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角玉玦的起源和传播
有角玦形状为环形带缺口，以平面为正圆（同心圆）环形的占绝对多数，也有圆角方形、圆角长方形、椭圆形；外缘透雕“山”字形或“C”字形、“T”字形、乳突形（圆钮状）、锯齿状（扉牙状）等凸饰，数量以 4 个居多，也有少量 3 个、 5 个，甚至 8 个的；质地以玉质为多，其次为石质或绿松石质，越南沙萤文化还出有玻璃质的。此类玦饰名称很多，叫法不同：日本学者鹿野忠雄称之为“有角玦状耳轮” [1]，杨建芳早前称其为“具凸饰之玦”[2]，后来亦称“有'角’玦” [3]，陈星灿称其为“带角型玦” [4]，还有称“有凸饰的玉玦”“带四突起耳环”“凸节玉玦” [5] 等。本文依方向明所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的叫法 [6]，统称为“有角玦”。
有角玦饰在两广地区先秦时期的墓葬中发现较多，在江浙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及云贵高原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当是先秦时期“自交趾至会稽”的百越族群颇具特征的佩饰之一。它的出现和传播既折射出中原夏商礼玉文化对岭南的浸润与影响，也反映了商周时期到西汉中期岭南百越文化与云贵高原百濮文化的交融。除中国大陆外，中国台湾和越南也发现不少有角玦，且类型丰富多样，其中既可找寻到其与长江下游及环珠江口地区的渊源，亦可证实史前时期的南岛语族可通过海路交往的真实存在。所以，系统梳理有角玦的起源和扩散，可以由小见大，透物见人，更好地理解岭南早期中国化的过程。
一.有角玦的起源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
广东曲江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晚期墓葬中出土了 4 件周边透雕 4 个对称的“山”字形或“C”字形凸饰的有角玉玦 [7]，有学者认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角玦 [8]。本文即从石峡遗址出土的有角玦入手，首先梳理两广地区有角玦的出土情况，再逾南岭北上，从长江下游的江浙和长江中游的湖湘地区，追溯到淮河上游的豫南地区，找寻它的起源和演变轨迹。厘清源头后再探讨云贵高原、越南北部和中国台湾有角玦的发现情况。
（一） 两广地区
历史概念中的“岭南”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外，还应包括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但这里只讨论中国大陆发现的有角玦，越南北部会在后文叙述。海南岛没有发现有角玦，因此本文所讨论的两广地区其实只代表狭义的岭南地区。有角玦在岭南不仅出现得早，而且流传的时间长，发现的地点也多，粤北、环珠江口、桂东北、桂西等地都有发现。下文将逐一介绍岭南目前所见有角玦的出土情况，并结合考古学文化背景展开相应的讨论。
粤北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共清理墓葬 30 座，其中 18 座有随葬品，第三期晚期墓葬 M31 和M113 共出土玉玦 8 件。M31、 M113 均为一次葬，打破石峡三期中期文化层，填土中出土石峡三期中期Ⅱ段文化层常见的曲折纹、长方格纹和云雷纹陶片等。M31 为石灰石堆砌的不规则长方形土坑墓，墓口长 2.23 米，宽 0.85~1.02 米，深 0.7 米。墓主尸骨尚存，为一小孩。随葬 3 件有角玦， 1 件正圆环形玦，无陶器。其中尺寸最大的 1 件“C”字形饰有角玦放在尸骨右手臂处， 1 件尺寸稍小的“山”字形饰（也有学者称“介”字形）有角玦放在尸骨右肩上部，另外 1 件尺寸较小的“山”字形饰有角玦和 1 件环形玦被下颌骨压着。M113 墓口长 2.35 米，宽 0.69 米，残深0.3 米。墓主尸骨无存，有 4 件随葬器物， 3 件方格纹折肩凹底罐置于墓底西南， 1 件“山”字形饰有角玦放在墓底东端，参照尸骨残存的同期一次葬墓 M31、 M1、 M97 随葬品放置位置，墓主人亦应为头东脚西。M31 有角玦可能也是放在头部 [9]。
石峡三期墓葬中出土的 8 件玉玦， 4 件为有角玦，外缘薄似利刃，内缘较厚，内孔为单面钻，直径 6.4~9 厘米，孔径 3.7~5.4 厘米（图一） [10]；4 件为正圆环形玦，外缘薄，内缘厚，内孔为双面钻，直径 1.6~4 厘米，孔径 0.8~2.3 厘米。M1 在头盖骨附近出土 1 件环形玦，M97 的 2 件 A 型玉玦出在墓底南侧偏东，似于左肩或左胸外侧，不在头部位置 [11]。所以，就石峡三期墓葬而言，环形玦和尺寸较小的带“山”字形饰玦多是耳饰玦，尺寸较大的“C”字形饰玦就不一定是耳饰玦了，可能是佩饰玦。
朱非素认为石峡第三期文化遗存早期相当于夏代或夏商之际，中期相当于商代中期，晚期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中期Ⅱ段是石峡三期的繁荣阶段，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交流比前期频繁，两地石器均以中小型锛类为主，另新出现有肩有段石锛、厚身石锛、无阑石戈、石矛、牙璋和“T”字形陶环等 [12]。中期Ⅱ段“T”字形陶环与长柄双肩呈直角的有段石锛共存，被认为来源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同期遗址，有角玦则是石峡第三期文化晚期遗存特有的玉器。石峡遗址中“T”字形陶环出现的年代要比有角玦早，第四期文化遗存 T82 ② A 层中出土的形制规整的“T”字形石环残件 [13]，也有可能是第三期的遗物。
深圳市盐田区黄竹园遗址出有8件玉石器，均为墓葬出土，有璧、璜和玦。其中 M16 葬品最多，共有带把陶钵 l 件、玉玦 1 件、玉璜 2 件、绿松石玦 4 件。玉玦为正圆扁平状，内侧边缘直，外侧边缘斜，直径 6 厘米，孔径 3 厘米，厚 0.1 厘米；2 件玉璜尺寸相同，其中 1 件两端靠内侧各有一小孔，外侧有两个锯齿状（牙状）突棱 [14]（图二， 1、 2）。玉璜和玉玦的截面与石峡遗址有角玦相似，内孔亦为单面钻成。不排除 2 件玉璜原为 1 件有角玉玦，后经改制而成。黄竹园遗址 M8 出土 1 件凹底罐和 1 件“T”字形石壁。发掘者把黄竹园商时期遗存分为两组：M16 为第 1 组，年代大体在早商；M8 为第2 组，年代大体在早晚商之际 [15]。
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属广东夔纹陶时期，相当于西周末至春秋阶段，为一环形玦饰加工作坊，质材有石英、水晶、片麻岩等，玦饰中有 1 件带“山”字形饰有角玦残件（图二，3） [16]，“山”字形饰与石峡遗址同类器相同，但玉玦剖面大致呈三角形。杨建芳还引述了 Daniel J. Finn 的资料，称香港南丫岛曾出土 4 件带“T”字形凸饰的有角玦（图二，4）[17]。笔者虽未能查阅到原始资料，但从南丫岛有角玦的形制来看，不会早过广东地区夔纹陶时期，可能是米字纹陶时期的遗物，暂定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杨建芳认为“T”字形是“C”字形凸饰蜕变的结果，南丫岛“T”字形凸饰有角玦应源于广东，并非鹿野忠雄所说由越南传播而来 [18]。有角玦在环珠江口地区目前只见于深圳和香港，笔者推测其分布地点远不止这两处，玦饰在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中相当盛行，珠江口两岸都存在使用有角玦的可能，当然，更多的证据还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
邓聪在《环状玦饰研究举隅》中根据碳十四测年、遗址层位关系及玦饰类型学的研究，将香港地区史前玦饰分为三阶段：第Ⅰ阶段以涌浪遗址的上层文化遗存为代表，第Ⅱ阶段以大湾中层及东湾仔第二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第Ⅲ阶段 以白芒第二期文化遗存及下过路湾遗存为代表。第Ⅰ阶段环珠江口沿岸地区的玦饰以涌浪和珠海宝镜湾遗址为代表，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是受长江地区玦饰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涌浪遗址和宝镜湾遗址发现的水晶及石英质环玦饰半成品，为探讨石峡玦饰的来源提供了线索。第Ⅲ阶段为环珠江口地区夔纹陶盛行的时期，一般推测其年代在西周至春秋阶段，第Ⅲ阶段以后珠江口地区玦饰就不流行了，更不见玦饰作坊遗址。[19]
除了粤北和环珠江口地区，广西多处也发现了有角玉玦，广西所见有角玦出现的时间比广东晚，延续的时间比广东长。武鸣敢猪岩洞葬出土 4 件正圆扁薄形、单面钻孔的玉玦，均无凸饰。另有 8 件玉环，多为正圆扁薄形，其中 2 件带 4 个短“T”字形凸饰，双面对钻孔。2006WG:40，直径 3.7 厘米，孔径 2.62 厘米，厚 0.2 厘米（图三， 4） [20]。敢猪岩洞葬的玉玦和玉环，形制、尺寸均极为接近，差别仅在有无玦口而已。发掘者认为敢猪岩洞葬的年代大致为商晚期到西周早期 [21]，敢猪岩洞葬玉环上的“T”字形凸饰无疑是后来“T”字形凸饰有角玦的肇始。
