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惩戒,我们将何去何从?(二)——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世界

5. 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加强烈

在我们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学生犯一点小错误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学生尤其是一些小的错误,这考量着我们教师的个人智慧。我们认为,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说得好:“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加强烈。”

事实上,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犯错误是一种常有的、正常的现象。或者换一句话说,学生犯错误也是其个人成长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点错误不犯的学生是不存在的,只是犯错误多和少、大和小的区别。那么,是不是学生每一次犯错误都要进行惩戒呢?是不是犯了错误就要纠缠不放呢?显然不是,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有时宽容可能比惩戒的效果更好,可能更能够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我们看一个典型案例:

老师不会责罚你

新学期开始了。

当我来到班级,看到这群孩子那样欢迎我的样子,我并看不出他们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我看到的却是他们的可爱。我真不忍心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这种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糟。因此,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向他们大发雷霆的举动来。我又想,既然事情已经过去,我现在就是要知道他(她)们为什么这样做?他(她)们对此是什么态度,然后再采取进一步措施。

站在讲台上,我灵机一动,笑着对他(她)们说:“老师不在这几日你们听话吗?守纪律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听话!守纪律!”我又说:“是吗?我想知道我不在这几天你们的表现。这样吧,你们把这几天各自做的好事、坏事都写在纸条上,只要你写的是真实的,即使是犯了错老师也不会责罚你的。”就这样,每个同学都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了我。我一一阅来,有些同学都写到了一件事——喝酒。(这就是校长让我调查并处理的事)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了哪些同学在午休时间在同学家喝酒了。原来是有一位同学要转学,他(她)们都很伤心、很留恋,所以就在一起喝了些啤酒。学生怎么能喝酒呢?更何况他(她)们只是十一二岁的中学生呢?更有甚者有的还是女生呢?而且还有一位女生竟然把空酒瓶砸在邻居家的门上,惹得那家人到校滋事。

瞧瞧,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班不该发生的事!我该怎么处理?我已经承诺不责罚他(她)们,难道就这样听之任之吗?我能不能就此作罢。

于是,我单独找几位喝酒的同学谈话。我对他们说:“你们犯了这么大错误老师没有当众责罚你们,但是,你们也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也都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改正。后来,我又在朝会上说:“能做同学是缘分,如果有一天要分别了,都会舍不得,都会想做点什么。我决定,如果有哪位同学要转学,可以事先通知大家,这样我们可以为他(她)开欢送会!”同学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又加一句:“不能成帮结伙去喝酒了,能做到吗?”“能!”

这件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我没有放大学生的错误,更没有抓住学生错误不放,而是宽容学生。我们认为,尊重学生、宽容学生,就会取得了好的教育效果。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其实,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最隐蔽处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要想孩子的心和我们讲的话发生共鸣,我们必须同孩子的心弦对准音调。”(本文来自于山东省吾山中学,作者王怀富,内容有删节)

6. 真正的教育者应当将奖励与批评结合起来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育者的任务是既激发儿童的信心和自尊心,也要对学生心理滋长的一切错误的东西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真正的教育者应当将奖励与批评两方面结合起来。”

对于犯错误的学生,进行适当的惩罚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惩罚要做到奖励与批评相结合。一方面,惩罚其错误行为,“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并给以针对性的惩罚手段,必须让学生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促使其“痛改前非”。另一方面,惩罚过程中要就事论事,不扩大,不进行讽刺和挖苦,更不要进行人身攻击。要保护孩子的信心和自尊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指出其错误所在,也要指明其错误改正的方向。

因此,苏霍姆林斯基一再谆谆告诫我们说:“一个好老师,就是在他责备学生、表现对学生的不满、发泄自己的愤怒时,也要时刻记住:不能让儿童‘成为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

打雪仗

大雪断断续续下了两个星期,天空中还飘舞着零星的雪花。

二年级七班的体育课。

上课的铃声响了。由于雪大而放假的那两天,有个别学生打雪仗“挂彩”了。昨天学校召开了紧急会议,强调安全工作。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敢……转念一想,在室内上课,怎能让学生满意和投入呢?再说两个周没上室外体育课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有的孩子已经坐不住了。面对躁动不安的学生,我想让他们想想法。“同学们,我校已有几个学生由于打雪仗受伤的,这么冷的天气,很容易冻坏的,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于是,教室里又热闹起来,男孩嚷着滑冰,女孩说玩堆雪人……突然从角落里传出一句:“也可以打雪仗吗!不往身上扔,不打头。”孩子们纷纷随声附和,“不按要求做呢?”我顺势把这个难题抛了出来(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声音小了许多。“不按要求做的,不让做游戏。”机灵的聪聪说道,“你的意思是,不遵守规则的停止玩游戏。让他自我惩戒,对吗?”“嗯!”聪聪急忙点头。他的想法提醒了我:“你们能做到吗?”“能!”愉快而又响亮的声音充斥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于是,我和孩子们相约:玩堆雪人、掷雪球、打雪仗,不过不是学生之间,而是掷向大雪堆、大雪人和“白地毯”;如果不遵守纪律,只能在空地上练习跳绳。开始,我时刻关注着场上的情况,只见各个小组长不停地组织各组的队员,生怕我停止了他们玩的游戏;不好,聪聪正拿着雪球向同学身上掷去,我一边喊一边跑过去。还好,那个小男孩机灵地躲了过去;我提着的心放下了大半,但怎么能允许这样呢?

