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有哪些历史原因？

自7月底以来，“双减”成为各大媒体频繁出现的字眼，含义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在很多大中城市，学生是没有童年的，周一到周五要在学校上满满的课，晚上写作业要到十一二点；好不容易熬到周末，还得上两三门甚至更多的校外辅导班，有的辅导班是针对应试的学科，比如数学、英语、语文、物理；还有的是兴趣班，比如舞蹈、钢琴、围棋。在此背景下，小孩体会不到童年的快乐，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家长工作之余得不到休息，还要负担一定数量的培训费用：都身心俱疲。针对类似现象，不同年龄段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60后、70后、80后上小学、中学时，基本没有报过什么培训班，写完作业，还能和同学、朋友玩耍，跳跳皮筋、捉捉迷藏什么的。90后开始，校外培训逐渐多了起来，但没有现在那么疯狂；00后基本上“沉迷学习难以自拔”，给他们报班的，恰恰是当初没怎么参加过校外培训的70、80后。从事校外培训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影响最大的有学而思、新东方、巨人教育等，这些机构的产生、壮大，都有深厚的历史原因，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时代与社会发展的产物。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看是哪些因素推动了教培行业的成长。

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首先在科学、教育方面拨乱反正。在70年代中前期，上大学的主要途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批，学校复审，这样的学生，文化素质未必能够达到准大学生的水平，可能连初中的知识都没有掌握，就直接学习大学的课程，那怎么能学的好呢？生源质量无法保证，高校发展必然受限。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要求，并于1977年底组织了首场考试。经历四十多年的岁月蹉跎，高考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它是一种选拔制度，更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法。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优质的教育资源更是少之又少，中高考制度就是在解决由谁来获得资源的矛盾。根据分数排名，将资源分配给学习能力强的考生。如果让学习能力差的人获得资源，即使入学也跟不上或者勉强跟上，无法将资源效果发挥到最大。高考制度恢复后，中小学教育并非只是单纯的学习知识，还是一个不断淘汰的阶段。2000年，普通初中招收2263.3万人，普通高中招收472.69万人，普通本专科招收220.61万人；2010年，普通初中招收1715.49万人，普通高中招收836.24万人，普通本专科招收661.76万人。减少的那些人去哪了？要么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要么提前进入社会。僧多粥少是普遍的现状，但学生家长都不希望子女是被淘汰的那个，都想笑到最后，获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培训机构，则是“弯道超车”“不输在起跑线上”的重要方法。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高校扩招。改革开放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重视与投入，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不断提升。1985年1月，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此举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形成尊师重教、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提出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0年我国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66.7%，2000年达到88.6%，2010年达到100%。高中阶段全口径毛入学率也由1995年的33.6%增长至2010年的82.5%。1999年，高等院校院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普通本专科招生数由2000年的220.61万到2005年的504.46万再到2015年的737.85万。高等教育从原来的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化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了。“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的实施，让更多原本没有条件读书的小孩获得了学习机会。从整体上看，学龄人口基本上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大多数家长也意识到子女上学的重要性，客观上为教培机构提供了稳定的客源。人才市场形成，学历是重要敲门砖。1992年，十四大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行各业企业数量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希望安家置业，尤其是留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1990年，城镇人口3亿，2010年，达到6.7亿。大学生也不再是天之骄子，绝大多数毕业后，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分配工作，必须自主择业。工作岗位很多，但是收入高、福利好、有发展前景的岗位并不多，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学历、毕业院校、专业是许多用人单位选拔人才的硬性条件，没有本科、研究生学历，没有对口专业，可能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学习成绩好坏与子女未来发展相挂钩，家长岂能不疯狂。而高等、优质教育资源又是有限的，虽然经历了扩招，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中考后就已经离开了学校，直到2015年，18-22周岁人群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40%，普通一本、211、985就更低了。许多60、70、80后家长进入社会后，吃到了学历不够的苦头。文化水平不高，什么函数、浮力、鸦片战争，自己都不懂，哪有能力辅导下一代，加之要操劳工作，为生计奔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教育小孩。因此对子女的教育异常重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惜投入重金，送入教培机构提高考试成绩，在升学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正因为普遍焦虑，家长之间还会攀比，看到周围的人全补课了，赶紧把自家的也送过去，不落人后。培训机构在营销时，也会加强该方面的宣传：“您报名了，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报名，我们培养您的竞争对手”，成绩差的补习，叫“笨鸟先飞”，成绩好的也补习，叫“扩大战果”。这就好比电影院，本来所有人都是坐着观影，可是前排的人非要站着，迫使后排的人也全部都站着。

