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注]抗战时期，不忘为家乡出力的余绍宋
导读
1937年8月，杭州已在日寇的兵锋之下。余绍宋听从龙游挚友吴南章先生的建议，将杭州寓中的旧版书整理打包，得60箱(全部书籍的四分之一)，翌日傍晚“于汽车送江干，即托南章押归”。1941年4月27日，余绍宋先生决定将衢州故居藏书悉数捐给龙游图书馆。 余绍宋先生在故乡龙游避难4年多时间里，为家乡做了不少事情，其中两件尤为突出——一是建立纸业合作社，将槽户联合起来，既为槽户谋利益，又对龙游的战时经济有所贡献。二是协助吴南章等人设立战时补习中学，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与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私谊，将此临时中学升格为龙游中学，填补了晚清以降龙游无中学的空白。
作者：庄月江 责任编辑：吾献红 2016年07月18日
人物简介
余绍宋先生于1949年6月30日因病逝世。1950年3月，其子余翼、余献、余遂三兄弟，将父亲所遗藏书一万六千余册、古人书画碑帖并自作书画数百件，悉数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时任浙江政府主席谭震林签署了褒奖状。 1982年，浙江省图书錧刻印了余绍宋先生任通志馆馆长期间主修的《重修浙江省通志初稿》125册。至此，1942年1月至1949年4月这8年间，余绍宋先生与他的同事们筚路篮缕开创的浙江文史事业，终于彪炳史海。
创办纸业
余绍宋先生之所以发起成立纸业合作社，是因为“徒不忍生产者被资本家凌虐，故极主张槽户联合以反抗纸商”。余绍宋在日记中对纸业合作社事记载甚多，订立章程、生产运销、调解矛盾、银行借款、社员分红等等，无不参与张罗。甚至纸件在外地被扣，也得由他出面疏通。一时间，纸业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
俗话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其实，半年前，合作社里已矛盾重重。余绍宋更曾在1940年6月1日的日记中记载：“赴溪口开纸业合作社董监会，解决去岁盈余一万八千元分配纠纷。此一万八千元乃周佩瑜因运销处将社中纸货运沪值意外飞涨，特向之交涉所得者，理应归社公有，乃出纸诸人必谓无纸则无从交涉，欲分而有之，其实诸人当日已愿脱货结账，盈亏已不计矣。此纠纷久不能决，予因主以五千元分配诸人，而以五千元存作建筑社屋之用，余八千元作为特别公积，他日如不幸而社解散，仍归出纸诸人分配。诸人皆谓然，议始定，然亦颇费唇舌矣。归已四时。”
不过，这明摆着的事情，虽“颇费唇舌”，还是顺利解决了。而合作社内部的争权夺利，却防不胜防，如“与瑞深、公选同赴溪口，因闻合作社员有自行集会之举，特往一询，知有数人受刘中、周佩瑜之策动，欲以革命手段推翻原有局面取而代之，竟居然选举主席，此皆由获利过丰(嬴余达三十余万)致动欲念，言之痛心。”不久，又发生刘中、周佩瑜二人合伙盗卖存纸事，“予生平念念为人而终被人播弄，虽周非余所用，而不能烛照几先，弥自惭愧。”
1941年下半年始，溪口的纸业合作社已如西下之夕阳。余绍宋先生在1941年11月1日日记：“瑞深自温州归来甚懊丧，盖至是诸主张改组合作社者始悟皆受刘、周与复敦之愚，虽悔何补，而社事已不堪问。予数年心血欲为乡人谋利益者悉付东流，真可叹也。”1942年1月9日的日记中，余绍宋无奈地为纸业合作社唱响了挽歌：“孙永年来电纸货不能出口，至是予为溪口合作社设法偿债之术已穷，只得听债主所为矣。劳复敦逞一己之私遂将此社破坏，社员总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而予三年心力亦付之东流，仅有浩叹。”由于用人不当与个别成员私欲膨胀，溪口纸业合作社终于散伙。
兴建学校
1939年7月7日，在永康的余绍宋接到吴南章托余寿松带来的拟办临时补习中学的计划书，即“急函许绍棣请其批准。”