广西目前所见的有角玦都是战国的，有三种型式。第一种玦玦体正圆扁薄，正面外缘斜削，形成双台面，外缘带 4 个等距花牙饰，与深圳黄竹园 M16 玉璜牙状凸饰很相似。其中，灵川县富足村岩洞葬出土 1 件，单面钻孔，直径 4.1~4.3 厘米，孔径 1.6 厘米（图三， 3）[22]；田东锅盖岭 2 号墓长 2 米，宽 0.6 米，深 1.6 米，墓室填高岭土，随葬铜器 6 件、玉饰 5 件，分别置于胸部、腰两侧和脚旁。其中带花牙凸饰的有角玉玦 2 件， 1 件直径 8.8 厘米、孔径 3.7厘米（图三， 1）， 1 件直径 8.2 厘米、孔径 3.1厘米 ( 图三， 2)[23]。从出土位置和尺寸来推断，田东锅盖岭的这 2 件有角玉玦是作为佩饰而非耳环来使用的。第二种玦玦体正圆扁薄，外缘直边，带 4 个等距短“C”字形饰，出自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共6 件，大小基本一致。M64:2，直径3.2 厘米（图三， 5） [24]。银山岭战国墓地共出土玉玦 40 件，出土于15 座墓中，墓葬形制为Ⅰ型长方窄坑墓和Ⅱ型长方宽坑墓，玉玦一般出土于死者肩部，但也有放在陶杯或陶钵内的。第三种玦玦体近方形扁薄，缘外侧有对称的牙边，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中出土 2 件，M41:2，边长 3.3 厘米，厚 0.1 厘米 ( 图三， 6)。安等秧山 86 座战国墓共出土玉玦 55 件，其中正圆扁薄、外缘边斜弧、正面略呈双台面的玉玦有 48 件，直径 3.1~5.8 厘米，厚 0.2~0.3 厘米 [25]，形制特殊的有角玦占极少数。简报亦未说明玉玦的具体出土位置，估计和银山岭的出土情况接近，耳环和佩饰两种使用方式都有。
富足村岩洞葬和锅盖岭 2 号墓公布的资料中随葬品只见铜器和玉石器，银山岭和安等秧山战国墓出土有角玦墓葬的详细信息未见披露，所以有角玦的随葬年代只能按发掘者的意见大致定在战国中晚期，孰早孰晚不好妄断，但从墓葬形制来看，随葬有角玦的墓主人均属百越族群，至于是骆越还是西瓯尚待进一步讨论。
（二）长江下游地区
陈星灿曾在《中国史前的玉（石）玦初探》中提道：“带角型玦”在史前只出现于岭南及台湾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当中，而岭南和台湾地区的玦饰文化无疑又是受到长江下游地区环玦饰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6] 岭南、台湾乃至东南亚大陆玉器工业都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环形玦饰的制作技术明显是在长江下游崧泽文化的玦饰衰落 [27] 以后才在环珠江口和台湾地区蓬勃发展起来的。但有角玦这类形态特殊的玦饰，目前在长江下游史前文化中找不到它的直接源头，不知道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上的“伞状顶饰”（图四， 3）[28] 是不是后来环、璜、玦上角饰的创作源头？有角玦在五岭以北地区不仅发现的数量少，而且成型的有角玦最早出现在浙江衢州西周早期的墓葬中，要晚于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
浙江衢州西山大墩顶西周早期土墩墓中出土玉玦 22 件，以偏心玦居多。其中大玉玦 2 件，直径3.3~4.9 厘米，孔径 1.6~2.3 厘米；小玉玦 20 件，直径 1.1~2.1 厘米，其中有 4 件有角玦 [29]。观察《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上刊布的彩图（图四， 1）[30]，西山土墩墓的有角玦凸饰为等距的 3 个，玦体扁薄、底面平、外缘斜弧，正面形成双台面。角饰状如锯齿，可归入“山”字形饰，但更像夏商时期中原和川西平原玉钺、玉戚两侧的扉棱，这为探寻石峡遗址有角玦的起源指明了方向，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组带三凸饰的有角玦。江苏吴县严山春秋晚期吴国玉器窖藏中出土 4 件绿松石质璜类有角玦饰，偏心圆，双面扁平，玦口相对一侧有小孔，外缘对称有 2 组不规则齿状角饰， J2:87·1，外径 2.1厘米，孔径 0.9 厘米，厚0.2~0.3 厘米（图四， 4） [31]。严山有角玦不仅材质、形状、角饰位置等与西山有角玦有很大差别，玦体上的小孔说明佩戴方式可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或许已经不是耳饰了。浙江东阳前山春秋晚期土墩墓 D2M1 中一次性出土了 57 件此类饰品，也是绿松石质（图四， 2） [32]，出土时和众多各种质料的珠、管、条、环、玦等一起，从出土状态判断，这些小饰品原应盛放于一圆形漆木（竹）盒内。《浙江越墓》将此类饰品称为“月牙形饰”，大概也是对其功用为佩饰而非耳饰的判定。“月牙形饰”外缘的角饰在同墓所出的玉璜和璜形花牙玉饰（图四， 5） [33] 上均可见到，严山吴国玉器窖藏中亦有这种花牙玉饰 [34]，当属春秋晚期吴越玉器中突出的艺术风格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是华南玦饰的发祥地，但形制相对规整的有角玦目前只在西山西周早期土墩墓中有发现。吴县严山和东阳前山春秋晚期绿松石质的有角玦或“月牙形饰”，与石峡遗址有角玉玦形制差别很大，时代也相距较远，或是有角玦的最晚形态或变异体。
（三）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
长江中游包括淮河流域在内的豫南和湖湘地区，虽然有角玦发现的数量不多，但带角饰的或者带凸饰的“T”字形玉环和玉璜发现不少，尤其是豫南地区，部分器物的制作年代能追溯到夏商甚至龙山文化晚期，这对认识岭南有角玦饰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豫南的罗山县和桐柏县地处淮河上游，从这里向北即进入商王朝的中心—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南通过大隧关穿越大别山山脉可达长江流域，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交汇融合的地区之一，几何印纹硬陶在罗山商墓中的出现更说明了来自东南和华南古越族文化的影响 [35]，所以这里出土带角饰的环、玦和璜有助于解决石峡遗址有角玦的来源问题。罗山蟒张天湖商代墓 M12 中出土 1 件由环改制的玉璜（M12:32），通长 6.4 厘米，宽 1.1 厘米，厚0.3 厘米，两端有小孔，外侧有 2 个“C”字形凸饰 ( 图五，6)[36]，最为接近石峡遗址 M31:1 有角玦的凸饰；天湖 M18 中的 1 件残玉饰（M18:7）一侧也有两个此类“C”字形凸饰，估计另一侧原也有对称“C”字形凸饰，现残缺 ( 图五， 4)[37]；天湖 M6 中的 1 件玉戈（M6:23），长 20.5 厘米，柄部一侧有齿状阑( 图五， 5)[38]，像有角玦“山”字形凸饰的祖型。天湖商代墓葬共分四组，其中 M12 和 M8 属第一组，为殷墟文化第二期，年代晚于妇好墓；M18 属第二组，为殷墟文化第三期，相当于廪辛到文丁时代；M6 属第四组，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年代当在帝辛晚期或者更晚些。[39]
桐柏月河一号墓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出土瑗、璋、琮、璜、戈、玦、圭、矛、钺、环等玉石器400 余件组 [40]，《南阳古玉撷英》详细公布了月河一号墓出土的玉石器 [41]，引起学者们对这批玉器的关注 [42]。《南阳古玉撷英》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再加上罗湖商墓的材料，为华南有角玦和有角环的起源提供了更多的佐证资料。月河一号墓出土 1 对玉玦，外缘有 5 个接近“山”字形的齿状凸饰，外径 6.9 厘米，内径 3.1 厘米，厚 0.1 厘米（图五，1） [43]。月河一号墓除了上述的有角玉玦，还出土 1 件带“山”字形凸饰的“T”字形环（图五， 3）和 2 件对剖而成的一面饰蟠螭纹、一面素面的带 4 个“山”字形饰玉环（图五， 2） [44]。王青称此凸饰为“介字形饰”，认为月河一号墓带凸饰的这 4 件环、玦以及天湖商墓 M12“C”字形饰玉璜的原物年代属龙山晚期或略晚，其中月河一号墓“T”字形环为原器，对剖而成的环、玦和天湖 M12 玉璜为遗玉改制，“介”字形饰为原器所有，此类“介”字形扉牙装饰出现于龙山时代。[45]湖北随州义地岗 M83 春秋早期墓中出现的带“山”字形凸饰有领玉环 [46] 的制作年代估计也要早到夏商时期。
