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
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190]
1853年7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最近来自印度的一批陆邮传来消息说，缅甸的全权代表拒绝了葛德文将军提出的和约，葛德文将军给他们24小时的时间让他们再考虑一下，但10小时以后，这些缅甸人却开路了。没有尽头的缅甸战争的第三次爆发，看来有不可避免之势[191]。
英国在东方进行的历次征伐，哪一次也比不上征伐缅甸这样师出无名。这里的情况和印度西北边界的情况不同。在孟加拉和缅甸之间，隔着一条军队不能越过的山脉，缅甸根本不可能入侵印度。为了向缅甸开战，印度统治者不得不从海路到缅甸去。认为缅甸人会从海上进攻印度的设想，和那种认为缅甸的浅水帆船能够对抗东印度公司的军舰的荒谬说法一样可笑。也没有任何事实能说明，美国佬有并吞勃固省的强烈意图。因此，除了要给破落贵族找些营生，像一个英国作家所说的那样，要“在东方修建一座固定的贵族收容所或东方的汉普敦宫[192]”以外，再也找不出任何理由。在安赫斯特勋爵的唐·吉诃德式统治年代发动的第一次缅甸战争（1824—1826），虽然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却使印度国债增加1300万英镑。英国在东方的租借地上——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所花的费用，不算兵饷，每年支出还超出收入10万多英镑。1826年从缅甸夺来的领土的代价则大得多。勃固这块领土的开支更是负担不起了。英国究竟为什么在欧洲要避免最必要的战争，即对俄国的战争，而在亚洲却年复一年地投入最没有道理的战争呢？英国在欧洲所以在采取胆怯的立场，是因为有国债逼着，而它在亚洲的战费却可以让印度居民来负担。但是我们会看到，孟加拉的鸦片带来的收入即将停止，再加上又一次的缅甸战争的花费，必然会使印度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结果导致印度帝国的激烈的改革，其激烈程度，将超过英国议会里的改革家在演说里、在文章里所高唱的一切改革。
昨天，迪斯累里先生在下院质询大臣们，问他们在收到俄国当局最近的周知照会之后，是否认为现在正是累亚德先生提出自己提案的合适时机。约翰·罗素勋爵回答说，在他看来，现在最好是不听取累亚德先生的发言，因为在照会公布以后，谈判比任何时候都重要。“这位可敬的议员认为现在谈判已陷入僵局的意见是错误的”。约翰勋爵实际信奉的是阿伯丁的credo〔信条〕，同时他又想用下面一段话来挽救civis romanus sum〔我是罗马公民〕派[193]的面子：
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布莱特先生提议修改一下第九条，把“6名非国王任命的公司董事应由以王国职员或公司职员的身分在印度居满10年的人来担任”里的“以王国职员或公司职员的身分”这些字删去。这个修正案被通过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中，没有一个修正案曾经得到内阁的支持从而被议会通过，只有布莱特先生提出的修正案例外。和平内阁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同和平派即曼彻斯特学派保持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这个和平派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它只赞成用棉花包和行情表进行的战争。
法国外交大臣、基佐时期在外交部做高级办事员、被上司认为办外交条件不够的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如今正在尽量和涅谢尔罗迭伯爵互换照会和周知照会来过瘾。昨天的“通报”刊登了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对俄国大臣的最近一次（第二次）周知照会性的函件的复信[194]，复信最后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在前面有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维莱尔先生当年曾向俄国建议，由各强国签订保障条约来保证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注：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当时波茨措－迪－博尔哥伯爵对这项建议的答复是这样的：
虽然如此，在1841年，俄国却同意参加这种不平常的条约[195]，而且涅谢尔罗迭本人还曾经在6月20日（7月2日）的照会中引用过这个条约。为什么俄国会一反自己的传统政策而同意这样做呢？因为这个条约并不是“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种保障”，可以说，它是对付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穆罕默德－阿利统治的埃及——的工具；这个条约至少从俄国的最初意图来看相当于一个反法同盟。
我刚才收到今天的巴黎“新闻报”，上面刊登了已故的法国驻伦敦大使塞巴斯提昂尼将军和路易－菲力浦之妹阿黛拉伊德女士两人未曾公布的信件。这些信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外交关系。它们确凿地证明，1841年的条约最初绝对不是由俄国设计的，像涅谢尔罗迭在他的照会中所说的那样，而恰好相反，它是法国和英国针对俄国而设计的，只是到后来它才被俄国变成了对付法国的工具。我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从这些重要信件中译出了下面几段：
