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延哲 | 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的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到家中的小院，那天刚刚跑完学校组织的冬季长跑，头上还冒着热气。可看着家东侧小清河里的水，却结了一层薄冰。

正是午饭时间，厨房里飘出清炖白菜的香气，我刚要掀锅看看菜熟了没有，听到母亲在北屋说：洗把脸吧。我发现一个小伙子正坐在小板凳上，满脸尘灰，两个裤角也不知被什么东西扯得一绺一绺的。

母亲说让他去洗脸，他稍显迟疑，我的父亲也刚刚下班，又对他说了句。

行，大婶，大叔。他应了一声，就去脸盆架那里洗了脸，洗了手。

听小伙子的口音，不像我老家的乡亲，因为他一直在跟前，我一直没敢问父母。我家的亲戚不多，父亲没有一个姐妹，他也没有一个姑姑。女儿家少，亲戚自然就少。要说是父亲战友的孩子，也不太可能。父亲是在外地参加工作后又入的伍，部队离这里一千多里地，在那个时兴写信、拍电报、当地还没有铁路的年代，没听说父亲的战友也没有事前发电报或者写信。所以，我判断出，这名年轻人应该是一个陌生人。

可为什么父母会把一个陌生人请到家里呢，他们可都是小心谨慎的人。

母亲曾遇到过一件让她有些后怕的事情。那次她上街买菜，一小个子青年拿着花花绿绿的一叠钞票，对我母亲说这一张外币可兑换600元人民币，母亲还没有接话，又过来一穿着讲究的年轻妇女，自称是银行工作人员，说这外币是真的，值老钱了。话音未落，又来一中年妇女，手里晃着一沓人民币。眉飞色舞地炫耀，瞧，这是我刚刚从银行兑换的钱

母亲果断地说，既然这么值钱，你们兑换好了。小个子青年不甘心，又上前一步说，大姨，这么好的利儿，你咋不换？母亲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我就不换。那仨人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了。

父亲爱读书看报，虽说一九八三年全国“严打”刚过去一年，但是报纸上零星报道的案件还是会使他害怕。
　　

趁着那小伙儿去洗手的时间，我提醒父母可得当心，别一片好心，得不到好报。

母亲说，我看着不像，他在这小清河边上站了半天了，看来是遇到难处或者碰着不顺心的事儿了。我说，他要是歹人或者骗子呢。母亲说，我和你爸爸经历过一九四二年的灾荒和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一个人走投无路和成心骗人，那是不一样的。

我说，那您图个啥。母亲说，我就是看着这孩子可怜，难道做什么事非要图啥吗，你这熊孩子。母亲说着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吓得我心里一颤。

那小伙洗完手回到北屋，我再次打量他。你别说，他洗了脸之后还挺帅的，看上去也就是二十三、四岁。可我想起电影《巴黎圣母院》中，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也挺英俊，可灵魂很龌蹉。于是，警惕性再次回到我的内心。

母亲对我说，你看看白菜炖得怎样了。我跑到厨房，大白菜的香气更浓了，虽然只是清炖。母亲走到厨房，一手盛来一大盘子白菜，另一手里提着馒头筐，父亲又舀了一碗萝卜汤端给他。

以前，我从电影上见过狼吞虎咽的人的吃相，但是还真没见过小伙子那样吃饭的，只见他“唰唰唰”把馒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用筷子飞快地搅拌一通，举起盘子，就往嘴里“呼噜呼噜”地倒。

父母和我都不再说话，一起看着小伙子吃饭……

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小伙子，是在第二年的春天。不过他后面还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是小伙子的父亲。那模样颇像我们美术课本上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形象，不过脸上的皱纹还要稠密些，脸还要瘦些。小伙子的父亲脸上淌着泪，要给我的父母亲跪下，父母亲几次三番扶起，直到我的父亲对他说，老哥哥，你再这样，我就给你跪下了，小伙子的父亲才作罢。

那位老人说，俺娃高中毕业后在俺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都五年了，年年是先进，结果让大队书记的侄子把俺娃给顶了下来。俺娃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两夜，粒米不进，再后来就找不着了……要不是当时老嫂子在河边拉他一把，他就一下子跳进河里去了……

小伙子站在他父亲旁边，人看起来胖了些，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显得活泛了许多，亲热地喊着“大婶大叔”。我的父母留父子俩一起在家吃饭。老人在饭桌上讲，俺孩子打回家后，像是变了个人，不那么孤僻了，也愿意和人交流了，还成了俺县里树的“助人为乐”好典型。俺孩子说，他永远忘不了他大婶那句话——人不能只为自己活……

外屋是老人和小伙子从一千多里地之外带来的玉米、黄豆、黑豆、高粱等，父母亲不要，老人不乐意，母亲只得把每样东西留下一小把，然后把剩余的玉米、高梁，再加上些家里存的小米、地瓜干，磨细成糊，摊成煎饼带给父子俩路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