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死得早,我对她没有一点印象,是奶奶把我拉扯大的。小学毕业那年秋天,奶奶病逝后,我与父亲相依为命。初中毕业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允许农民外出搞副业。一把铁锁锁上家门,父亲和我到山西太原建筑工地去打工。我们之所以去太原,是因为太原有父亲的一位好朋友,他叫钱东。钱东的老家和我的老家仅一河之隔,南北两岸相距不过三里路。他和我父亲都属龙,一九四零年生的,两个人十几岁一块跟杨树屯的张木匠当徒弟,后来出外闯荡,在山西太原落脚,再后来都成了国营建筑公司的长期工。一九六二年,我父亲被清退回老家务农。一说是国家政策裁员,一说是我奶奶娘家的地主成份。钱东仍然在太原,父亲给钱东介绍个媳妇,是父亲一位远房亲戚的女儿。两人婚后一共生了四个孩子,都是带蛋的,妻儿们在老家居住,钱东在太原工作,每年有二十多天的探亲假。探亲回家,钱东一有空就来和我父亲闲聊,有时也在我家吃饭,他特喜欢吃我奶奶焖的小米稠饭。钱东的妻子一字不识,但人很实在。钱东从太原往家里汇钱,都是汇给我父亲。妻子花钱时来找我父亲要,父亲把收支记在帐本上,俨然成了他家的会计。钱东在外,他家里有什么硬活儿都是我父亲帮助去干,大集体时生产队分红薯,父亲用小推车给他家推,经常忙到夜里十来点。钱东回来,父亲拿出帐本给他交待收支情况,钱东把帐本一卷塞给父亲,大声说:“去、去、去,老哥,不会是怕我不相信你吧?”钱东所在公司属太原钢厂管辖,我和父亲找到他时,他正在工地上忙碌,用红蓝铅笔在施工图纸上来回比画。围的工人认真看认真听,有人叫他“钱师傅”,有人叫他“钱工”,可能他大小也是个“官”吧!他安排我父亲到木工组作业,安排我跟着他学习施工,扶杆照平、洒灰放线、固定木桩……,晚上摊开图纸教我学识图。我也叫他“钱师傅”,他笑一笑,拍拍我的脑门说:“侄儿呀,还是叫叔叔吧,现在用心长本事,将来争取当个大老板”。转眼三年过去,我十七岁,灾难随着冬天的第一场雪悄然降临,我父亲感觉浑身没劲,钱叔陪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不治之症晚期,钱叔又带父亲到太原市多家医院看医生,还是没能治好,父亲临走之前,紧紧拉住钱叔的手,将一红布袋东西交给他,含着泪水说:“老弟呀,我一生命苦啊!孩子跟着我受罪了,往后的事就一切拜托你了。”八十年代中期,长期工家属农转非,钱婶和四个儿子都从老家搬进了太原城。老大老二内招上了班,老三老四继续上学,一家人挤在筒子楼里,尽管生活有点拮据,但心中还是充满了优越。我那时已经是负责一个项目的施工员,钱叔以我为荣,常叫我去他家吃饭,并教育他的儿子们向我学习。钱叔的邻居老陈,山西大同人,爱下象棋,与钱叔和我父亲是一茬参加工作的老建筑。老陈的独生女儿欠欠,与我同岁,在太钢当图书管理员,长得美丽又善良。钱叔有意搓合我俩成亲,每逢星期天带我去老陈家下象棋,还不厌其烦地向老陈夸我。我不自信,觉得自己是个孤儿,配不上欠欠。钱叔说:“怎么是孤儿,我有五个儿子,你不算一个?”我心里感动得真想大声喊他一声“爸爸”。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钱叔的努力撺掇下,老陈一家终于被我们顺利拿下,欠欠同意和我成亲,前提是我去她家当上门女婿,我当然也同意。我俩领了结婚证,钱叔掏钱,为我们张罗举办了热闹的婚礼仪式,之后又带我和欠欠回了趟老家,给父母和爷爷奶奶上坟,又认了认几家亲戚。街坊邻居都围着欠欠看,都夸我娶的媳妇长得漂亮。回到太原之后,钱叔把父亲去世前交给他的红布袋交给我和欠欠,慎重地说:“这是你奶奶出嫁时娘家的陪送金,你父亲去世时交给我保管,现在你成家立业了,我交还给你们,一定好好保管,不到万不得已可不能出卖,这东西是传家宝,时间越长越值钱。”我接过红布袋,感觉里面的东西差不多有二十斤重,我解开扎口,看见布袋里头装的是一块块泛黄发绿的大银元。——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