“今天我和帕麦斯顿勋爵会谈了两小时。这次谈话使我非常满意。我曾向您保证这位勋爵是列奥波特国王的朋友，而且首先是英法结盟的有力的拥护者，在这方面我总算没有弄错。帕麦斯顿勋爵关于东方问题和我谈了许多事情。他推测埃及帕沙已经决定要采取一定的行动。他希望英法两国以出动海军为凭借，提出新的条件来威胁穆罕默德－阿利，希望我们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同时通知苏丹，说他们已收到本国宫廷的命令，让他们向苏丹保证：在苏丹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的条件下，英法将援助苏丹来抵御埃及帕沙。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方针，英法两国都应当按这个方针办事。我们必须支持土耳其政府，不让埃及、叙利亚和克列西利亚这些省份脱离土耳其。俄国现在一心等待有利时机来向苏丹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却是奥斯曼帝国的末日。”
1835年6月12日于伦敦
Ⅱ
“现在英国各党派一致认为必须好好注意俄国的行动。我觉得托利党在这方面比辉格党坚决一些，至少是看起来比较坚决，它迫于形势，不能抱比较克制的态度。”
1836年4月21日于伦敦
Ⅲ
“英国人相信关于东方问题能够达成一个全欧协议。他们正渴望巴黎的答复。我不认为，我在某一问题上会违背国王同我数次谈话当中所指出的那种行动方针。只要在原则上一达成协议，就可以根据情况来解决每个强国的行动方式和阵地问题。俄国如果参加，它的行动自然应在海上，同法英两国一样；同时，为了防止由于舰队在黑海行动而可能产生的任何危险，必须使俄国同意从波罗的海调来分舰队加入联合舰队。”
1838年7月6日于伦敦
Ⅳ
“英国并没有采纳俄国的建议[196]，而且帕麦斯顿勋爵以政府的名义通知我，说英国所以这样做是由于英国要忠于英法同盟。由于同样的感情，英国还同意让穆罕默德－阿利世袭埃及和部分叙利亚的领地，叙利亚这部分领土定出明确的边界，即从圣让得阿克到提韦里阿德湖。我们取得英国对这些建议的同意不是很容易的。我想法国和穆罕默德－阿利不会拒绝这样的协议。东方问题简单化了，它将在列强的协助下，在保障奥斯曼帝国不受侵犯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所有原则都被遵守了。欧洲的国际法规会推广到土耳其政府。俄国的唯一保护权要取消。我不明白法国的共和派为什么对穆罕默德－阿利那样有好感，为什么那样热烈地维护他的利益。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革命原则，——支持和鼓励一切能够导致推翻各国现存政府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上这种圈套。”
1839年10月3日于伦敦
Ⅴ
“我从可靠处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上做关于东方情况和英法政策分歧的报告，使用的语气非常温和，对两国同盟非常爱护，值得我们感谢。他甚至还建议他的所有同僚注意一种与我所指出的体系相类似的体系。在报告最后，他在形式问题上作了让步，并且对于采取坚决行动和必然引起纠纷的政策表示反对。”
1839年11月30日于伦敦
Ⅵ
“我拜会了帕麦斯顿勋爵，因为我想要从他那里听到一点不久前他告诉我的那个问题的消息。他把涅谢尔罗迭先生给俄国代办的信念给我听了，信的内容和他告诉我的话完全相符。布隆诺夫先生的到来将向我们揭开圣彼得堡当局的阴谋。帕麦斯顿勋爵在外表上和实质上都做得极出色。他对法英两国内阁恢复友好关系和继续结盟非常高兴。请您相信，我丝毫没有夸大。我十分信任地告诉他，新情况完全符合法国一贯的希望。他自己也应该承认这点。埃斯特哈济公爵给他的代办写信说，他对元帅［注：法国总理大臣（1839—1840）苏尔特。——编者注］非常满意，又说，他现在正试图使法国内阁回到与奥地利和解的道路上来，但他发现国王不肯让步。我认为这一点完全可能。这些不现实的、有害无利的方案是不会使国王着迷的。这一点我只是对您一个人谈。我完全同意殿下您的看法，俄国正陷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1839年12月12日于伦敦
Ⅶ
“今天早晨，我接到元帅发来的一封异乎寻常的急电。这是对我的信的答复，在那封信中，我向他报告了我已经把布隆诺夫先生的新使团及其使命的消息在巴黎引起的印象告诉了帕麦斯顿勋爵。我把元帅急电的有关章节念给帕麦斯顿勋爵听时，是textuellement〔逐字逐句〕念的。但是，我在向帕麦斯顿勋爵就这个问题作声明时，用了几个表达同样的思想但和元帅的原话不一样的词句。现在，元帅一方面相当客气地向我保证我的话和他的原话并没有任何分歧，同时又劝告我要加倍小心，努力在会谈时复述他的电文的原话。从我这方面来看，我只能认为这件事不过是querelle allemanede〔字面的意义是：德国人的口角；转义是：鸡毛蒜皮之争〕，不过是grec duBas-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拜占庭人〕的精细，否则我就错了……在外交上，元帅还是一位新手，因此我很担心他是否认为外交艺术就在于灵巧。事实上外交艺术仅在于真诚和直爽，他可能会相信这一点的。”
1839年12月18日于伦敦
Ⅷ
“昨天帕麦斯顿勋爵和整个Corps Diplomatique〔外交使团〕出席了我的午宴……他对我说，英国政府打算请求议会增加海军拨款，但他补充说：他将建议自己的同僚，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用法国已加强海军作为理由，因为即使用一点点暗示牵涉到盟邦都不是我们的目的。霍兰德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为维持同盟所尽的努力是值得称赞的。”
