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中国贵族时代的巅峰，皇帝甚至沦为装饰

说到贵族，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优雅、高贵，然后联系到欧洲。

确实，欧洲直到18世纪，贵族依旧是主流社会。直到今天，英国还保留着贵族爵位和封号。

但是，贵族是西方的特有产物的吗？——并不是。

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贵族时代，其中魏晋时期就是贵族时代的高光时刻。

尤其是东晋时期，贵族时代臻于巅峰，其权势能与皇家平起平坐，甚至凌驾于皇家之上。

一：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这是日本诗人大沼枕山所写的两句汉诗。

六朝即魏晋南北朝，提起魏晋，紧随而来的关键词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种贵族式人生态度，豁达免俗，天真自然。

它存活于那些官N代的高阶知识分子圈层，整天饮酒、吃药、长啸、清谈，在衣食无忧的日子里，力求务虚，崇尚虚无。

这样的高阶知识分子圈层，就是士族，也称门阀、门第、世家、势族……

士族这个概念常让外国史学家为难，因为他们的话语体系中没有对应的词可供翻译，于是用了“贵族”这个称谓。

士族与贵族，意思很接近，却不能画等号。

最大的区别在于，贵族权力是显性的，贵族爵位可以被授予，还能世袭；

而士族权力是隐性的，士族身份不能被授予，即使皇帝也没这个能耐，只能靠祖上几代的积累。

虽然士族权力是隐性的，但是士族身份就是上流社会的入场券。

尤其在魏晋时期，只要你出身士族，即便是个傻子，也能做官，这就相当于有了世袭的特权。

所以说，魏晋时期的士族其实已经和贵族概念无限接近了，而魏晋也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也最辉煌的贵族时代。

二：

都说“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人的努力”，而魏晋则是数百年的士族，才养成了那样一种风度。

士族萌芽于东汉后期，当时做官基本通过察举和征辟，被举荐的人成为举荐者的门生故吏，而不少门生故吏都会选择依附举荐者。

久而久之，举荐者和门生故吏便结成牢固的政治利益集团，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

而世家大族的子孙在察举和征辟中往往享有优先权，所以整个家族全部入朝为官的现象非常普遍，就算是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也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不停地和他们周旋。

而在地方上，则天高皇帝远，世家大族俨然成了那儿的土皇帝。

到了汉献帝时期，为了平衡豪强，推行职田制。

也就是皇帝把土地分给大臣，由他们雇佣农民劳作，除了上交一部分税收，剩下都是自己的。不过这类土地不允许买卖。

这样一来，本就是地主出身的世家大族更加肆无忌惮，大肆进行土地兼并。

皇帝给的土地不能买卖，但可以买别人的啊。社会因此严重分化，世家大族控制了朝政和土地，寒门难出贵人。

寒族出身的曹操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就被士族所鄙视，所以一再发布“唯才是举”令，选用那些不是出身世家大族却懂治国用兵之道的人。

不过曹操并没有否定世家大族一直强调的德行标准，反而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

何谓名士？这个词，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礼记》，意指名满天下的士人。但把士族精英称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的，是在东汉末年。

“党锢之祸”后，太学生和知识界以各种名目为受害士人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是“三君”，也就是意见领袖，此外还有“八俊”“八顾”“八及”等榜单。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也叫清流。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成为风尚。

当时寒门曹操为了发迹，就几次三番地请求品评大家许劭给他个定个标签，许劭拗不过，只好给了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丕继位后，推行了新的选官制度，即九品官人之法，也叫九品中正制。

就是朝廷任命一些大臣兼职当中正官，负责在各自家乡评定和举荐人才，依据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个方面，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品级越高，被授予的职位也越高。

刚实行那会儿，定品级还比较客观，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靠名士品评来赢得为官出路的局面。

但发展到西晋，定品级变成了只看家世，道德、才能都靠边的情形，最终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沦为士族巩固权势的工具。

面对势力越来越强大的门阀士族，晋武帝司马炎为了防止门阀篡晋，竟然恢复了分封制，大封宗室，诸王入朝则位列卿相，出朝则掌握地方军政。

以致司马炎一死，司马诸王们乱政擅权，爆发了“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引发“五胡乱华”“神州陆沉”“衣冠南渡”等一系列恶果，晋朝不得不壮士断腕，重心南移，南北割据，开启东晋时代。

