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会把持天津艺人，常宝堃险被废相声奇才惨死，马三立忍气吞声
民国时期社会混乱，天津卫出了很多号称跺脚城颤的流氓混混，比如说，恶霸脚行头子翟瞎子、贩卖人口的窑主李锡武、最大的赌局老板刘宝珍、白面儿大王康世卿、流氓组织三十六友头子王林，海河码头四大金钢、天津卫四霸天……隔壁“大狮”就写了一系列的天津混混故事，在这些人里，其中最有名的还得说是青帮大佬袁文会。
袁文会勾结日本人，欺男霸女坏事做尽，对天津红红火火的曲艺行也是伸过黑手的。
1930年代末，袁文会有了日本人撑腰，势力大涨。
此时天津的娱乐事业也是畸形蓬勃。
时值一九三八年，天津为日寇占领，青帮、汉奸、特务、流氓、戏霸等等魑魅魍魉都纷纷活动。
燕乐升平剧场拆迁前。
地痞青帮把持的燕乐升平上演曲艺，并从北京约来了白云鹏、戴少甫等一些当时比较有名气的演员。
戴少甫被称为相声奇才，在北京与于俊波搭档，一逗一捧，可谓珠联璧合。他们一到燕乐升平，马上就红得发紫，每场都能上个满座。
袁文会当然不会错过，他每天占一个包厢。“兴之所至”时还要点个曲目。
一次，袁文会点了戴少甫的拿手段子《打白朗》（郭德纲经典段子《西征梦》前身），偏巧前后台管事的马虎了，戴少甫应了别人的烦请，无意中刮了袁文会的面子。
这一来可惹祸了，袁文会甩袖离座，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说相声的现打不赊！”在燕乐升平后门“插上旗”（安置打手），就等戴少甫回园子。
戴少甫听说后吓得不敢露面，经过陈炎、于嘉麟等人出面向袁文会说合，事情才算没闹大。这也是戴少甫第一次被袁文会“打”。
天津民国时代街景
袁文会打了人后，对这件“不痛快”的事情，心里很不自在，决定自己干个曲艺园子，跟燕乐升平打对台。
当即同伙趋奉起来，各掏五百元作股金，一共凑了三千多元，把南市慎益大街庆云戏院前后台的经理人找来，决定用庆云戏院作场地。
开张的角儿都约的是一、二流的曲艺名角，如小彩舞的京韵大鼓，陈士和的评书，赵小福的时调，金万昌的梅花大鼓，郭荣山、韩永先的拆唱八角鼓，于德海、冯书田的中国戏法，佫树旺的坛子，谭俊川的翔翎技艺（踢毽），吉平三、荷花女父女俩的太平歌词，常树田的单弦，张寿臣、侯一尘的相声，另外又找来几个漂亮的女演员清唱二黄。阵容强大，一时无两。大轴主角小彩舞原己在小梨园挑大轴，凭着袁文会的势力，小梨园允借两个月。
庆云开张，班社定名“联义社”。在袁文会的淫威之下，全台艺员，唱的也好，说的也好，耍的也好，谁敢不卖力气？但是几个曲艺艺人再卖力气也改变不了上座的不景气，袁文会把庆云当成他自家的银行，随时用钱随时来拿，直弄得包银发不下来。
那时燕乐和庆云打对垒，燕乐年终演员有双薪，常宝堃和赵佩茹谈闲话，就说咱们这么卖力，票房这么好，也混不上双薪。谁知被袁文会知道了，马上派人把赵佩茹打了一顿，杀鸡儆猴，好在没打常宝堃。
大家敢怒不敢言，演单弦的王剑云壮着胆子挺身出来问了一句“什么日子能关钱？”就遭到一顿毒打。王剑云忍气吞声，日子不多，含屈病死。
后来袁文会又给他们成立了兄弟剧团，以常宝堃和赵佩如为主角。从此，他们俩平时受压迫还不提，有一次因为上座不好，袁文会的狗腿子就要把常宝堃和赵佩茹给废了，结果兄弟剧团全班人马都到袁文会家去跪地哀求，向袁赔礼，才算罢休。
这是袁文会“拿下”常宝堃赵佩茹的手段，他对付其他艺人，用的是大棒加大棒的手段——胡萝卜那是连想都别想的了。
比如马三立大师。马三立大师在1930年代颠沛流离，不仅在京津撂地儿，还曾北上长春沈阳，南下济南南京，就为了还高利贷兼挣口养家费用。
到了1940年代，马三立大师刚刚在天津站稳脚跟，过新年的时候，袁文会的手下王十二到东兴市场找他，“约”马三爷到庆云参加反串戏。
马三爷无奈答应帮一个月的忙。没料想“一入侯门深似海”，进了联义让再想出来就“身不由己”了，一直演到1945年才算结束。
而对于不听话，甚至和自己唱对台戏的艺人，袁文会可是毫不手软。
比如戴少甫。本和侯宝林、张寿臣、马三立齐名，因为得罪袁文会，最终被传惨死在袁氏手中。
戴少甫被袁文会第一次“打”回北京后，又重新对自己的作品和表演做了改变，他随后再次赶赴天津。
这次他拿出了一段《数来宝》，内容俏皮、节奏明快，包袱密集，一下子就得到了天津媒体和观众的广泛认可。
曾有天津媒体报道戴少甫，一段《数来宝》红遍沽上（天津），蘑菇（常宝堃）都要退避三舍。
话说戴少甫在天津二次火爆之后，与常宝堃唱起了对台戏，这影响了袁文会的收入，自然就成了眼中钉。
戴少甫因此在天津受同行倾轧、流氓欺负、袁文会毒打、搭档被拆等打击，加上染上抽白面的恶习，1944年就英年早逝。
艺人圈子里就此传说“袁文会打死戴少甫”，而袁氏自然乐得有了威名，别人再不敢惹。
1945年，日本在华苟延残喘，袁文会也老奸巨猾地考虑脱身。
他把提了多年而没有“正名”的“天津兄弟曲艺剧园”的牌子正式亮了出来，以常宝堃为这个曲艺剧团的正团长，陈亚南为副团长。恶霸袁文会为什么在这时候推出常宝堃、陈亚南来担任正、副团长呢？
估计有三方面的原因：估计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便于驾驭常宝堃，陈亚南等人，促使他们更加卖力气；第二，表示对赴京演出的郑重，使剧团带有共和班的性质；第三，时至一九四五年春，侵华日军已临绝境，袁文会等已经感到他们依附的“冰山”行将崩溃，想收敛一下手脚。这就是天津兄弟曲艺剧因成立于一九四零年，而“正名”于五年后的一九四五年的内幕。
解放后，袁文会被人民政府逮捕枪毙，那一天是天津所有曲艺艺人们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