政策法规的出台。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民间办学的传统，春秋时期，孔老夫子在杏坛讲学，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1987年，《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颁布，标志着民办教育有了法规性文件；199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调动各方面发展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为政府办学提供补充。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得到通过。这些法规、条例的出台，使教育培训机构的发展获得了依据。据俞敏洪自述，在90年代初他刚刚开始办学的时候，用的是“东方大学”的名义，这是一个培训机构，由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创办，俞敏洪要将收入的25%交给他们。为什么要以东方大学的名义呢？因为当时做教培行业需要办学许可证，办证人必须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还要经原单位同意。俞敏洪离开北大的时候只是个讲师，和原单位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办不了证，所以只能用其他机构的名义。三年后，经过努力，俞敏洪拿到了许可证，开始以“新东方”的招牌开展培训，但业务范围只能在北京，因为俞敏洪是北京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学校、公司是不能办学校的，要想到上海办学，必须由上海人申请，于是新东方就去申沪找当地人，用他们的名义。但这样的风险也很大，万一业务发展起来了，申请人说学校是他的，和你没有半点关系，那也没有办法，谁叫人家是法定代表人呢。后来《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很多问题有了界定，起到了规范的作用。新东方是从做托福、GRE培训起家的，上世纪90年代有些大学生想要去美国留学，俞敏洪英语基础非常好，也想出国留学，但高额的费用使其难以成行，他决定做托福、GRE方面的培训来筹齐学费，最后却开辟了一条创业的道路。新东方能够发展壮大，一方面是抢占先机，填补了市场空白；另一方面也是师资力量强，培训效果良好，受众的学习自觉性、学习能力也比较强。90年代初大学还是精英教育，能考上的基础都不会差。巨人教育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成立，1994年7月，培训的科目非常多，不仅涵盖课后培训，还有计算机、文体艺术等。随着新东方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培训对象的年龄段包含了中学生、少儿，学科也由英语扩散至数学等其他方面。进入21世纪后，家长的培训需求旺盛，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学而思是2003年成立的，由北大的张邦鑫和曹允东创办，从奥数起家，也不断扩大业务领域，开始培训英语了。俞敏洪赶紧把数学业务也开展起来，客户如果能在一个地方满足全部需求，自然不会跑两个地方。别人有的，你没有，你的客户就会流失到对方那里。

互联网的普及。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家庭的第77个成员。在21世纪的前几年，电脑的价格非常昂贵，网速也比较慢，上网的人其实不多，但张邦鑫已经在推广奥赛网等教培网站。2008年3月，中国网民人数达到2.53亿，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1月，工信部向中国移动等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2013年12月，发放4G牌照，网民达到6.18亿，上网门槛也越来越低，以前必须通过笨重的电脑，10年代后只要用智能手机就没问题。教培机构使用网络进行营销，上传教材资料，开展在线教育，突破了传统培训在时间、空间方面的限制，节约了客户的时间。有的还把成绩优秀的学员视频放到网上，反复播放，现身说法，吸引更多的人来报班，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大利好。回首三十多年来，教培行业的不断壮大，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制度、普及义务教育、高校扩招、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也使家长、学生疲于奔命，相当一部分家庭财富用作培训，降低了生活质量，使想生二胎的80、90后“男默女泪”，使想要结婚生育的95、00后望而却步。因为数量过多、竞争激烈、内容同质化，出现了虚假宣传、价格违法等负面新闻，背后都是追求经济利益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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