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三篇 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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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首都博物馆展品。
　　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到赤峰英金河畔和林西一带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揭开了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序幕。75年过去了，该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正式命名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如此完整的考古学编年体系在东北地区独树一帜。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现及其作为红山文化晚期大型中心性祭祀遗址地位的确立，西辽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成为深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大课题，围绕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由此引发了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总体格局的深度思考。
　　从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史的角度看，以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界，可以将红山文化的研究分成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红山文化基本内涵和特征的认识，通过红山后、西水泉、蜘蛛山、四棱山等遗址的发掘资料，揭示出红山文化房址、窑址的形制、陶器和石器的典型特征，对于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和年代范围也有了基本认识。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划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将红山文化分布区所在的燕山南北长城地 带列为六大考古文化区之一。后一阶段侧重于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进程、中国文明起源模式与特征的认识。喀左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对红山文化的整体面貌有了全新认识。东山嘴遗址确认为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遗址，陶塑女神像是“全国考古界等了三十多年才发现的重要材料”。苏秉琦先生对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我国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现在把古文化古城古国作为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并对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特定涵义界定为“古文化主要指原始文化；古城主要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并非指通常所理解的城市或都市；古国指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
　　结合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苏秉琦先生认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先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一文中系统总结了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了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资料，强调“礼”的出现应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一项主要标准，并认为“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辽西地区曾先走一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总根系中直根系的一部分，并可能与五帝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关。所以，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不仅是红山文化的古城古国之所在，也是中华五千年古国的象征”。
　　关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讨论中，也有的学者持否定意见。安志敏先生在《试论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明确提出“牛河梁和大地湾遗址是近年来崭新的考古成果，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但它们仍处在氏族制度的原始社会，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主要依据在于牛河梁遗址尽管有“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人类的居住遗址，在这种情况下尚难于全面地衡量它的社会结构；同时指出牛河梁的“女神庙”址尚未进行全面发掘，有关结论是根据局部迹象来推断的，未必符合实际的情况，并且女神像的出现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神庙的存在也未必是文明的唯一标志，特别是城市、文字、金属器那些基本要素，在这里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诸如“文明的曙光”、“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类的提法，似乎还难以成立。特别强调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发祥地，一般把黄河流域视作中国文明的摇篮。从历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这里建立了阶级国家，为长期的集权统制奠定了基础。从考古发现上证实，商、周遗存也以这里最为集中，特别是商代文明继承史前文化的脉络尤为清晰可鉴，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并且很快地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带，但周围的某些地区直到较晚的时候才逐渐结束氏族制度，这种发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可见商周文明的出现，不仅标志了早期国家的诞生，随着疆域和影响的不断扩大，还起到逐渐统一的作用，后来的历代王朝也基本承袭了这一历史传统”。
　　陈星灿先生在《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明确提出，“尽管红山文化出土了大型的祭祀遗址，但还不具备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他分四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根据世界文明史的惯例，红山文化还没有青铜器的铸造和应用，也无城市的发现，更无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因此，它不具备文明时代的特征。第二，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虽然规模宏大，但是从整体看，它并不需要像修造金字塔那样的艰巨劳动，不需要国家采取暴力的形式压迫奴隶来完成它；这时的专职祭祀集团也还不可能出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几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共同供奉一个女性祖先，在野外建立祭坛供人祭祀的例子并不罕见，我们推测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址也可能具有类似的性质。第三，红山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当时磨制石器与打制石器、细石器共存，虽然农业经济已占主导地位，但也说明采集与渔猎经济尚有不少的遗存。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要进入文明时代是难以想像的。第四，从积石冢的随葬品看，虽然有的随葬玉器多达五件，有的什么也没有，但是从总体看，这可能还是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差别。并不能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
　　从上述讨论中不难看出，对于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直至今天学术界对这一重要问题仍未达成较高层次的共识，由此也直接影响到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