方向明在讨论石峡遗址“山”字形有角玦时就提出：“这类山字形角玦同介字形冠，但两端上翘，与良渚文化介字形冠略有别，比较接近新石器时代末期—商时期的多发现于玉钺两侧的介字形冠式扉棱。” [47] 王青亦把豫南天湖商墓和月河一号墓的环、玦上的凸饰名为“小介字形冠”饰，年代大体应在龙山晚期至夏代。[48] 杨建芳也注意到安阳殷墟第二期偏晚时期的小屯西北地 M11 所出的玉牙璧外缘即有略微突起的“C”字形饰。[49] 笔者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亦认为“山”字形或“介”字形角饰应起源于龙山时代玉石钺、戚、牙璧、牙璋等礼器上的扉棱饰，玉牙璧上的扉棱装饰最早似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山东平阴县周河 M4 出土的玉璇玑上（图六， 9） [50]，山东龙山文化滕州庄里西遗址出土的玉璇玑上的扉棱装饰更加成熟（图六， 1）[51]。陕西神木石峁玉牙璧（璇玑）上的扉牙雕饰（图六， 2、 3、 4）[52] 则与后来有角玦上的“山”字形凸饰更为接近。此装饰风格后来被夏商礼玉文化所继承，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均可见到雕琢扉棱或扉牙凸饰的玉钺、戚、牙璋、牙璧（璇玑）等，天湖商墓 M8 出土的玉钺（M8:17）柄部也有扉牙装饰 [53]。如果将年代稍早于天湖 M8 和 M12 的殷墟妇好墓作参照，这种形似“山”字或“C”字的扉棱雕饰在妇好墓出土的玉饰上比比皆是，如龙形玉玦（编号 589）、片状两面雕玉人（编号 470）、玉鹦鹉（编号 353）（图六， 5）、玉璜形饰（编号397，半成品）等 [54]，尤其是编号 874 和编号 1253 的两件玉璜（图六， 7、 8） [55] 上的凸饰则明显是“山”字形了。
湖北盘龙城遗址是一座早商到中商的城址，以盘龙城为代表的文化是早商二里岗文化南下的产物，是商人为控制或获取长江沿岸的铜矿资源而设立的一个军事据点。施劲松认为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价值体系都说明盘龙城的青铜文化属于二里岗文化 [56]。与赣鄱流域的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不同，玉玦在盘龙城遗址不多见，有角玦更是不见踪影，这体现出吴城文化与商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虽然玦饰不流行，但玉石礼器和佩饰品上的扉棱或“山”字形雕饰在盘龙城有发现，如盘龙城遗址第五期遗存李家嘴 M1 的玉璜（PLZM1:30）、杨家湾灰坑的玉璜（PYWH6:44）和第七期遗存童家嘴采集的玉刀（PTZ:0328）等（图七， 1、 2、 3） [57]。盘龙城七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作为早中商文化南渐的中转站，这里发现的玉璜、玉刀上的扉棱或“山”字形雕饰，可以为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出现的带“山”字形凸饰的“T”字形环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人和商文化到达了长江以北，殷墟时期商文化虽然被认为大规模收缩，像盘龙城这样的中心城址也被废弃，但商人的活动或商文化的影响仍见于江汉平原，而且越过长江到达了湘江流域。” [58] 湖南虽然没有发现有角玦，但湘水、潇水、资水流域自商周以来都是古越族的聚居地，玦饰亦很流行，形状和制作工艺与岭南都很相似，中原的夏商礼玉文化逾五岭南渐无疑要通过此区域，这里发现的带角饰的“T”字形玉环可能正是这条传播路径的反映。资水流域的新邵栗山发现 8 件青铜器和玉器，推测出自西周至春秋初的一座越人墓中，其中有 1 件“T”字形环带 4 个“山”字形凸饰（图七， 6） [59]，与桐柏月河一号墓所出的几乎一模一样，推测其制作年代至少也在商晚期，说明中“铜家嘴”似为“童家嘴”之误。童家嘴玉刀和杨家湾玉璜上的扉棱与石茆玉璇玑上的扉牙一模一样，参见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编著：《石峁玉器》，第 176 页。应是商人南下的遗物。衡阳市郊杏花村出土的商末周初铜卣中装有 170 件玉器，其中有 1 件带 8 个牙状凸饰的“T”字形环（图七， 5） [60]。发掘者认为这批玉器的年代为商代晚期，应该可信。殷墟妇好墓出土 1 件底面平、正面孔沿突起的玉器座饰（编号 492）外缘带 8 个小凸饰（图六， 6） [61]，与杏花村 8凸饰“T”字形环很相似，可视作后者的祖型。
夏商礼玉文化不仅继承了中原龙山时代的扉棱或扉牙装饰传统，而且在南渐过程中又可能吸收了南方新的文化因素，把此类雕饰运用到了环、璜、玦上，小屯西北地 M11 玉牙璧上的“C”字形饰（图七，4）[62] 或可认为是天湖商墓玉器“C”字形饰的肇始。此类雕饰随着夏商礼制的逐次南渐，同玉石牙璋、戈、“T”字形环璧等，经淮河上游和长江中游地区传播到了湘南和岭南，并在商晚周初阶段与越文化的典型佩饰—玉石玦有机结合，从而又强化了此类玦饰作为“越式”玉器的文化属性，如方向明所言“这类也以形式作为符号的山字形角玦应该是中国南方地区至少延续至春秋时期的典型符号” [63]。
石峡遗址出土有角玦的 M31 和 M113 属第三期文化晚期遗存， M31 没有陶器共存，就 M113的方格纹折肩凹底罐（图八， 1）[64] 来看，与吴城遗址三期早段的折肩瓮 [1973QSW( 杨 )M1:1]（图八，3） [65] 及三期晚段的折肩罐[1975QSW( 律 )M2:1]（图八， 2 [66] 器型有相似性，后者的年代大致在殷墟三期到殷墟四期早段。由此来推断石峡 M113 的年代也应大致在商晚期，不会晚至西周早期，与M113 形制和层位一致的 M31 也应该属于这个时期。如此来看，石峡遗址有角玦的确是时代最早、出土单位最为明确的有角玦。方向明认为衢州西山西周早期墓有角玦应是由石峡遗址有角玦饰发展而来 [67]。西山有角玦的绝对年代要晚于石峡有角玦，但笔者认为前者不一定就是后者的衍生物，其似扉牙状的凸饰更像是继承了夏商礼玉扉牙雕饰。岭南目前只见四凸饰的有角玦，不见三凸饰的，西山三凸饰玦是否直接受到中原夏商文化玉牙璧（璇玑）的影响？迄今为止，岭南及与之毗邻的湘赣闽地区都未见牙璧的踪影 [68]，此类礼制用玉似未随牙璋等南渐，似亦补充说明西山有角玦不是受石峡有角玦的影响。
（四）云贵高原
云贵高原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一些带四凸饰的玉石“T”字形环和玦，杨建芳认为云贵高原出土的玉玦、有领玉环（“T”字形环）和蘑菇形玉剑首等或源于两广地区乃至我国东南地区的古代越人玉雕，或是越人西徙直接传播的结果，有角玉玦更有可能是由广西田东一带直接传播过去的。[69]笔者基本赞同此观点，并拟将带四凸饰的“T”字形玉石环这类在云贵高原明显是作为手镯使用的装饰品也纳入考察范围，来补充杨建芳的看法。
黔西北赫章可乐乙类墓葬 M341 出土 1 件有角玉玦（M341:6），璧形，带四锯齿状凸饰，小孔单面钻成，外缘较薄，直径 5.85 厘米，孔径 1.46 厘米（图九， 2） [70]，出土时位于死者右耳部位，其下还有 1 件骨玦。M341 年代为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属可乐乙类墓葬第一期。可乐墓地只出土了这 1 件玉玦，而且形制特殊，所以学者们对此也特别关注。可乐有角玦的锯齿状凸饰与广西灵川县富足村岩洞葬和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出土的有角玦凸饰相似。但就外形而言，梁太鹤认为可乐有角玉玦与成都金沙遗址有领玉牙璧（2001CQJC:11）最为接近，尤其是外缘凸饰，也是对称 4 个（图九， 1） [71]，金沙牙璧年代约在商晚期到西周中期。此类锯齿状扉牙雕饰在金沙遗址玉器中发现不少，无领四牙玉璧（2001CQJC:609）上的牙饰形同“山”字状（图九， 3） [72]，锯齿状扉棱在牙璋上更是常见。但金沙遗址玉器几乎多为较大型的礼制用器，而且不流行使用玉玦和“T”字形环作为饰品的习俗，所以可乐遗址这件有角玉玦估计是川西古蜀文明和岭南百越文化双重影响的产物。
滇东曲靖盆地东缘的八塔台青铜时代墓地出土 4 件外缘带凸饰的“T”字形环（镯），其中 2 件凸饰呈退化“山”字形， 2 件为直角长方形和圆角长方形（图九， 4、 5） [73]。八塔台青铜时代墓地的年代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可到东汉初期。发掘报告墓葬分期中出土退化“山”字形凸饰“T”字形环的墓葬要早于出土长方形凸饰“T”字形环的墓葬 [74]，这大概也反映了此类环玦上凸饰的早晚演变规律，突起明显的“山”字形饰简化为微突起“山”字形饰，再发展就成了“一”字形凸饰。在云贵高原青铜时代文化中普遍作为手镯使用的“T”字形环，笔者认为是受岭南（包括越南北部）的影响，曲靖八塔台墓地的这些带凸饰的“T”字形环也不例外，尤其是石寨山文化成套偏心耳玦的流行更是体现了春秋战国阶段百越文化在装饰习俗上对云贵高原的影响。
二、中国台湾和越南的有角玦
（一）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地区史前玉器工业也非常发达，尤其是玦饰，很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颇丰。[75]无论是讨论华南和东南亚玉器工业的传播与交流，还是探寻先秦百越族群的迁徙融合，以及追溯南岛越族的缘起，台湾都是绕不过且须重点关注的地区。
