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的化不开的乡情

——评刘秉忠散文小说集《河套故事》

秉哥人很好，文章很土，土得掉渣，以至于返璞归真，站在了艺术的源头。

一本不太厚的书，捧在手中却是沉甸甸的。刘秉忠出书啦！三十年磨一剑，剑锋犀利，银光闪闪，划破星光灿烂的夜。

　　近几年，著书、出书成了一阵风，其中感人的不多，让人从头到脚一口气看完的更不多。对于刚刚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小说集《河套故事》，几乎篇篇都是“锦绣”文章，且越往后看越有味道，让人手不释卷。

　　刘秉忠，1958年出生，巴彦淖尔报社资深编辑，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以乡土文学著称。他质朴、随和，我们都亲切地称他秉哥。秉哥人很好，文章很土，土得掉渣，以至于返璞归真，站在了艺术的源头。在土生土长的文笔下，那些人、那些事，音容可掬，表情历历，掏心窝子地与你逗笑、取乐，真像我故乡的一位表哥。

　　他文风淳朴，浑然天成。一篇散文就是一幅民俗画，一篇小说就是一则笑话，每篇文章都像一杯家乡的烧酒，令人亢奋不已，回味无穷。读着这些撩人情窦的美丽故事，仿佛阔别故乡数载的游子忽然接到一封家书，信封飘落几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物、景色早已泪影朦胧。

　　“离开农村，我一事无成。那是一片让我一辈子都感激不尽的天地，那里有让我一想起来就泪流满面的人群。无论蝉鸣鸟语，无论草木枯荣，都能触及我的灵魂，都能激发我的写作冲动。在农村，听见蛤蟆叫都倍感亲切”（《我的源泉在哪里》）。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啊！对故乡发自肺腑的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真情处处流淌，但又不乏真知灼见。我一直认为，一位好的作家必是一个思想者。刘秉忠有个能耐，是一般人所没有的，那就是他突然间的一句话能点破真理的窗户纸，这可能是一个优秀作家的特质。“我们不能断定农民的消费观念是对还是错，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住土房不见得就等于贫困，住砖房不见得就标志着富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关键在于提高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其外表。就此看来，在河套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中，还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决不可强迫和误导农民一哄而起大盖砖房，使其再变为花里胡哨的形象工程”（《土房土炕土坷垃》）。一席话，触痛了社会的病根。“家庭是一盘磨！推磨的人自当不遗余力，推久了，也就不觉得沉重。因为我们毕竟是把苦难从磨眼浇进去。磨出些淡淡的幸福来（《家庭是一盘磨》）。”多么富有诗意的哲理啊！又如：“记住历史，不光是抚摸伤痕，更多的是从中体味人间冷暖和人情世理，笑看兴衰荣辱，总结成败得失。”刘秉忠善于让事实亲自站出来说话，用极其典型的人和事反映生活中一些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道理，自己却隐身于故事的背后。这些思索人生得失的感悟，是在读者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忽然从眼前跳出来的。可见，真理并不高高在上，其实就在身边，关键是需要一双慧眼。刘秉忠就有这样一双慧眼。

　　 刘秉忠的“乡愁”原汁原味。他对故土的记忆和怀念，随着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而逐渐长高、长大。在历经人生的风雨沧桑之后，有一种魂牵梦萦的魔力，是一缕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对故乡的依恋，是一种缘分，也是一只魔兽，其魔力与生俱来，是茶饭不思的无怨无悔，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不离不弃。我们看一看他在《乡音难改》中是怎么说的：“乡音是刻骨铭心的烙印”，“当时有一种像被枪打了麻筋一样的感觉，浑身发抖”，“乡音是香喷喷的猪肉烩菜，她把一代又一代生于乡土的人，养育得滋滋润润”；“而有些方言，就如同扎了根似的不屈不挠”，“有的人浪迹天涯，随乡入俗，走到哪能学会哪的话，这是一种能力；有的人走南闯北，广见世面，一口乡音至死不改，这是一种执着”。刘秉忠的文章，就像我们曾经看过“流金岁月”里的老电影一样，字里行间都带着一股摄人魂魄的引力。这在散文《车倌儿》、《赶交流》、《十冬腊月挖排干》、《施冬工的日子》和小说《恩爱夫妻》、《二毛驴》、《和毛驴在一起的日子》等文中，都有着非常精彩的演绎。正如他在为姑舅姐姐白素萍撰写的“家史”作序时写的那样：苦辣酸甜，记忆犹新，人生艰难，尽在其中；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场景每每动人心弦（如小说《冰滩那边是学校》）；既有让人潸然泪下的骨肉分离场面，也有让人倍感欣慰的丰衣足食的情节（如《杀猪的季节》）；虽然写得朴实无华，但蕴含了许多河套文化的元素（如《陕坝的茶馆》、《河套硬一盘》）；河套人的饮食起居、耕作习惯、细腻逼真，读来如乡风扑面（如《吃着，是快乐的》、《土房土炕土坷垃》、《帮耧》）；河套人的风俗民情、俚语童谣，如诗如画，阅后如身临其境（如《农民唱戏》、《老虎吃鸡的故事》）。这些滚烫的语言，正是对《河套故事》最形象、贴切的评语。

