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畈垸邓大爷家，席书文生病了
(接上篇《在桥上垸庆祝高山铺胜利大会上，梁桂花表演了节目》)
高山铺战役结束后，我们心中的那份喜悦简直无法形容，老百姓见了我们都伸大姆指，我们见了老百姓也是满面春风，一举一动透露出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天下很快属于人民的样子。
不知什么原因，好像一个人被坏人追着爬山一样，爬着爬着，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直到把坏人甩得远远的，发现敌人再也追不上来后，这时疲劳和饥饿的感觉就全涌了上来。
桥上垸会议以后约半个月，我和颜戴新到大元铺搞调查，在回夏家畈的路上，天下着小雨。颜戴新对我讲躲一躲，我说怕什么？黄河淮河那么深的水都过来了，衣服湿透了也没有关系，还怕这南方的毛毛细雨？说着头也不回地朝前走。颜戴新讲这两天一直咳嗽，担心被雨淋了会惹出大病，所以他到一户人家躲雨去了。
从大元铺到夏家畈都是山路，山不大，没大坡也没陡坎，那时我正年轻，只花一杯茶的功夫就跑到了。进屋后，房东邓大爷找来一条干手巾要我擦擦，我笑着推开了。詹大娘要我把湿衣裳换下来，说放在灶门烘烘，就做饭的火，饭熟了衣服也就烘干了。我借口找邓治民有事，衣裳没湿透，就把两位老人的好心推辞了。当时我只想少给住户添麻烦，便只在屋里歇个脚，把布鞋脱下换上草鞋，也没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拧一把，就在墙上摘个篼笠戴在头上，再次冲进雨里。
傍晚，我从邓治民家回来时，感到胸中有点闷，身子有点发热。按照以前经验，我认为这是一次小感冒，喝杯开水或用被子焐焐就会好。于是回到住处，我对房东撒谎说已经在邓治民家吃了晚饭，你们别煮我的米。还说邓治民的菜好咸，这会儿想喝点水。房东二话没说，马上把倒进锅的米捞起来，舀瓢水倒进去，往灶里塞把柴。不一会，水烧开了，房东用葫芦瓢舀进来，倒在我漱口用的杯子里。我端起来哈几口，把水喝完，把外衣脱下来，倒在床上就睡。
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朦胧中，我多次感到有人推揉我，像是在家里割了一整天的玉米回来倒在床上，母亲烙了又黄又香的玉米饼，叫我起来趁热吃下去一样。“你们吃吧，我好困，睡一觉后再起来吃。”我咕嘟着说了句，不知道有没有声音，反正疲劳极了，不等母亲回答，我又昏沉沉地睡过去。
“席工作组困了，今天困得好早。”是房东的声音，而不是妈妈讲话。
“他吃了吗？”这是谁呀？怎么像颜戴新。我这是在哪里？
我想睁开眼，叫妈留颜戴新吃饭，还想告诉妈我和颜戴新分在一个部队，我们马上就要南下。可是，身子扭了几扭，就是翻不过来，眼睛也睁不开，浑身就像被什么粘住一般。
“他说在邓主席家吃过了。”房东回答。
“什么？他在我家贸（没）吃什么呀。我留他吃饭，他说房东把饭做好了，硬是留不住。”是邓治民的声音。至此，我才想起来了，自己不是在家里，是在大别山，随南下干部团来到蕲北县，住在夏家畈一个姓邓的老大爷家里。我们是来搞土改的，前不久在桥上垸开了会，领导还表扬过我。
“怕是病了吧。下午我叫他躲雨，他不听，硬是淋着雨跑回来。”颜戴新说着走到床边用手摸着我的头，冰凉的感觉马上让我感到丝丝的舒服，我费了好大的劲睁开了眼，看到颜戴新、邓治民和房东邓大爷、詹大娘不知所措地站在床边。
“真是病了，这儿有没有医生？”颜戴新问。
邓治民把头摇了摇。
房东詹大娘讲：“只有到手巾庵去。”
“别来你那一套。就凭那几根香灰能治病？”邓大爷埋怨老伴。
现在我完全清楚了，邓大娘是说到手巾庵去拜菩萨，邓大爷反对。真的，在这无医无药的大山里，真是叫做无法可想。我来这里两个多月，清楚这儿的老百姓对付生病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求神拜佛，二是自个到山上挖些草药回来。一般人家是请不起医生的，附近一带也没医生请。所以他们见我病了自然想到头一个法子，其实这也是爱护共产党干部的表现。
“这样吧，我回家去拿两砣姜来，熬些姜汤让席工作组喝，再给他加床被子压压汗。如果是一般发烧，困高觉（睡觉）就会好。”
邓治民说完出去了，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房东把姜汤熬好，还泡一桶艾水，把我扶起来，让边我喝姜汤边泡脚。
“没什么，你们不要忙，别把我这身子娇坏了。淋点雨，发阵烧，马上就会好。”我强打着精神对大家说，并为自己给他们带来麻烦表示不安。
做完这些，邓大爷将他盖的被子抱过来压在我身上，我推着不要，无奈大爷态度坚决，加上我的身体软得像砣棉花，说话无气力，推了一会再也推不动，只好随他们。这一夜颜戴新没和我睡，肯定去钻邓治民的被窝。房东老两口盖什么，我也没打听。此时心里只有感激，老百姓和同志们对我太好了，等我病好后，一定要抓紧工作，多做事，报答他们的关怀之恩。
第二天上午，颜戴新和邓治民来看我，见我大汗淋漓，再次用手摸我额头，马上抽回手紧张地说：“好烫人。”说过后不吭声，走了出去。大约过了一餐饭时间，他又进来了，邓治民跟在他后面，屋外似乎还有人说话。
“老席，刚才季子华书记经过这里，我将你生病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季书记讲，最近一段时间，南下干部很多人都生这种病，当地人叫打脾寒，医学叫伤寒，越拖越重，后来都是送到野战军流动医院去诊好的。他还讲，这儿离流动医院不远，我写封信，你找两个人将他送去，这样就会好得快些。”颜戴新对我说。
那时我们虽然不到20岁，但是彼此之间都是以“老”相称，“老席”“老颜”地叫着自己觉得很亲热，别人听了开始不清楚是称呼什么人，后来听我们回答得那样爽快，个个掩口笑。
既然组织作出了决定，我个人当然没有什么说的。颜戴新讲完后，我十分感激地“嗯”了一声，在他们搀扶下上了担架，送到寨里山。
(未完待续，欢迎阅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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