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外婆

外婆

文：何蜀

我的外婆，我和妹妹们从小就称呼她婆婆，大概是父母觉得那个“外”字显得见外了，才这样教我们的吧。外婆在我家的生活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我家的顶梁柱。要没有她，真不知我们的家庭在那些艰难岁月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至少，我们几个孩子会多受不少苦就是了。

外婆叫蔡树华，是四川自贡人，她始终按早先的地名把自贡说成是“自流井”，而且是用自贡人特有的卷舌音。她十六岁出嫁，丈夫姓龚，比她大十几岁，是个退伍军人，据说是云南讲武堂的学生，朱德的校友，当过连长，因在军阀混战中被炮火震聋了耳朵，被人叫作“龚连长”或“龚聋子”。亲事订好了，还没举行婚礼时，他的父亲（一口盐井的掌柜）病重，要求见见还没过门的媳妇，就临时雇了一乘小轿把我外婆抬去，但她赶去后，公公已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一种习俗：“孝堂成亲”，以告慰去世者，马上拜了天地。后来外婆对仓促结婚没有坐花轿一直耿耿于怀。

外婆那时很年青，生我母亲时才十七岁。她曾说过，怀着我母亲的时候，她还在跟街上的小姐妹们一起踢毽玩儿呢。她生了四个孩子，只剩下了我母亲（她的长女）和舅舅（她的幺儿）。她那时很苦，她曾给我讲过，有时月经来了，血流到灶房地上，脚下踩来踩去，照样要烧火做饭。

外婆对我们从不提起外公，想来外公对她的伤害很深。听我母亲说，外公只要发现外婆在街上与其他男人说了话，回来就要挨打。母亲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过外公用长竹烟杆头打外婆头部的情形。外公退伍后，没有个正经职业，他父亲去世后，大操大办了一阵丧事，把家也败了。外婆的父亲（我的外曾祖父，外婆称他“家公”）是个厨师，常从别人家里吃剩下的残汤剩菜中拣些回来给外婆他们吃。后来外曾祖父受聘到合江县去当厨师了，外婆全家就跟着搬去了合江。

在抗日战争中期，1940年8月，合江县城遭到日本飞机大轰炸。外婆的家被炸毁了。她后来曾给我们多次讲过那惨痛的经历：她和两个儿女（我母亲和舅舅）先是躲在屋里桌子下面，当家里已经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燃烧弹烧起来后，邻居在外面看到了，惊叫着要他们快出来，她才赶紧叫两个儿女顶一床铺盖往外跑（以为顶着铺盖可以挡子弹），刚跑出去，外面就有人喊：“要不得，飞机上看得到红被面！”我母亲和舅舅赶忙把铺盖翻过来顶着跑，又有人喊：“白的看得更清楚……”吓得我母亲他们无所适从。

外婆他们逃出去后，看到路边墙上、树上到处挂着炸飞的人腿和残躯，那恐怖的情景使她永远难忘。外公当时不在家，去帮别人救火抢东西去了。抢救中捡到一包银元，他一个不拿，全部归还给了失主。外公对外婆不好，但对外人却很讲义气。

大约1942年前后，长期受外公虐待的外婆，毅然离家出走，去到贵州帮佣。外婆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小县城的妇女能有这样的自立自强精神是很难得的。在她出走后两三年，外公就病故了（也有人说他是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自杀了）。

1948年我在重庆出生后，得到消息的外婆忽然从贵州遵义来找我们了。她是从遵义步行走了半个月时间走到重庆来的，一点简单的换洗衣服，用一张花被单包捆着挎在肩上，风里雨里，晓行夜宿。她是一双“解放脚”，就是被缠过小脚还没完全定形，就赶上取消缠脚陋习的社会潮流，又放开了的那种，但有几个脚趾头已经被缠断变形。真不知她迈着这样的一双脚，一个年轻单身妇女，在那样的战乱年代里走那么远的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与应付社会的能耐。由此我也想到那时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从此，外婆就在重庆与我们朝夕相处。不久，她把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外曾祖父接到重庆，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在江北新城的小院里照了张合影，照片上还有经我父亲介绍到一家肥皂厂当学徒的舅舅。

外婆成了我家的“顶梁柱”，我和三个妹妹小时候都得到她的精心照料。那时父母都工作忙，特别是在1950年代初，父母除了工作还要参加各种学习，家务事基本上都由外婆承担起来。

外婆在老家时好像就认得一点字，还会打算盘。她记得不少听过看过的戏文，听过不少的“淮书”（评书），记忆力很好，能讲出许多故事，《西游记》、《封神榜》、《水浒全传》、《铁骑银瓶》、《说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白蛇传》、《十五贯》、《望江亭》……她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还有《增广贤文》上的那些名句，她也常会随口引用。我最早就是从她那里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启蒙。

1950年代初，提倡扫除文盲，外婆也参加了在我家附近市中区文化馆办的一个扫盲班。我那时上小学，下午放学早，没现在小学生这样的学习负担，就常陪她去上课，那个班只有不多的几个学生，都是家庭妇女大妈大嫂。老师好像是尽义务的一位女士。扫盲课本中我还记得有《老英雄孟泰》、《张明山制造反围盘》，好像还有郝建秀工作法之类，总之都是当时的劳动模范的故事。外婆认得的字更多了。她空下来也就喜欢戴着老花镜看书，她看书有个习惯，就是边看边念出声来，凡认不得的字就念成“啥子哟”，因此我们在一旁常会听到她一会儿“孔明啥子哟”一会儿“曹孟德啥子哟”，忍不住要笑。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遭了大难。外婆的担子更重了。在“大跃进”中，街道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参加工作，外婆也到街道纸盒厂工作了，因为她多少有点文化，又见多识广有些能力，竟被推举当了厂长。