中国台湾玦饰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东海岸的卑南文化。卑南遗址位于台东卑南山的东南麓，台湾大学进行过 13 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是台湾地区迄今为止所知范围最大、古文化遗存最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考古资料以及碳十四年代资料推测，该遗址属于距今 5000—2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76] 距今约 3000 年前是卑南文化玉器的极盛期，玦形耳饰则是卑南遗址出土玉器中数量多、类型丰富的代表性玉器。连照美通过检视卑南及台湾其他遗址玦饰的出土情况，把卑南文化玉玦饰以其实际用途一律称为“耳环”。卑南文化的陪葬玉器中，以墓葬单位而言，耳环是最基本、出现频率最高的，型式多样，但以圆环形耳环和带四突起耳环最为常见。[77] 戴耳环是普遍的装饰方式，也可能代表某种程度的财富，并没有性别或年龄上的差别，但玉耳环明显是以成人为主的装饰或拥有物。连照美把卑南玉玦中带四突起耳环分为三式：A 式外形为椭圆或接近正圆，中央正圆大孔（图十， 1、 3、4）；B 式仅 1 件，石玦，器身厚，宽边小孔，外形略呈椭圆；C 式亦为石玦，形制与大小同 A 式相似，但制作粗糙，以板岩为材，外形不规整（图十， 2）。卑南遗址Ⅱ B 式石玦在南投县曲冰遗址也发现不少（图十， 5、 6、 9、 10） [78]，台湾中部山区的曲冰文化或是此类有角玦的源头。
由宋文薰《论台湾及环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图一” [79] 和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图五”所示，台湾地区史前遗址出土不少有角玦，甚至有八凸饰的有角玉玦（图十， 7、 8、 11、 12），但像石峡遗址形制规整的带“山”字形或“C”字形的有角玦似未发现。卑南文化玉器中有相当数量的四凸饰玦的凸饰相当简单，绝大多数是乳突，方向明认为这是最为简约的有角玦饰，自然也是后期发展的结果。[80]
台湾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距今 4500—35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还是距今 3500—2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台湾出土的史前玉器矿料都可能是来自台湾岛东部的花莲丰田，以丰田玉制作的玉锛或玉饰品是台湾史前遗物中分布最广的器物。[81] 就制玉技术而言，陈仲玉认为台湾玉器工业来自东南亚或是广东的可能性很低，“台湾的玉器工业源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很高。……如果依照玉作技术的发展阶段和年代等的因素来推测，卑南文化的玉器来源应是河姆渡文化至崧泽文化这一系列发展之中的某个阶段，其制玉技术被引进台湾的卑南文化之中” [82]。
从东亚玉器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粤北地区、环珠江口地区还是红河三角洲地区，玉器制作工艺，尤其是环玦类，应都是源自长江下游地区，台湾玉器工业受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黄韵璋在讨论环珠江口地区玦饰制作工艺时，也从穿孔、锯切技术及玦饰形态等方面阐述了长江下游史前制玉工艺对台湾、东南沿海及东南亚玉器工业的影响。[83] 但具体到距今 3500—2000 年的台湾新石器时代晚期有角玦的源起和演变，目前的看法还不一致。杨建芳曾认为台湾地区出土有角玉石玦凸饰有“C”字形和乳突形两种，其中“C”字形有角玦应源于中国大陆，非鹿野忠雄所说由越南传播而来。[84] 由于笔者未能查阅到台湾地区各类有角玦详细的出土资料和相关遗址或墓葬的测年数据，所以无法根据碳十四测年和以陶器为主的类型学排队来确定粤北及环珠江口地区的有角玦与台湾地区有角玦的早晚关系。但从宋文薰、连照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简化“C”字形凸饰的有角玦要早于乳突形凸饰有角玦。而从类型学的角度推断，简化的“C”字形凸饰当是从规整的“C”字形凸饰演变而来，所以说杨建芳关于台湾地区出土“C”字形有角玦应源于中国大陆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虽然连照美强调卑南文化玦饰都是作为耳环在使用，但就两广有角玦的出土情况看，耳环和佩饰两种使用方式都存在，尤其是尺寸较大的有角玦应该是作为佩饰来使用的，这估计与中原玉文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笔者对台湾地区史前玉器有两点不解：一是史前玉器集中分布在面向太平洋的东海岸地区而不是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相望的西海岸地区，当时只有卑南遗址是玉器工业的中心地区，西海岸北部圆山文化和南部牛稠子文化出现的玉器可能都是卑南文化玉器的传播或交易的物品。[85] 这是否是由于两地海路交往受海峡季风和洋流影响，大陆玉器工业从江浙沿海和环珠江口传播到台湾岛东海岸比到西海岸更为容易，还是仅仅因为东海岸花莲丰田是台湾玉料的主要来源地？二是从龙山时代到夏商时期代表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高等级礼制文化对台湾史前文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体现在玉器方面，如钺、戚、牙璋、牙璧、戈、璧等礼玉在台湾都不曾出现，更多的交流体现在玦、环等装饰品上。但牙璋、戈、璧、“T”字形环等早在距今 3500 年前后就比较多地出现在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当中了，而这一地区也正是秦汉时期被纳入汉文化圈的西南边陲，走的是与台湾史前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这仅是因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大陆型思维模式导致的呢，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越南
玉器是东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而作为装饰品的玉玦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玦在东南亚大陆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尤其是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表现出与环珠江口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紧密关系。据邓聪统计，环珠江口地区已发现约 30 多处以石英等材料制作环玦饰物的作坊遗址 [86]。通过观察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玉玦，邓聪认为新干扁薄型玦饰不但在环珠江口地区一度流行，在越北红河三角洲地区相当于商时期的冯原文化中也比较常见，进而结合冯原文化环玦饰玉石作坊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牙璋、戈、璧、管玉串饰等玉器在冯原文化中的同时涌现，提出“冯原文化玦饰传统来源的探索，毋宁将视线转移到岭南甚或长江中游方面去考虑” [87] 的观点。据阮金容（Nguyen Kim Dung）的介绍，在冯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中期阶段，长睛（Trang Kenh）、松仁（XomRen）、冯原（Phung Nguyen）和义立（Nghia Lap）等遗址都出土了大量形制各异的玦，玉玦的形制在该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横截面为方形、三角形、圆形、不带凸脊或带四凸脊的类型。位于越南海防市的长睛玉器作坊遗址是越北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玉器作坊之一，距今约 3800—3300 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青铜时代的冯原文化晚期遗存，出土了大量带四凸脊的玉玦（图十一，2、5）。[88] 冯原文化有角玦上的凸饰目前所见均为乳突形和近似“T”字形（亭形）的，鲜见“山”字形、“C”字形和扉棱状的，包括青铜时代中晚期的桐荳（Dong Dau）文化（图十一， 1、 3）和椚丘（Go Mun）文化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89]，四凸饰耳玦更是成为椚丘文化的特征性器物之一。
长睛玉器作坊遗址出土 1 件似方形带四乳突饰的半成品玦（图十一， 5） [90]，形状和广西武鸣安等秧山战国墓出土的有角玦甚为相似，但二者的年代相去甚远，是否有渊源不好妄断。椚丘文化中的有角玦（图十一， 7、 8） [91] 形制与广西富足村岩洞葬和田东锅盖岭 2 号墓出土的有角玦很接近，特别是平底、斜边、双台面的玦体，这是继承了石峡遗址有角玦的传统，而后在越南东山文化中（图十一， 4） [92] 又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岭南百越族群的一个文化特征。富足村岩洞葬和锅盖岭 2 号墓年代都是战国，从绝对年代来看，椚丘文化要早于前者，所以不排除前者有角玦源于越北椚丘文化的可能。武鸣敢猪岩洞葬出土的四凸饰小玉环，与越南博物馆陈列的四凸饰“T”字形玉环（图十一， 6）[93]很相似，差异在于尺寸大小及孔壁有无凸领，二者无疑是有渊源的。