我把聪聪领到空地上,让他跳绳,他不乐意地嘟囔着;我的心思还在那边的场地上,没有理会他;偶尔回头,发现聪聪的眼角禽满泪水,边跳绳,边望着玩雪的同学,那神情让我的心软了下来。便集合队伍,让同学们讨论,一时意见很难统一,我问:“今天能玩游戏,是谁的功劳呢?”孩子们的眼睛一齐看着聪聪,“刚才,聪聪已经认识到自己做错了,跳了四五分钟的绳,我们是不是给他改正的机会呢?”同学们马上用掌声欢迎他的归来。

场地上又热闹起来了,我也和孩子们一起掷雪球,他们会惊讶地发出:“啊,好远!”“真准呢!”“呀,好棒啊!”的欢呼声,从心底淌出的笑容,感动着我……(本文来自于山东省文登市实验小学,作者王振强,内容有删节)

案例中,王老师对聪聪的行为进行了“软硬兼施”,一方面对聪聪的错误行为进行了惩罚和批评,让他“到空地上,让他跳绳”、“没有理会他”。同时,王老师给聪聪及时改正的机会,“同学们马上用掌声欢迎他的归来”,及时保护了聪聪的信心和自尊心,做到了“不能让儿童‘成为好人’的愿望的火花熄灭”。

7. 让孩子自己感到内疚而改正错误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不要轻率地把儿童的淘气行为宣布蓄意破坏秩序的行为,不要把儿童的马虎大意称之为懒惰,不要把儿童的健忘称之为玩忽职守。要懂得儿童的淘气行为、马虎大意、健忘——这些情况过去有,现在有,以后永远都会有。对于这一切要谅解,不要急于求成,要不厌其烦地巧妙地加以引导。”

在帕夫雷什中学30多年的教育生涯里,苏霍姆林斯基经常性会遇到一些比较淘气的孩子,他们身上既有可爱之处,但也有一些让人“讨嫌”的地方。在校园中,他们时不时会给老师制造一点的小“麻烦”。那么,对于“淘气”孩子不小心犯的错误,苏霍姆林斯基和老师们不是惩罚而是通过情感教育,让他们自己的良心感到内疚和不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我们看一个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案例:

8岁的尤尔科带着弹弓来到学校。

离上课还有不少时间,这学生蹲在丁香丛下,开始盯着树枝上叽叽喳喳欢跃的麻雀。突然,所有的麻雀呼啦一声飞走了,只剩下一只。尤尔科瞄准了它,打算把它射死,可当这只麻雀掉下来时,他又害怕起来。就在这一瞬间,有人摸住他的肩膀。原来是教师。

教师拨开树枝,尤尔科这才看到,在一个大树墩旁的枯枝上,是一个麻雀窝,窝里有几只没长羽毛的可怜小雏,哀怨地叫个不停。“它们成了没有母亲的孤儿了”,教师沉思着说,“现在谁也救不了它们啦……”

尤尔科几乎彻夜未眠,眼前总是浮现出那几只伸出小嘴凄然呜叫的小雏。

现在尤尔科已经30岁了。这是他几天前说的话:“如果您当时惩罚了我,如果您把我父亲叫到学校……我就不会为这次弹弓射杀事件多年来自责内疚了。您迫使我当了自己的法官。我觉得,在我的射杀之后,世界上小鸟唧唧喳喳的叫声都变得寥落了……”

尤尔科打死了一只麻雀,这件事被苏霍姆林斯基和他的同行们看见了,显然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机会。于是老师对尤尔科进行情感教育,让他意识到为自己淘气的“鲁莽”行为而感到内疚,良心也受到谴责,并逐步学会改正错误。

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说:“我认为正常的教育应是这样的:孩子没有严重的不良行为,犯了轻微的、无关紧要的‘过错’,他就会深深地感到内疚,把它放在心上,受到良心的责备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教育的艺术在于防止发生严重的过失。怎样防止呢?首先要同学生进行个别谈话。”

8. 对无意干了坏事的儿童一律采取谅解的态度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对无意干了坏事的儿童一律采取谅解的态度。这种态度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具有自尊感的、敏锐的心灵,并激发他们心灵深处坚决改正错误的积极性。这样做的结果孩子们不仅深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悔,而且还会以积极的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看一个苏霍姆林斯基教育中的经典事例:

有一次五年级学生柯斯佳和根纳季在院子里跑着玩,碰坏了一株小苹果树。这株苹果树是孩子们两年来一直精心照料的。回到教室后,我坐在桌旁,不知该说什么好。柯斯佳和根纳季自动站在黑板前(虽然谁也没有让他们这样作),脸色苍白,不知所措。30双眼睛看着他们,但是孩子们的目光里没有谴责,没有恼恨,有的只是同情。在一个友爱的集体里,这也是很自然的:小伙伴有了伤心事,伤心事当然是引人同情的。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谈得上给这两个闯了祸的孩子以什么惩罚吗?惩罚是不能奏效的。

于是我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我对发生的事表示了惋惜,然后对大家说应该想个挽救的办法。我告诉孩子们夏天也可以移植树木,但需要特别细心管理。话音刚落,马上就有孩子表示愿意试验一下,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种一株新的苹果树。下课以后,班上的孩子们便和柯斯佳、根纳季一起上苗圃去了,他们在那里选中了一棵小苹果树,并小心翼翼地把它运到学校来了。

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向柯斯佳和根纳季提起那件事,谁也没有强迫他们两人照管新栽的小苹果树,可是他们俩却成了最关心、最爱护果树的孩子。秋天,他们给春天在校园里种下的所有树木的根部培了一圈土,还灭掉了果树上的害虫。

学生柯斯佳和根纳季无意碰坏了一株小苹果树,苏霍姆林斯基不是采取惩罚的做法,而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有效保护了两个孩子幼小的心灵和自尊心,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且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积极的、主动的劳动。因此,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详解对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触动要比惩罚强烈得多。”(待续)

(作者胡远明,郑州市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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