困难时期，父亲在郊外农场劳动改造，母亲也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有时一年多不能回家，有时到周末才能回来一次。家中事全靠外婆料理。最艰难的时候，她总能想法让我们吃饱，她有时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用酱油兑开水喝，称之为喝“酱油开水”。每到发工资后，她就带着我和妹妹们，去邹容路的颐之时餐厅排长队，守候着每人吃一碗一块钱一份的骨头汤，补一点油水。那时我们都很瘦，她希望我们能长胖些，常说：“一肥遮百丑。”现在的人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说法了。

外婆在纸盒厂工作，对我还有个意外的好处：帮我找回来不少文学书。那时我开始对文学有了强烈的兴趣，但哪有钱买书呢？而外婆他们用来做纸盒的废纸中有不少从废品站拉来的旧书。外婆知道我喜欢看书，她也不知道什么书好，就从文字排版上估计什么书是小说、诗歌，就帮我拿回来－－准确些说是“换回来”，她决不会占公家的便宜，每次拿回来几本书，都要从家里再拿相同厚薄的一些书或本子去作为交换。因此我和妹妹们那些过时的旧课本、作业本就全都用来换了文学书。

当年流行的苏联小说《普通一兵》、《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中国小说《山乡巨变》、《播火记》，还有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集《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英国的《彭斯诗抄》（袁可嘉教授翻译得很漂亮的那种版本）等，都是外婆从厂里给我换回来的。

外婆人缘很好，从不跟人争吵计较，厂里的那些大妈大嫂们都喜欢她，尽管她后来没当厂长了，有的人还是叫她“蔡厂长”。她和街坊邻居的关系也很好，甚至本街的居民委员（就是后来被称作“小脚侦缉队”的那些人）对她也很尊重。大家都按老习惯称呼她“龚婆婆”。“文革”大抄家的时候，我家居然没有因父亲的问题而被抄家，大约也跟外婆在街道上人缘好有点关系吧。外婆除了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外，还热心帮邻居照料孩子。我家同一层楼的邻居邓伯伯，妻子在建筑工地因工伤事故去世后，两个女儿和儿子都小，经常得到我外婆的照料。邓伯伯在外做点小生意，买了高价肉回来，烧好了总要给我家端一碗，主要是对外婆表示感谢。

外婆跟我父亲始终是相敬如宾、互谅互让的关系。在我记忆中，他们从未发生过争执。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外婆始终不说他是“犯错误”或“当了右派”，而是一提起就说是被“打成右派”，表示她对这个处分的强烈抵触。

我和三个妹妹都因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影响，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后来演样板戏，外婆最听不得唱那段“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听到就要咬牙切齿地咕噜：“我就不信，出身好的生下来就好……”

　　

外婆年轻守寡，不知她是怎么熬过来的。50年代初《婚姻法》公布后，她才四十岁出头，母亲曾劝她再嫁，但她坚决不再考虑。大概与外公那段不幸的婚姻使她伤透了心吧？她50岁的留影，虽然发型是旧式的“毛髽”（在脑后梳个圆髻），但面容看上去一点不老。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学会了吸烟。她原来是吸水烟，一个黄铜水烟壶，吸起来里面的水呼噜噜响，最有趣的是要用草纸搓成一根纸捻，点燃烟后，要把纸捻头上的火苗吹灭，待到要吸下一口烟时，再撮起嘴唇，以舌头和嘴唇之间的一种快速动作“卟”一声把纸捻吹燃。这个技术我始终没学会，看到外婆那样运用自如，真是羡慕。外婆也就会得意地嘲笑我“笨得伤心”。

后来吸水烟不时兴了，她也吸起了香烟，当然都是吸廉价烟。有一次她叫我去街上给她买包烟回来，我走出去又倒回来说不给她买，吸烟有害健康，把钱退还给她，她后来经常提起此事，责怪我不懂事。

外婆从不与人争吵，更不会骂人，但在家里，对我和妹妹这几个自家人有时会骂，什么“背时挨刀砍脑壳的”、“小祖宗”、“嫩妈”之类经常脱口而出。有一次四妹不知什么事惹恼了她，她骂出一长串俗语，我在一旁听得惊奇不已，觉得太生动有趣了，缠着要她再重新说一遍，我想记录下来，她却闭嘴再不说了。

文化大革命中，外婆也参加了他们厂里的群众组织，该组织后来归口到了重庆一个较大的造反派组织“二轻兵团”旗下。他们的小头头（一个小伙子）曾在革联会主政时的“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

外婆对此非常不平，因此当造反派分裂后，她是赞成“砸烂革联会”的“砸派”（即后来的反到底派）观点，在1967年春夏之交两派大辩论的时候，她常在晚饭后到街上去听群众组织的广播，听了回来还要议论一番。但是武斗开始后她就不再关心那些事了。成了并不逍遥的“逍遥派”。

时局那样混乱，我父亲处于被“专政”的地位，母亲远在郊区难得回家，我做临时工被解雇后一时找不到新的工作……外婆得全力保住这个家。我家位于重庆上、下半城的中间，坡上有二十五中学的八一五据点，坡下有望江饭店的反到底派据点，两边经常用枪对射，子弹从我家屋顶上嗖嗖掠过。那些日子不知外婆受了多少惊吓。

外婆到老来终于看到了社会稳定，生活安宁的日子，可以享福了，她却因心血管疾病离开了我们。她是因我的儿子出生，过分高兴，忙着走东家串西家向街坊邻居报喜，兴奋过度而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离去的。那时我母亲还有两个月就能退休回家可以关照她了……要是外婆晚年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好些，我相信她有可能活到今天。

　　来源: 《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