从东亚玦饰的起源和发展来看，邓聪关于越北冯原文化的玦饰可能来源于岭南甚或长江中游的判断无疑是有道理的。笔者倾向于认为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玦饰文化是经由岭南，尤其是经环珠江口地区传入越南北部的，期间伴随着古越族的迁徙和稻作农业的传播。
就有角玦而言，东南亚目前所知最早的有角玦出现于冯原文化中晚期遗存，其最直接的源头，或者说创作的灵感当来自环珠江口地区，时间应不晚于商晚期，它是随着以玉石牙璋、戈、“T”字形环璧等为代表的夏商礼玉文化南渐越北之后出现的。估计是源自环珠江口地区带凸饰的玦、璜饰设计理念与当地已成体系的环玦饰传统相结合后衍生出的新类型，并逐渐影响到越南中南部，进而走向与岭南和长江下游不同的发展道路。
邓聪认为：“从长江、珠江及红河发达辘轳玦饰的考察，台湾玦饰的来源很可能由越南经过菲律宾，随黑潮之路传入的。” [94] 而陈仲玉则认为冯原文化的年代不比卑南文化早，东南亚玉器工业年代较晚，少有影响到台湾，所以台湾玉器工业不大可能来自东南亚。[95] 刘益昌倾向于认为“台湾地区的玉器工业发展，具有独特的发展体系，其来源也许是石器和贝器工业的影响，不过从文化的发展体系而言，笔者也不排除部分技术可能受到广东地区，甚至珠江三角洲地区大湾文化影响的可能” [96]，他把玉器视作是台湾与菲律宾，甚至东南亚其他地区互动往来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上述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冯原文化和卑南文化绝对年代的早晚，但正如方向明所提到的，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比较复杂，文化类型划分过细，导致共性因素不明显；一味依赖碳测十四年数据，也因为数据本身的误差而对遗址年代的判断存在较大争议，对卑南文化绝对年代的上限就看法不一 [97]。同样的困惑也出现在东南亚大陆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断代上。正因为目前还无法提供准确的、让人信服的测年数据，从绝对年代上来谈台湾和东南亚玉器工业孰早孰晚就很难有统一的意见，好在与有角玦起源和扩散密切相关的越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得相对比较多，测年数据也相对丰富，如再结合考古学文化演进的脉络去理解其发展似更有说服力。
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背景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轨迹来说，东南亚玉器工业与台湾玉器工业发生关联的主要区域应有三个：越南北部、越南中部和南部、菲律宾群岛，且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无疑是东南亚大陆史前玉器的发源地。如前所述，玉玦在东南亚最早出现于距今 4000—3500 年红河及马江三角洲的冯原文化遗存中，冯原文化中期的长睛玉石作坊遗址出土的带四乳突饰玦就同台湾卑南文化的四凸饰玦很相似，反映出二者在此型有角玦上有很强的同源性。1996 年底至 1997 年初进行的长睛遗址第三次发掘第五层炭样本的测定数值为距今 3440±60 年（未校正） [98]，如果参照臧振华关于卑南文化上限应在距今 3000 多年的观点，卑南文化有角玉石玦出现的绝对年代要晚于冯原文化。虽然台湾四凸饰有角玦可能由越南经菲律宾随黑潮之路传入的证据链目前还不是很充分，但圆形或近方形带四乳突饰的有角玦最早出现于越南北部冯原文化的考古证据是比较充分的。
同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源于中原夏商礼玉的“山”字形和“C”字形饰有角玦在越南乃至东南亚都不曾出现，但喜爱玦饰的习俗在越南也同台湾一样愈演愈烈，在冯原文化之后的东山文化和沙萤文化上百个遗址中都发现过玉玦，而且形式复杂多样，远甚于中国大陆，显示出与菲律宾群岛及台湾地区等南岛语族活动的区域更强的关联性。洪晓纯根据玉料检测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距今3500—2000 年间，菲律宾新石器时代的绿色玉器多来自台湾本岛，其原料是产于台湾东部花莲的丰田玉，推测其产地是在台湾东部的几个玉器制造地点。而距今 2000 年以后，菲律宾铁器时代的玉器可能来自台湾东南方的兰屿及其南方之巴丹群岛的伊巴亚岛，这两个小岛不但位处台湾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中继站，而且这两座岛上都发现了制造铁器时代风格的玉饰废料，由于这些废料的材质都是台湾玉，因此估计是在台湾取得原料后制造完成，然后再输送到菲律宾甚至越南。” [99] 如此看来，越南中南部经菲律宾群岛到台湾岛的确存在早期人类交往的海上交通线，所以在玦饰的发展和多样性以及作为耳环的属性方面，它们之间都显示出更高的相似度，反映了其间的频繁交往。如果拿这条证据
相对确凿的玉料之路来看邓聪所说的“黑潮之路”是很有道理的，起源于冯原文化的四乳突饰有角玦经越南中南部，再由菲律宾群岛沿黑潮之路传入台湾东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虽然这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更令人信服的测年数据来证实。
结 语
目前所见形制规整的“山”字形或“C”字形饰有角玉玦最早出土于石峡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晚期墓葬中，当源自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流域，虽非豫南、鄂湘地区的商文化南渐岭南的直接输入品，但肯定是中原夏商礼玉文化经长江中游和湘赣地区逾五岭逐次南渐岭南影响下的产物，应是玉石牙璋、戈、有领璧环、璜等象征权力或等级身份的礼玉抵达岭南之后出现的装饰用玉，继承了原先夏商文化中牙璧、戈、钺、戚、璜等扉牙装饰风格，也是夏商礼玉文化南渐的一种体现，衢州土墩墓“山”字形三凸饰的有角玦大概也是这种情况。而且，此类带凸饰造型比较花哨的玦饰和有领环在春秋时期只见于百越文化体系的长江下游和岭南地区 [100]，以及与百越文化存在交流和影响的豫南桐柏地区，这个时期也正是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进入战国以后，随着越灭吴、楚败越，有角的玦饰和有领环饰只在岭南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地区，及深受百越文化影响的黔西滇东地区出现，五岭以北已经不见此类带有越文化特征的装饰品了，就连与长江流域楚文化和中原汉文化交流相对比较多的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南越文化中也没有发现这类装饰物，包括西周春秋时期非常流行的扁薄正圆形或偏心圆形的玦饰在珠三角地区也基本不见。这一方面大概反映了随着楚灭越，长江下游和南岭以北的百越族群受到楚、汉文化的挤压，持续向岭南渗透进而促进了岭南百越文化对云贵高原百濮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原文化伴随着楚文化对岭南地区尤其是相对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影响力度的增强。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优势和虹吸效应不断增强，体现精神层面的一些价值观和审美风格在发生变化，与以战国七雄为代表的华夏文化的趋同性也越来越强。
李零认为，西周封建，合夏、商、周三国的领土为“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101] 许倬云也认为“周代的建立，并不只是后世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朝代递嬗，也是整个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 [102]。在这样的历史观的指导之下，本文在此也尝试着推理一下中国台湾和越南中南部玦饰演化走向与中国大陆不同发展道路的深层原因。
如前文所述，虽然台湾和越南的有角玦饰都是源于中国大陆的长江下游或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像石峡遗址形制规整的“山”字或“C”字形有角玦在台湾地区和越南都不曾发现，它们的有角玦饰主要是相对简单的乳突形、长方形或“T”字形，后来更各自发展出造型复杂的长条形或长方形耳玦、人兽形耳玦 [103]，带三个亭形凸脊圆耳玦（Ling ling-O）、带双兽首造型方耳环 [104] 等，与“佩如环而有缺” [105]的标准造型不同，这些形制多样的玉石、玻璃质地玦饰（包括有角玦）主要都是作为耳玦使用，也没有被赋予“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106] 的带有决断、果决、决绝、分离的文化寓意。
