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清诗新解（2）
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鸳湖曲
[清]吴伟业
鸳鸯湖畔草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轻靴窄袖娇装束。脆管繁弦竞追逐。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鸲鹆。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那知转眼浮生梦。萧萧日影悲风动。中散弹琴竟未终，山公启事成何用。东市朝衣一旦休。北邙抔土亦难留。白杨尚作他人树，红粉知非旧日楼。烽火名园窜狐兔。画阁偷窥老兵怒。宁使当时没县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来倚棹向湖边。烟雨台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人生苦乐皆陈迹。年去年来堪痛惜。闻笛休嗟石季伦，衔杯且效陶彭泽。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
关于此诗本事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这首诗通过明末佞臣吴昌时凭借权势、显赫骄横、纵情声色，但转眼成空的事，感叹富贵无常的现象。吴昌时，明末嘉兴人，崇祯时，得首相周延儒之力，擢吏部文选郎，结交宦官，把持朝政。不久，周延儒罢职自杀，吴昌时处斩。事见《明史·周延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按：此说大体允当，但在细节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出入。
其一，吴昌时的官职，《明史》卷三〇八《奸臣·周延儒传》所载为“文选郎”，卷二五四《郑三俊传》所载为“文选”“郎中”。考《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吏部》载：“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文选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以赞尚书。”则其正式官名当为“吏部文选司郎中”。
其二，所谓吴昌时“把持朝政”。《明史·周延儒传》载：“昌时，嘉兴人。有干材，颇为东林（按，东林党）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把持朝官”，是“控制朝官”的意思。由于吴氏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有赞助吏部尚书迁升、改调官吏的职权，掌握着朝官们的前程、命运，因而能够控制他们。注者改一字作“把持朝政”，便不符合事实了。吴氏只是吏部所属职能司的一个正五品的中级官员，如何能够“把持朝政”？当然，由于他是首相的亲信，又与宦官交通，间接地“干预朝政”还是可能的。但这与“把持朝政”还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关于“周延儒罢职自杀”。《明史·周延儒传》载：“已而御史蒋拱辰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给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按，崇祯）怒甚，御中左门，亲鞫昌时，折其胫，无所承，怒不解。拱辰面讦其通内，帝察之有迹，乃下狱论死，始有意诛延儒。初，薛国观赐死，谓昌时致之。其门人魏藻德新入阁有宠，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遣缇骑逮入京师。时旧辅王应熊被召，延儒知帝怒甚，宿留道中，俟应熊先入，冀为请。帝知之，应熊既抵京，命之归。延儒至，安置正阳门外古庙，上疏乞哀，不许。法司以戍请，同官申救，皆不许。（崇祯十六年）冬十二月，昌时弃市，命勒延儒自尽，籍其家。”
又《乾隆吴江县志》卷五七《旧事》二载：“既而御史蒋拱辰劾昌时赃私巨万，事多连延儒，并言内通中官，漏泄禁密事。帝震怒，御中左门，亲鞫之，遂下狱论死，且始有诛延儒意。时魏藻德新入阁有宠，谓其师薛国观之赐死，昌时实致之，恨昌时甚，因与陈演共排延儒。掌锦衣卫骆养性复腾蜚语。帝遂命尽削延儒职，勒其自尽，而昌时弃市。”
据此，则延儒并非一般性的因“罢职”而“自杀”，而是被削尽官职，逮捕入京，勒令自尽。
关于“画鼓队催桃叶伎”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画鼓队：乐队。”（同上）
按：现代汉语之所谓“乐队”，是音乐演奏团队。中国古代并无“乐队”这一名目。这里所说的“队”，是“队舞”，即多人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
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舞名》：“宋时……所谓女童队、小儿队、教坊队者，已仿佛今世。”
《宋史》卷一四二《乐志》一七载，“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其“小儿队”，一曰“柘枝队”，二曰“剑器队”，三曰“婆罗门队”，四曰“醉胡腾队”，五曰“诨臣万岁乐队”，六曰“儿童感圣乐队”，七曰“玉兔浑脱队”，八曰“异域朝天队”，九曰“儿童解红队”，十曰“射雕回鹘队”。其“女弟子队”，一曰“菩萨蛮队”，二曰“感化乐队”，三曰“抛毬乐队”，四曰“佳人剪牡丹队”，五曰“拂霓裳队”，六曰“采莲队”，七曰“凤迎乐队”，八曰“菩萨献香花队”，九曰“彩云仙队”，十曰“打毬乐队”。“队舞”之制，可见一斑。
吴伟业诗此句，实为倒装，正常语序应是“画鼓催桃叶伎队”。它描写的是：画鼓敲奏起来，紧接着艺伎们就成队出场表演舞蹈。
关于“闻笛休嗟石季伦”
黄寿祺先生等《清诗选》：“闻笛，嵇康精于音乐，死后，友人向秀行经其旧居，听到邻人在吹笛，追思昔日两人游宴之好，作《思旧赋》。石崇，字季伦，晋代的豪富，被赵王伦所杀。见《晋书·石崇传》。”（同上，第34—35页）
按：三国魏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其赋仍有“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语。可见向秀所“思”之“旧”，乃嵇、吕二人，并非嵇康一人。这只是一个小失误，顺带提出，予以辨正。
注者此说最大的失误，在于引证不当，类比不伦。向秀与嵇康、吕向二人的政治倾向较接近。嵇、吕二人之所以被当政的司马昭集团杀害，是由于他们不肯与该集团合作，被该集团视为异己。而吴伟业与吴昌时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关系，也谈不上有多么深的私人交情。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五《鸳湖感旧》诗小序云：“予曾过吴来之（按，昌时字）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可见诗人只是在嘉兴鸳湖受到过吴昌时的款待，在他家的园林别墅中喝过酒，观赏过他家音乐歌舞伎的演出而已。因此，本篇对昌时的死并未表现出如同向秀对嵇康、吕向那样沉痛的哀悼，只说“闻笛休嗟石季伦”，而非“闻笛但悲嵇叔夜”（嵇康字叔夜）。有什么理由断定“闻笛”是用向秀《思旧赋》呢？
笔者以为，要正确解读“闻笛”句，须征引《晋书》卷三三《石崇传》：“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充、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就豪富奢侈且不得善终这两点而言，吴昌时与石崇具有可比性，故诗人以“石季伦”指称他。而石崇的死是因为得罪了孙秀，得罪孙秀是因为舍不得爱妓绿珠，舍不得绿珠是因为她“美而艳，善吹笛”。“闻笛休嗟石季伦”句的构思逻辑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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