1840年1月3日于伦敦
Ⅸ
“帕麦斯顿勋爵把预定提交各强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协定草案通知了我……这不是五强国彼此之间的协定，而是这些国家同土耳其政府之间的协定……布隆诺夫先生反对这种形式<请看一下涅谢尔罗迭7月2日的照会中关于俄国倡议的那段话吧！>……这个协定包括一个序言和八项条文。序言说得十分明确，原文大致是这样：奥斯曼帝国的不受侵犯为维持欧洲和平所必需，因此五强国准备向它提供所要求的援助，并把它包括到欧洲国际合作的范围中。在条文中安排了援助问题……
附言：我刚才获知，布隆诺夫和奈依曼对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协定极为不满。”
1840年1月20日于伦敦
Ⅹ
“我想，帕麦斯顿勋爵所拟的协定草案，将被俄奥两国代表拒绝。奈依曼先生的妄求特别激烈，我敢说，也是特别愚蠢。他泄漏了本国宫廷政策的机密。力图掌握住均势的梅特涅公爵公开地承认他痛恨俄国。他主观上希望布隆诺夫的建议将被无保留地接受，但他和布隆诺夫都失望了，因为他们碰到帕麦斯顿勋爵这样的真诚希望同法国结盟并努力同法国一致行动的大臣。”
1840年1月21日于伦敦
Ⅺ
“今天我和一位坚决主张同我国国王结盟的墨尔本勋爵会谈很久。他再三请求我给他指出一种能使英法两国的建议配合起来的办法。
他对俄国意图的看法和我们一样，而在一个会议上他还对我说，对维也纳当局是不能相信的，因为它到最后总是成为俄国的忠诚的拥护者。”
1840年1月24日于伦敦
Ⅻ
“东方情况最近出现的转折使我很担心……毫无疑问，俄国正使局势演变为战争，奥地利用尽一切办法支持俄国……它们用'法国在地中海上的计划’把英国吓住了。阿尔及尔和穆罕默德－阿利——这是它们现在使用的两个工具……我尽一切努力使布隆诺夫的建议遭到拒绝，但刚要达到目的，却被它们发觉了，现在奥地利把布隆诺夫的建议当作自己的建议拿了出来。这显然是一个骗局。虽然如此，这里仍然召开了内阁会议来讨论奥地利建议。会上的主张有分歧。一方面是墨尔本勋爵，霍兰德勋爵和拉布谢尔先生；另一方面是帕麦斯顿勋爵，约翰·罗素勋爵和敏托勋爵。其余的内阁成员在这两种观点间摇摆不定。”
1840年1月27日于伦敦
ⅩⅢ
“内阁暂时只讨论了帕麦斯顿勋爵草案的一项。它决定，本协定应该是六强协定，而不应该是五<强>协定，像布隆诺夫先生所建议的那样，这位先生对于保证本国的私利可以说不遗余力<这是所谓关心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政府不会同意它没有参加拟定的协定。如果它同五强签订了条约，它就置身于欧洲国际法的保护之下了。”
1840年1月28日于伦敦
ⅩⅣ
“难道国王的政策和利益都做了梯也尔先生和他的报纸的任性妄为的牺牲品了吗？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冒一切困难持续十余年的体系注定要灭亡了。”
1840年1月28日于伦敦
|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15日 载于1853年7月3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33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
注释：
[190]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少“缅甸战争”这一节即本文前两段，另外还缺少从“接着就进行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起这一段（见本卷第229—230页）。——第228页。
[191]见注144。——第228页。
[192]汉普敦宫是伦敦附近太晤士河畔的一座宫殿，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英国国王的王宫。——第228页。
[193]见注179。——第229页。
[194]指1853年6月11日（5月30日）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见注154）和1853年6月25日德鲁安·德·路易斯的周知照会，后者论述了法国在东方问题上反对沙皇政府的做法的理由。——第230页。
[195]指1841年7月13日以保证土耳其领地不受侵犯为名而缔结的关于在和平期间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的伦敦公约（见注132）。公约废除了对俄国有利的1833年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这项条约规定向俄国军舰开放黑海海峡。然而沙皇政府由于从1840年起就承担义务参加四大国（俄、英、奥、普）反对法国支持的穆罕默德－阿利的集体行动，就不能不承认西方列强提出的黑海海峡“中立化”的原则，并在1841年的公约上签字。法国深恐形成反法同盟，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援助，也参加了公约。——第230页。
[196]在1839年土埃冲突（见注8）时，沙皇俄国政府想利用英法矛盾的尖锐化，于1839年9月通过俄国外交官布隆诺夫建议帕麦斯顿签订一项协议，名义上是共同援助苏丹，实际上是划分俄英两国在近东的势力范围。而英国政府力图独占在土耳其的霸权，借口东方问题必须达成全欧协议，拒绝了这个建议。——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