中国台湾、越南中南部、菲律宾群岛的史前文化，被认为是与南岛语族密切相关的考古学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以后，表现在玦饰的发展上，与中国大陆此类玦饰渐行渐远，独立成另一个文化体系。早前与其有较多渊源和同质性的岭南（包括越南北部）地区，虽然地处华夏文明的最外圈，属“蛮夷”之列，但商周以后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强大向心力和虹吸作用影响下，与五岭以北主流文化的趋同性越来越强，循序渐进地进行着中国化的过程，为岭南的最终统一打下了文化认同的基础。而这种发生在西周以后的明显变化，是否也跟西周封建“柔远能弥” [107] 的统治思想有关？“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 [108]，这大概是针对吴人自称是西周王子泰伯之后，越人自称是夏禹之后 [109] 来说的，这也正是百越之属的吴、越族群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向心力作用的体现。以此来理解岭南不同于台湾和越南中南部早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深层原因是不是可以呢？
[1]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海天出版社 2014 年，第 321 页。
[2] 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 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年，第 164 页。
[3] 杨建芳：《云贵高原古代玉饰的越文化因素》，《考古》 2004 年第 8 期。
[4] 陈星灿：《中国史前的玉（石）玦初探》，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年，第 61—71 页。
[5] 石荣传：《桐柏月河一号墓玉器与东周文化交流》，《东南文化》 2010 年第 5 期；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50—367 页；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27 页。
[6]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1 页。
[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4 年，第 532、 540 页。
[8] 杨建芳：《云贵高原古代玉饰的越文化因素》，《考古》 2004 年第 8 期；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1 页。
[9]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533、 540、 539 页。
[10]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550 页。
[1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532、 539 页。
[12]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602、 606 页。
[13]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574 页。
[14] 深圳市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盐田区黄竹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2008 年 10 期。玉璜M16:2–1，插图剖面有误，左右位置颠倒了。
[15] 深圳市博物馆等：《广东深圳市盐田区黄竹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2008 年 10 期。
[16] 邓聪、商志 、黄韵璋：《香港大屿山白芒遗址发掘简报》，《考古》 1997 年第 6 期。
[17] 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 年），第 165 页，本文插图以“图五 –5”为底本清绘；Daniel J. Finn, Archaeo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icci, Publications, 1958, pp.146–150.
[18] 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 年），第 172 页。
[19] 邓聪：《环状玦饰研究举隅》，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86—99 页。
[20]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县敢猪岩洞葬发掘简报》，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89 页。
[21]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县敢猪岩洞葬发掘简报》，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第 92 页。《广西先秦岩洞葬》中的结论是“敢猪岩洞葬的年代大致在距今 3200~3000 年，约为商代中晚期，岜马山岩洞葬年代可能略晚，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编著：《广西先秦岩洞葬》，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第 162 页。
[22]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编著：《广西先秦岩洞葬》，第 134 页。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考古》 1979 年第 9 期。插图以“图一 :9、 10”为底本清绘。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 1978 年第 2 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8 年，第 114 页。《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中“图五○ 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出土玉玦”的玉玦型式与原报告图示不同。
[2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 1988 年第 12 期。插图引自图一八 –l、 3、 6 及图二○。
[26] 陈星灿：《中国史前的玉（石）玦初探》，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61—71 页。
[27] 作为耳饰的玦在崧泽文化早期之后渐渐阙如，进入崧泽晚期，玦与瑗、镯、耳珰、管、珠、坠饰等诸多种类的玉器搭配不再流行。方向明：《崧泽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南文化》 2010 年第 6 期；刘晓婧：《太湖地区出土的史前玉玦》，《文物世界》 2015 年第 1 期。
[28]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49 页，图2–32。
[29] 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考古》 1984 年第 7 期。
[30]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4 页。
[31]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 1988 年 11 期；姚勤德：《吴国玉器窖藏》，《东南文化》 2000 年 6 期。方向明提到严山窖藏已判定为墓葬，见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4 页，插图亦引自此。
[3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阳市博物馆：《浙江东阳前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8 年第 7 期；插图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江越墓》，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35、 36 页。