此前，余绍宋曾与周县长、吴南章等龙游南乡踏堪校址，最后选定上圩头。学校办起来后，余绍宋为其向亲友慕集图书，并多次去作演讲。
余绍宋先生寓居龙游期间，也多次为学校师生、小学师资集训班演讲。讲演命题既通俗又富哲理，如《修养必须读书，读书须明大义》《教育之兴趣与责任》《知礼与求学》《纪律与良心》等，还为保民(即今之居民、村民)大会讲述《幼稚教育之重要》，为妇女训练队讲《母教之意义》，并推荐有识之士为县里义务教育督察员，对龙游战时的文教建设，可谓呕心沥血。
“战中”因是临时补习中学，省厅规定期末考试必须到衢州中学测试。校方“以人多往返不便，需费过多”的实际困难，委托余绍宋写信给衢州中学校长沈天白先生，请求派老师到“战中”发卷监考。余绍宋即致书沈校长。1940年1月12日，余绍宋在日记中写：“衢州中学复派教员程本一、徐兆六来补习中学考试，亦来访，遂留午餐。”，此后几个学期，都萧规曹随。
为了“战中”能升格为“正式初等中学”，余绍宋写信让吴南章面见许绍棣厅长汇报情况，提出要求，终于获得批准。1942年1月15日日记中，余绍宋写道：“赴县府开龙游县立中学基金保管委员会，至是龙游始有中学，周县长筹集资金之功不可没也，他日当为文纪之。”欣慰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为抗战出力
余绍宋先生从杭州回龙游定居，目的是避难，旨在书画会友与书画养家，在故乡的山水间当当“员外”。然而，时势不允许他过安逸的日子。由于先生曾在北洋政府两次出任司法部次长并一度代理总长、曾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又在多座大学任教等履历，回到浙江，省、地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对他都极其尊重。特别是在全民抗战的大环境下，政府官员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都愿意请他出出主意。
1939年3月22日，余绍宋被中央政府圈定为浙江省参议员，不久又担成省参议院副议长，从闲云野鹤的“员外”变成了肩负重责的政界人士。余绍宋更加以抗日为己任。他的一些政见，上级与同僚“莫不赞许”。如1938年8月2日与省主席黄绍竑谈救济难民问题，余绍宋认为“不宜救济游手式之难民”。同年10月24日，在省府驻地永康召开的难民救济会议上，余绍宋主张“难民在兵役年龄内应服兵役，而厚抚其家属，众翕然从之”。在视察难民染织工厂时，余绍宋发现工厂用的染料全是泊来品，价格昂贵，认为政府应提倡“用本国固有材料发明代用之品”，即与负责难民工厂事务的徐青甫等联名上书黄绍竑主席，“请其从速提倡”。又如，1939年4月24日在方岩召开的“抗委会”上，余绍宋所提三案，一缓役金留县用作抚慰出征军人家属，二县中历年积余款留为抗卫经费，三设置短波无线电，俱获通过。在1939年5月1日召开的省参议会上，余绍宋提出《编集民间疾苦汇送省府以通民隐》案，亦获通过，5日参议会上又提出《救济农民案》。
由于余绍宋先生在全国书画界的名望，以及他的一片爱国之心。军方对他也倍加尊重，多次请他书写纪念阵亡将士的挽联和碑文。1940年6月19日，余绍宋亲自书写：“书《第十集团军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文》，字四寸大，凡八百余字，以六小时成之。”此碑原址在衢州府山公园，与孔氏南宗家庙隔河相望，“文革”中被捣毁。
1942年1月27日，余绍宋受命组建浙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并推荐人选，2月21日被任命为主任委员。1943年8月1日，浙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在云和县大平村更名浙江省通志馆，余绍宋先生任馆长。
刊登有余绍宋新闻报道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