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贤”故事，贯穿了新市的地方史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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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市历来是先贤辈出之地，十个故事中的十位非常有名的先贤人物，贯穿了新市整个地方史。

六、吴家一门三贤

南宋中期，新市住着一家吴姓豪门，一家中竟有南宋名臣三位。他们是吴柔胜，以及他的两位儿子——吴渊、吴潜。这吴家一门三贤，是新市历史文化的重要人物。吴柔胜（公元1154年～1224年）为安徽宁国人，南宋淳熙年间，受当年吏部侍郎赵如愚（桐秀洲泉人）委任，来浙江嘉兴授职，几经转折，担任转运使，其间寓寄新市，住在新市“东岳行祠”旁（现位于“刘王庙”东侧），之后在新市娶妻成家，生了吴渊与吴潜。此人才高八斗，名噪一时。后因受丞相赵汝愚“庆元党案”牵累而受贬，若干年后平反启用，官至直华文阁，授秘阁修撰（相当于从六品级官位），他是当年极力推荐朱熹理学治国思想的南宋著名政治家。吴渊（公元1190年～1257年）是吴柔胜在新市的长子，后登科进士，初任建德县簿，为官公道正派，清正廉明，体恤百姓，尽职尽责，后来一直做到参知政事的副宰相一职。吴潜（公元1195年—1262年）是吴柔胜在新市的次子，后登科进士，并名列榜首状元，新市百姓为纪念他，将原东吴桥改名为状元桥。他自幼聪慧过人，才华出众，其诗文书法闻名乡里，列为乡里文化大儒。入官后为事清廉，政声极佳，做官一直做到丞相。后来被贾似道等人排挤，罢相，被贬徙潮州、循州等地，一路困苦不堪。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被贾似道手下的党徒下毒害死，年六十八。吴家一门三贤功勋卓越，为后人所称道，他们是新市历史文化的亮点，照耀着我们的宝贵的记忆，给我们以激励。

七、刘公无私济民

新市的南潭（即：陈家潭）早期曾经被称为“米漾潭”，关于它的来历，包含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民间故事。相传元朝时，新市西郊“三里汇”村一位姓刘的人，在南潭北岸开了一家米店，此人名刘圣元。刘老板经营米店是出名的善良，他的大米进货来源是本地农民自种的粮食，大米销售对象是本地城镇居民和粮食青黄不接季节时的农村缺粮户。刘老板米行生意好，不仅仅是他位置处于优势，熟悉他经营内情的人，更是了解到他经营上的公道、大气风格，服务态度也是这里米行店业里数一数二的。当时的计量方式不是像现在用磅称进行，而是用公认的“升斗”进行计量。当年粮食买进卖出，都是以“升斗”来计量的，刘老板专门做了一只比一般规格的“斗”还要小的特殊“斗”，用来购进农民的粮食。而卖出粮食时，他是采用比一般规格的“斗”还要大一些的特殊“斗”来计量。这样就形成了“小进大出”的形式，主动将利润让给供货的种粮人，让给大米消费的本地居民们。这一济民形式，是实实在在的施善行为，大家对刘公无私济民的善行非常惊讶，称他为“大好人”。但刘老板在数年之内，全部资本及家产荡然无存。面临自己一无所有，他居然内心很快乐，大笑着抱着米斗，纵身跳进了南潭深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刘公老板无私济民善举感人，新市百姓很感激他，把这南潭的名字称为“米漾潭”，旁边的木桥也改名为“米漾桥”，大家纷纷出钱为他建了一座祠堂，元朝时朝廷还专门敕封这位刘公为“宣教郎”。

八、陈霆弃官兴乡

明朝成化年间，陈霆生于新市镇的一户富裕家庭里。二十五岁科考登进士第，入朝任官，三年之后，蒙冤遭人陷害入狱。数年之后冤案受洗复职，后去外省上任，不久他向朝廷提出“退林返乡”辞官要求获准。随后返乡，陈霆便开始隐居新市西栅漾溪之南，号称“水南先生”，并对家乡布署了一缆子复兴建设计划，为新市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首创新市地方史志，编纂《仙潭志》，周边乃至全省同类城镇，无出其右者。陈霆先生把新市历史文化以文字形式予以传世，并且分门别类，系统化进行收集、记录、编写，使一些渺远、零星、散佚的信息，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元素。它所编写的《仙潭志》，全书考辨精微，状物具妙，述事精要，用词清丽，文句简扼。无论它的史料价值，还是它的文学价值，均开了乡镇方志编纂的先河。二是提出文化旅游战略思想，首次提出“仙潭十景”文旅策划，用命名景点的方式，把新市历史文化一一冠名，巧妙地传承了下来，这是他期待家乡新市历史文化，能从此名扬天下的节奏。三是他身先士卒跻身于家乡建设队伍的行列，积极参与“渚山、永灵庙、觉海寺，东岳行宫””四大项目的建设活动。这些项目中，除“渚山”景点为陈霆个人私立花园外，其余三项均为公益事业：永灵庙的鼎新修饰、觉海寺与东岳行宫的复原与扩修。有史以来，能如此倾情捐资的乡贤功勋人士，陈霆当推第一人。四是陈霆积极改变家乡的交通现状，创造贸易机会条件，参与募建新市古镇第一条南北纵横的石板路，引导和鼓励大家为家乡建设多作贡献，修筑各类已近倾圮的桥梁，等等，一位乡贤能弃官兴乡，作出如此伟业功勋，他的才情与胸怀令人感动，其德可鉴千秋，其荫广庇万代。