[3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浙江越墓》，第 15—17 页。
[34]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 1988 年 11 期。
[35] 李伯谦、郑杰祥：《后李商代墓葬族属试析》，《中原文物》 1981 年 4 期。
[36]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 1986 年 2 期。插图引自陆建芳主编，喻燕姣、方刚著：《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海天出版社 2014 年，第107 页。
[37]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 1986 年 2 期。
[38]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 1986 年 2 期。插图引自陆建芳主编，喻燕姣、方刚著：《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第 106 页。
[39]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 1986 年 2 期。
[40]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桐柏县文管办：《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 1997 年第 4 期。
[41]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阳古玉撷英》，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42] 石荣传：《桐柏月河一号墓玉器与东周文化交流》，《东南文化》 2010 年第 5 期；王青：《豫南地区商周西汉墓出土遗玉研究》，《中原文物》2017 年第 1 期。
[43]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阳古玉撷英》，第 200 页，图 178。
[44]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南阳古玉撷英》，第 190、 191 页，图 165、 166。
[45] 王青：《豫南地区商周西汉墓出土遗玉研究》，《中原文物》 2017 年第 1 期。
[46]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 1994 年第 2 期，图二， 4。
[47]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1 页。
[48] 王青：《豫南地区商周西汉墓出土遗玉研究》，《中原文物》 2017 年第 1 期。
[49] 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 年），第 164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7 年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简报》，《考古》 1987 年第 4 期。
[50] 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文物出版社2014 年，第 107 页。
[51] 山东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编：《玉润东方：大汶口—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第 112 页。
[52] 神木市石峁文化研究会编著：《石峁玉器》，文物出版社 2018 年，第 176、 179、 172 页。
[53]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 1986 年 2 期。插图引自陆建芳主编，喻燕姣、方刚著：《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第 106 页。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妇好墓玉器》，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6 年，第 305、 70、 211、 297 页。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妇好墓玉器》，第 298 页。
[56] 施劲松：《盘龙城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考古》 2016 年第 8 期。
[5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第 205、437、294 页。原报告中的玉璋（PTZ:0328）实为玉刀，参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61 页，
[58] 施劲松：《江汉平原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江汉考古》 2016 年 1 期。
[59] 新邵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新邵栗山发现一批青铜器和玉器》，《湖南考古辑刊》（第 9 集），岳麓书社出版社 2011 年，第 75、 76 页。
[60] 郑均生、唐先华：《湖南衡阳发现商代铜卣》，《文物》 2000 年第 10 期。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妇好墓玉器》，第 105 页。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6 年安阳小屯西北地发掘简报》，《考古》 1987 年第 4 期。插图引自陆建芳主编，喻燕姣、方刚著：《中国玉器通史·夏商卷》，第 87 页。
[63]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1 页。
[64]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石峡遗址—1973~1978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540 页。
[6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 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261 页。
[6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225 页。
[67]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1 页。
[68] 栾丰实：《牙璧研究》，《文物》 2005 年第 7 期。
[69] 杨建芳：《云贵高原古代玉饰的越文化因素》，《考古》 2004 年第 8 期。
[70]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第 107 页。
[71]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第 114 页。插图引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 21 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 年，第 66—67 页。
[72] 引自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21 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第 65 页。
[7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13 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靖八塔台墓地》，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编：《文物考古年报·2016》。
[74]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 187 页。八塔台青铜时代墓地的年代采用了《曲靖八塔台墓地》的观点，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靖八塔台墓地》，云南省文物考古所编：《文物考古年报·2016》。