　　诙谐、幽默的文风是《河套故事》一书的鲜明特色。纵观刘秉忠风风雨雨的成长史，不难发现，他的言辞非常真诚，但又不乏嬉笑怒骂，风趣中渗透着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厌倦深思。例如，他在《爆破手老四》中有一段心理描写：“我边跑边飞快地想，老四啊老四，惊天动地的排干工程你都闯过来了，怎么就栽在一堆牛粪上了？”他在《农民唱戏》中是这样“描画”村里的于二狗的：“没想到，连演了几年坏蛋，观众当真啦，村里的姑娘没人和他搞对象，到40多岁才找了个外地媳妇”。还有《抬杠》中的几个故事片段，笑得人直不起腰来。

　　刘秉忠爱讲故事，只不过他用的是一支笔。讲故事的人大多具有幽默天赋，否则不足以吸引听众。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他语言的幽默风趣，读着读着，忍不住就笑出声来。比如：“她有一双'三寸金莲’。在那个年代，女人裹足是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在走西口的路上就显得'美中不足’”（《我那走西口上来的姥姥》）；他在《听书》中，写一位农民听完杨家将故事散场，回家吃饭，端起一碗拌汤两眼发直，老婆问他咋回事，他说“幽州困住杨文广，哪有心思喝拌汤。”这种“巴尔扎克”式的喜剧语言随处可见，使得他的文章有了一种弹性十足的质感。特别是在那些短篇和微型小说中，幽默风趣的段子层出不穷，几乎是事事笑料，篇篇成趣，笑得人回不过神来。如小说《我心目中的二毛驴》中的主人公，形象鲜活、饱满，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看了就让人忘不了。还有《恩爱夫妻》中的“我”，人物有棱有角，呼之欲出。一般写小说，虚构的成分多，但当我逐篇读完刘秉忠的小说后，却觉得他写得太“真实”了，那简直就是作家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艺术真实”吧。但不容质疑，这是作家一种深厚的艺术修养。读着，笑着，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这些“笑料”故事中的精彩章节整合在一起，改编成小品或相声，也许小沈阳和冯巩会比现在更红、更猛吧。幽默的文章，往往“含金量”高，就好比一幅漫画，画面的背后隐藏着浮想联翩，令人回味无穷。刘秉忠的手里就执着这样一杆画笔，他拿捏语言的分寸可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细节，成就了《河套故事》的审美取向。听故事的人都知道，细节最能打动听众。刘秉忠细致入微的描写，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那就是对故乡生死不弃的眷恋。这种情感，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切肤的体验和深厚的生活底蕴，是不可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比如这一段，“我姥姥一辈子对别人慷慨，自己却十分节俭，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扔掉，记得有回她收拾抽屉，发现里面有许多没有吃完的各种各样的药片，一把揽在手里就喝到肚里，一边骂道：尽给他祖娘娘做害钱！”人物细节刻画，能看出一个作家“内功”的深与浅。难得的是，本书中类似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以细节迫使读者动情的好文章真的还不少，如：《蜂牛大战》中对那头“黑骚蛋”牛心理和情态的立体描写，《陕坝：河套戏曲文化的摇篮》中对“孙悟空”出场时栩栩如生的描写，微型小说《大红公鸡心头卧》中用拟人手法对公鸡“刘大款”的形象描写。我想，作家首先是被创作素材感动后，再经过艺术加工而进一步感动读者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刘秉忠毫无疑问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而新颖、精微的细节刻画是《河套故事》活的灵魂。

　　与刘秉忠交往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把事业和爱好看得很重的人。这从书中部分作品反映的内容可以看出端倪。他把娴熟的“写功”灌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收获的是金秋熟透的瓜果，吃上一口甜盈盈的，一如童年里的“青梅竹马”，梦中都想牵她的小手。

　　看得出，他的春天曾是理想与激情同在、汗水与辛劳并存。《河套故事》是刘秉忠饱蘸心血的一本精品集，是抒写地方风土民情的一本好书，其可贵之处在于，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言土语，用易于表达情感的散文和小小说，讲述家乡的故事，因此一下子就揪住了读者的心弦。那些熟悉的故事中，有作者童年的记忆，有父辈艰辛的影子，看到精妙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文章如果写到这种境界，你不叫好都不成。我想，这与他从小到大对文学始终不渝的“坚持”是分不开的。他在《我给农民改诗稿》中说：“在'文学’这条布满荆棘的路上不能自拔，有没有鲜花已无关紧要”，“多年的采编工作使我认识到，一个党报记者最基本的素质，不是妙笔生花，而是起码的良知和责任心”。

　　这，既是文学的大境界，也是人生的大格局。

　　（2011年）

　　注：作者系临河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