西晋皇室宗族在“八王之乱”中大多兵败身死，实力大打折扣，萎靡不振。

东晋在南渡士族的扶持下而建立，皇权衰微，士族专政，两者平起平坐，甚至皇室成了士族的装饰品。

三：

“八王之乱”以贾南风谋杀太子，司马伦趁机政变为标志，开启了长达7年的第二阶段，东海王司马越成为最后的赢家。

而所谓的赢家，也只是苟延残喘罢了。

此时，氐人首领李雄占领成都，自称成都王；

匈奴首领刘渊建立汉国，自称汉王；

羯人首领石勒也乘机起兵，归附刘渊；

江南地区陈敏割据引起地方大族举兵；

全国各地不断有流民圈地起事……

狼烟四起，群雄并立，朝廷所能掌控的区域越来越小，受战乱影响地区越来越大。

面对中原乱局，王衍向司马越建议，选配人才镇守军事重镇，得到司马越的首肯。

他派出自己的三兄弟司马略、司马模、司马腾分别坐镇襄阳、长安、邺城，以应对这些自立割据势力。

与此同时，王衍为了“门户私计”，也实施了自己保家计划。

他任命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而自己坐镇洛阳。这样就实现“狡兔三窟”了，到时候不至于灭族。

理想很丰满，但他的“三窟”都设在长江以北，真正成全他“门户私计”的却是被安排在长江以南的王导。

王导并不在他的“三窟”范畴内，司马睿也不在司马越的镇守大局中。

他们被安排过江，一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的真空，呼应江淮、荆楚，共为中原犄角；二是漕运江南的粮食，为坚守中原提供物资保障。

可以说，司马越和王衍的这一手布置，无心插柳地为晋室留下了一线生机。

四：

永嘉元年（307），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和王导一起渡江来到了南京。

南京的司马睿、王导组合其实就是洛阳司马越、王衍组合的翻版，只不过权势地位有了变化，王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此时的司马睿，一没实力，二无威望，又是晋室旁枝，“时人未之识”，可谓存在感非常之低。而此时的王导，已经具备政治阅历和名望，被委以重任，担任司马。

司马睿得不到当地百姓的认同，江左名门也持观望态度，以至于到南京一个月了，还“士庶莫有至者”，一个拜访的人都没有！因此，如何在江左立足便成为当务之急。

此时的江左，刚刚经历了一场混乱。

陈敏假传旨意，自封为扬州刺史，趁机割据江左。但是，因为处理不好与江左地方士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最终被地方士族给掀翻了。

江左地区虽然在晋武帝时期就纳入西晋版图了，但“吴人不附”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当初吴国的建立，依靠的就是江左名门的拥戴。

孙策一家在当时是次等士族，不以文化见称，但很有战斗力。于是江左名门就借其武力，组织政权，但说到底，政治社会势力仍掌握在这些名门手上。

西晋灭吴以后，这种地方势力并没有被消灭，而西晋执行的，一直是对江左地区的绥靖政策。

当时的江左，有四大名门，分别是顾、陆、朱、张，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军事力量。

其中的“顾”，指的是顾荣。陈敏的倒台，就是在顾荣的指挥下做到的。

随着陈敏的倒台，不论是渡江南来的司马睿、王导，还是以顾荣为代表的江左名门，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江左，该何去何从？

江左名门的想法是：扶持一个孙策孙权般的人物，成立一个本土化政权，既能稳定政局，又能维护地方豪族利益。

所以，对于陈敏，他们恨的不是他的割据江左，而是他的不顾及他们的利益。

王导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便为司马睿制定了基本施政方针：清静为政，抚绥新旧。

也就是尽量不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维持现状；对南下的中原士人和江左的地方地势都宽容以待。

他一方面为司马睿树立威望，一方面则加紧笼络南方士族。他学吴语，为南北士族牵红线，施行愦愦之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三翻四次遭南方大族戏谑也赔着笑脸。

在他的努力之下，顾荣、贺循等江左名门代表纷纷出来做官，江左士族开始拥护司马睿。司马睿逐渐在南京站稳了脚跟。

后来“永嘉南奔”，北方士族纷纷南逃。为了兼顾南北方利益，王导制定了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

当时南逃的士族看着江左一带朝堂未举、百业待兴的情况很是忧愁，等到见到了王导，一番谈论后，立刻云消雨散了，他们称赞王导为“江左管夷吾”。

管夷吾，就是管仲，也就是孔子眼中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齐桓公也不成其为齐桓公了。可见王导功劳之大。

太兴元年（318），晋愍帝被杀，西晋终结，司马睿正式称帝，建立东晋。

在登基仪式上，司马睿再三邀请王导同升御座，一起接收百官朝拜。王导虽然拒绝了皇帝的邀请，但“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从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