[75] 黄士强：《玦的研究》，《“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 1975 年；宋文薰、连照美：《台湾史前时代人兽玉玦耳饰》，《“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四十四期）， 1984 年；宋文薰：《论台湾及环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 1989 年，第 117—140 页；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36—367 页；洪晓纯：《台湾史前玉器在东南亚的分布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第 324—340 页。
[76] 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52 页。但是臧振华认为若以距今 5000 年作为卑南文化的起始年代明显偏早，迄今所有卑南文化的碳十四数据主要集中在距今 3000—2800 年间，有关距今 5000 年的数据只有得自人骨之碳十四年代的孤证，其可信度似乎偏低。臧振华：《海隅奇葩—台湾东岸的玉器文明》，臧振华、叶美珍主编：《“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录》，“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文选企业有限公司 2005 年，第 7—8 页。
[77] 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60 页。
[78] 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58 页；臧振华、叶美珍主编：《“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馆藏卑南遗址玉器图录》，第 118、 122 页；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347 页。
[79] 宋文薰：《论台湾及环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第 119—120 页。插图以“图一”为底本清绘。
[80]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322 页。
[81] 洪晓纯：《台湾史前玉器在东南亚的分布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 326、 335 页。
[82] 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47 页。
[83] 黄韵璋：《环珠江口玦饰制作工艺探讨—以香港白芒遗址为例》，厦门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41—43 页。
[84] 杨建芳：《商周越式玉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玉分域研究之二》，《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89 年），第 172 页。
[85] 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345—346 页。
[86] 邓聪：《环珠江口崛起—新石器时代玉石作坊》，《珠海文物集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00 年，第 14 页。
[87] 邓聪：《从〈新干古玉〉谈商时期的玦饰》，《南方文物》 2004 年第 2 期。
[88] 阮金容：《越南出土的玉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49—150 页。文中“山岭”应为“松仁”（Xom Ren）遗址；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222 页。
[89] 阮金容：《越南出土的玉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第 151 页。
[90] 邓聪：《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222 页。
[91] 阮金容：《越南出土的玉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图版十 –8。
[92] 广西壮族自治区、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东方文明之光》，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 220 页。
[93] 此为上海光学精密机械所李青会教授考察越南博物馆时拍摄并告知，插图照片亦为其提供，特此感谢。
[94] 邓聪：《东亚玦饰的起源与扩散》，刘国祥、邓聪主编：《玉根国脉（一）—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109 页。
[95] 陈仲玉：《台湾史前的玉器工业》，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 346 页。
[96] 刘益昌：《台湾出土的早期玉器及相关问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第 179 页。
[97] 陆建芳主编，方向明著：《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南方卷》，第 296 页。
[98] 邓聪、阮金容：《越南海防长睛遗址的考古发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第 66—70 页。
[99] 洪晓纯：《台湾史前玉器在东南亚的分布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发掘 3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 336 页。
[100] 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和越南北部。邗越在江苏（以扬州为中心），于越在浙江北部（以绍兴为中心），扬越在江西，瓯越在浙江南部（以台州为中心），闽越在福建（以福州为中心），南越在广东东部（以广州为中心），西瓯、骆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大部和越南北部（以广西桂平为中心）。李零：《两周族姓考》，《我们的中国》，三联书店 2016 年，第 135 页。
[101] 李零：《两次大一统》，《我们的中国》，第 17 页。
[102] 许倬云：《说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68 页。
[103] 宋文薰：《论台湾及环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 1989 年；连照美：《台湾卑南玉器研究》，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一册），第358、 359 页；邓聪主编：《东亚玉器》（第二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67、 168 页。
[104] 阮金容：《越南出土的玉玦》，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东南考古研究》（第四辑），第149—150 页；广西壮族自治区、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编：《东方文明之光》，广西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第 226、 228、 229 页。
[105] 《原本广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236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411 页。
[106]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365 页。
[107] 李零：《两次大一统》，《我们的中国》，第 94 页。
[108] 〔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第1669 页。
[109] 许倬云：《说中国》，第56 页。
图文来源：《文博学刊》2019年02期
作者：张强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责编：喵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