九、王升教子从廉

新市人王升，一位本地明朝著名的乡绅。他的儿子王轸，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考中了举人，朝廷派他去平凉府崇信县担任知县一职，当时，王轸根据朝廷诏令，走马赴任，王升送儿子从新市出发，一直送到湖州南浔驿站，两人依依饯行惜别，父子俩深深作揖，互祝平安保重。王轸跪膝作拜，向父亲祈求保重和平安，然后就与随从一起策马转身往北，沿着古驿道站点，一路赶行，风餐露宿而星夜兼程，一直抵达数千里外的甘肃平凉市的崇信县。第二年的三月，王升清楚儿子已处理好上阵时的工作要务，写了一封家书，托当年“浙西巡察御史管勾”一职的宇文桂，让他转交给儿子王轸。半年之后，宇文桂因涉嫌犯罪被查，朝廷在抄没物资中查到一百多封信件，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些信件亲自一一查阅，一封来自于德清新市署名为“王升”的信，让明太祖眼睛一亮，内心看得热血奔涌，重点看了信件中关于“教子从廉”的一段，内心无限感慨，这一信函与其他信件的低俗内容相比，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明太祖看到了这封信，想到现实中社会风俗虚浮，朝廷内部权门赃私之风非常严重，能有这样的劝廉严父，实属不易。明太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教子从廉”优秀典型，接着他命令朝廷派专员带上皇帝亲写的诏书去王升家，送给他白金一百两，送甘肃地方名药材附子五枚，四川胡椒五斤，绢缎十匹，并立牌坊以表彰王升家族的贤能。在明太祖的立诏下，位于新市“河泊所”以东顺济桥西处的王升家附近，不久就高高竖起了一座牌楼石坊，石坊上的中间匾额，有皇帝朱批的“旌贤”两字，做成金箔大字，闪闪发光。从此以后，新市古镇也就成为举国上下参观学习的实践基地，一座由政府树立的“教子从廉”精神文明示范样本被光荣地载入了史册。

十、唐达葬亲社约

唐达先生生于明朝末年新市，字灏儒，号永言。唐达为新市唐氏四世，直到清末民国初，唐姓已成新市赫赫大族。唐达一直重视著书立说，一生中著述有百余卷，是新市历史文化中最为显赫的大儒。他所设计和推行的《劝葬亲社约》举措，功垂千秋，开启了文明殡葬的新时代，为史家所普遍认可与赞许。此项善举的初衷，也是出于唐先生博大真挚的孝爱之心，对明末以后的江南风俗文化，影响极大，改变了以往江南丧事办理的不良习俗，开了一代民间新风。在唐达《劝葬亲社约》未形成前的江南，葬俗礼制悖乱，当年唐达所处的浙北地区有的暴尸荒野，田野到处都是白骨累累。有的因惜地，或风水、或贫困，亲死停柩不葬，甚至祖孙几代人的尸体一起放在一间屋里，这一现象一直沿续着，农村处处闻得着尸体腐臭的气息。唐先生设计出“葬亲社”组织的构想，完美解决了这一悬在人们心中的困惑，倡导“结社葬亲”的新风，大家合作起来，共同把葬亲大事做好，组织“葬亲社”，让丧事体现晚辈孝亲之心，既解决贫富不均之难，也符合孝仪礼制，是一件非常完美的善义之举，被当年各地有识之士捧为“乡规民约”典范。例如当年贤士大儒的桐乡张履祥先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不遗余力向自己的朋友，当年海宁名贤陈确、乌程凌克贞、嘉兴徐敬中等人都随之兴行，纷纷仿例立社，在自己所在的地域内，力举推之。由于有这样一些名士推荐和竭力倡导，“葬亲会”活动期间，相互邀约参与，共同探讨，互补长短，一项“葬亲社”的制度就在实践中完善起来。葬亲社创立之后，通过数代人的努力，从明末开始，到清代中期，江南农村的丧事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大家统一进行“葬亲社”的规范土葬治丧，再加上“义所”慈善组织的出现，大家以文明办丧为荣，风俗得到整饬，再也不会出现暴尸、停棺、烧尸的现象，社会文明进了一大步，这项“葬亲社约”善举，一直到今天，众多研究江南风俗的学者，都给予它一致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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