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二》（五）

诸将围洛阳数月，硃鲔坚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尝为鲔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为陈成败（给他讲道理）。鲔曰：“大司徒（刘縯）被害时，鲔与共谋（我参与谋害刘縯），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又劝刘玄别让刘秀放单），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彭还，具言于帝。帝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干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的怨仇）。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指黄河为誓）”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辛卯，硃鲔面缚（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与岑彭俱诣河阳。帝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鲔归城。明旦，与苏茂等悉其众出降。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内杜诗（人名）安集（安抚）洛阳。将军萧广（人名）纵（放纵士兵抢掠）兵士暴横，诗敕晓不改（劝说，不听），遂格杀广。还，以状闻（汇报情况）。上召见，赐以棨戟（官员出行仪仗），遂擢（升官）任之。

半民：“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是干大事的气度。一个硃鲔这样的“仇人”都不记前仇，必然会产生示范效应。所以，红军时期就开始的“不杀俘虏”的政策，瓦解了敌人多少战斗力。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遂定都焉。

半民：定都洛阳，遂有东汉格局。

赤眉下书（以刘盆子名义下诏书）曰：“圣公（刘玄）降者，封为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受降）。更始随禄，肉袒，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让刘玄在庭中坐），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我尽力了），请得先死！”拔剑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坚决要求），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还有两个人保护着他）。

半民：比起刘秀气度，樊崇等赤眉军显然小气。同样是反莽义军，刘玄、王匡的绿林军和刘盆子、樊崇的赤眉军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农民最大的弱点，也是鲁迅先生所极力指出的：只贪图眼前利益，只关注现实，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

刘盆子居长乐宫，三辅郡县、营长（各营头领）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暴掠吏民（赤眉军劫掠关中郡县官民），由是皆复固守（逼得他们重新坚守自己家园）。百姓不知所归，闻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连打胜仗，军纪严明），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望风相携投奔邓禹），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拄节以劳来之（停下慰劳百姓），父老、童稚，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诸将豪桀皆劝禹径攻（直取）长安，禹曰：“不然。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前无粮草，后无补给）；赤眉新拔长安，财谷充实，锋锐未可当也（风头正盛）。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但他们没有长远目标，时间一长必然生事）！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敝，乃可图也（取附近三郡，休养生机。以待其弊）。”于是引军北至栒邑，所到，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望风而投）。

半民：邓禹头脑清醒，能从顺境中看到自己的不利，并不贸然贪功，而是休养以待敌之生弊。

上遣岑彭击荆州群贼，下犨（音：抽）、叶等十馀城。十一月，甲午，上幸怀。

半民：岑彭一路南下荆州。

　　梁王永称帝于睢阳。

　　十二月，丙戌，上还洛阳。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欲盗出之（想把刘玄从赤眉那儿偷出来）；张卬（强盗本性）等深以为虑，使谢禄缢杀之。刘恭（到底是读几天书的人，还是知道些仁义礼信的）夜往，收藏其尸。帝诏邓禹葬之于霸陵。中郎将宛人赵熹（人名）将出武关，道遇更始亲属（路上遇到），皆裸跣饥困，熹竭其资粮以与之，将护而前。宛王赐闻之，迎还乡里。

半民：因为眼前赤眉暴虐，反倒想起更始的好处，就如因为更始绿林的为害，想起了王莽，因为王莽的乖戾，想起了汉朝一样。所以，借用拿破仑说过的名言：真理是强权者的宣言，群众只为胜利者欢呼。一定程度上讲，群众眼里并没有多少是非，他们要的是眼前的利益，中国老百姓尤甚，这既是他们的悲哀，也是他们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