，而在整体上保持中和之态。其单纯的姿势蕴涵着许多细微的要求。如何达到这些要求，很多时候言传不能奏效。在适当的时机，师傅会允许徒弟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此来告诉他是这样而非那样。苦练深思却不得的弟子一触之下，往往会恍然大悟，这就是所谓的“捅破窗户纸”。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凡不可说者皆须沉默”，在国术家这里遭遇到了事实上的反驳——身体可以突破言语的界限，传达出最重要、最关键的“不可说者”。而师徒之间那种甚至比血缘还牢固的关系也是在这种传授中一点一滴形成的。
对于不能得其滋味的练习者，站桩无异于一种枯燥的苦行。这道铁门槛把许多意志力薄弱、缺乏耐心和悟性的练习者挡在国术的大堂之外。而一旦跨过这道门槛，能够“站进去”了，桩功“静中动”的妙处就会如花瓣一层一层打开，身体逐步出现许多不可思议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是精微而漫长的，如同烹饪一道名菜，任何一点火候未到或火候过了，都会导致不可弥补的遗憾。
在最高的“烹饪”效果中，全身肌肉的放松程度能够达到仿佛是挂在骨头上一样，而骨头的密度会大幅度提升，所谓“铁树挂宝衣”，就是对这一高深境界简洁而生动的描写。身体的敏感度也会提升到近乎夸张的地步，拳经中对此境界的描写同样是富有诗意的：“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但这种敏感并不意味着国术家对身体的追求是像羽毛或蝇虫的翅膀那样轻盈，相反，通过长期的站桩练习，身体会日益沉稳充实，仿佛与大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这种实效被称为“根劲”。一旦获得了“根劲”，就是功夫上身了，便可进入发劲的阶段。
站桩无疑是通往劲的康庄大道，但也不乏未经站桩就成就了的例子。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根据李仲轩的回忆，尽管尚云祥教授弟子都是从站桩开始，他自己却是不站桩也成就了。他的师傅，清末大拳师“单刀”李存义也是走的这条路径。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顶级国术家，八极拳的“神枪”李书文，在其门人的回忆中也很少看到苦练站桩的行迹。“自然门”和太极拳这南北两大以劲的吞吐转化灵活著称的拳种，也都更倾向于在动态化更为明显的练习中找劲。（中）（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