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古籍专家沈津：我的哈佛十八年
何朝晖（左）、刘蔷（中）与沈津先生
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
沈津先生访谈录之五
哈 佛 十 八 年
何：1992年您到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1986、1987年那次访美，已经打下伏笔了吧。
沈：对。1992年吴文津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学来开会，在图书馆一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沈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说我定居香港了，他第二句话就说：“这下我们请你就容易了。”当晚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要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经费邀请我到美国，写善本书志。因为之前的那次访美，他对我已经十分了解。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有几位学者也想去哈佛燕京做这件事，包括台北的一些大学教授，但吴先生都没有同意。
何：哈佛燕京图书馆为什么到吴文津先生这一任馆长，要写善本书志？
沈：哈佛燕京图书馆至今已经有将近90年历史，先后有裘开明、吴文津、郑炯文三任馆长。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时，接收了哈佛学院图书馆的汉和文库，当时叫汉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文和日文书籍。在首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任内，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裘先生购求中文古籍，可谓不遗余力、呕心沥血。抗战前主要委托北平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购，当时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是洪业（煨莲），采访部门的负责人是顾廷龙先生，他们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采购做了很多工作。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 经济极为萧条, 市面上物资匮乏, 不少人家将家藏古书出以易米。裘先生在1950年前后，曾去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城市访书，为汉和图书馆购回了许多中文珍稀古籍，比如宋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明刻本《明心宝鉴》《峥霄馆春秋繁露》，以及明人手札集《明诸名家尺牍》七大册。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北美大学中首屈一指的东亚图书馆，其中文古籍的收藏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以媲美美国国会图书馆，对此裘先生功不可没。裘先生不仅在哈佛燕京的馆藏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希望这批馆藏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他制订了“汉和图书分类法”，对馆藏图书进行了编目整理。他写过几篇介绍馆藏中文善本古籍的文章，后来都收在《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里。由于担任馆长期间行政事务缠身，退休之后又精力不济，裘先生在揭示哈佛燕京丰富的中文古籍善本馆藏方面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工作。
1965年吴文津接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这个时候大规模地购入中文善本古籍已经很困难，吴先生主要致力于近现代史料的搜集采购工作。吴先生十分感谢裘先生推荐他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有志于完成裘先生的夙愿。向读者充分揭示哈佛丰富的中文古籍善本收藏，所以他一直有请人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的想法。
何：1992年4月底，您就到了哈佛燕京，吴文津先生办事效率之高真是令人惊叹。
沈：1992年的4月28号晚上我和家人从香港飞抵波士顿，5月1号就正式上班开始工作。我面前的桌子上，左边放着戴廉先生从书库提出来的善本书，右边放着我从香港带来的500格稿纸，一边翻书一边提笔，将要写的內容直接写在稿纸上。
何：您写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199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的那一版，厚厚的一本，150多万字，您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写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
沈：我开始是以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哈佛的，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的访问时限都是一年，而吴先生为我争取到两年。他希望我用两年的时间写出一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包括“哈佛燕京”所藏的宋、元、明本，不包括抄、校、稿本，数量是1500部。他也没想到我居然能用两年的时间写出152万字。两年不是以一年365天来计算的，只能算工作日。由于美国的假期多，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外，还有圣诞节、感恩节、老兵节、国庆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日、马丁路德·金日等等，算下来也就是200多天。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差不多每天写三篇书志。我的写作基本上是一蹴而成的，因为怎么写都在我的脑子里，没有人来跟你讨论怎么写、格式怎样，全都靠自己，也没有回过头来修改的时间，所以写得很辛苦。我在上海图书馆接受的三十年的专业训练，对写作善本书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上海时，我曾经挑选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珍稀宋元明别集写过一些书志，在《文献》杂志上发表。而我在哈佛燕京，是一气呵成地写了1500篇。可以说是三十年磨一剑了。
何：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典范。为什么叫“书志”？写作模式是怎么确立的？
沈：这类揭示善本古籍信息的著作有很多体裁，比如“提要”“叙录”“书志”“书录”“题跋记”“访书记”等等。《四库全书总目》一般又被叫做“四库提要”，撰写提要的四库馆臣都是些大学者，他们能够对古书的内容作出评价褒贬，甚至进行尖锐的指摘。我们今天写这类著作不可能按照古人的写法来写。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很多条目写得比较简单，只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以及序跋情况，很多其他方面的信息没有反映出来。王先生那样写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今天能看到大量的馆藏目录、参考工具书，可以利用的资源远比过去要丰富得多，这是前人没有的条件，我们应该加以充分利用，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要尽可能全面地揭示藏书各方面的信息，既要揭示书的内容和价值，也要揭示它的版本和存世情况，经过仔细权衡，我认为叫“书志”比较合适。
一开始，吴先生希望我写一本类似于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的书，他说你就写成像王重民先生那样就可以了。我提出王先生的《提要》内容太简单，这样做并不能深入揭示善本的内涵，包括一书之版本珍稀程度，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存藏情况。后来我就把我写的书志给吴先生看，说我可不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吴先生说那你自己决定，他真的放手让我去做，结果我一做就停不下来了。
具体来讲，就是确定了一篇书志的规范的结构，也就是需要包括哪些内容，分成几个部分，按照怎样的顺序来写。依次是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作者生平；内容介绍；作者写这部书的目的、宗旨；前人对这部书的评价；版本特征；存藏情况；钤印等。我建立的这个模式，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哈佛模式”,后来严佐之、谷辉之、刘蔷、张丽娟来到“哈佛燕京”后，都遵循它来撰写清代善本的书志。
何：在“哈佛燕京”除了写善本书志，您还和台湾大学的潘美月教授编了一本《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
沈：对。我到“哈佛燕京”不久，台湾大学的潘美月教授也到哈佛来访问。潘教授是教版本目录学的，我们一见面就聊起来。我说大陆有很多收藏、资源不被外面所了解，很多学者到大陆去看书，不得其门而入。可以编一本书，把大陆那些重要图书馆的馆藏、来源、历史、特点等等揭示出来，对学者来说一定有用。我在大陆古籍界有很多朋友，可以跟他们联络，但缺乏经费。潘美月说我可以想办法，从台北“国立编译馆”还是什么地方申请经费。于是商定由我约请大陆古籍界的朋友写文章介绍每个图书馆的古籍收藏情况，我先用自己银行账户的美金支票来垫付他们的稿费，然后再拿到潘美月那里去汇总报销。稿费折合成人民币是每千字人民币60元，这在1993年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是一定要写的，但我先后约了李致忠、丁瑜、李际宁，都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执笔，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我自己来写。谁都想不到《北图馆藏古籍的概述》是我写的，我用了一个笔名“慕维”，源自我住的小镇萨慕维尔（Somerville）。当时我搜集了所有能够找到的介绍北图馆藏的文章，大约有十多篇，然后仔细阅读、分析、推敲。文章里的很多数字都是我自己统计出来的，不是抄别人的。比如北图所收藏的宋、元、明、清版本，抄本、校本、稿本，活字本、套印本的数量，是我花了两个星期的晚上业余时间，根据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一条款目一条款目地列表统计出来的。我又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里北图藏的方志数量全部点出来，一共6066种。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肯下这种笨功夫，只有我这种死脑筋才这样做。我又花时间弄明白北图所藏宋刻本中哪些是最有价值的，《西厢记》明代刻本当中北图有多少不同版本，所藏清代昇平署戏曲资料的情况，以及郑振铎专藏当中的稀有版本。写完这篇《概述》，恐怕北图没有一个人掌握的数字有我那么详实了。直到今天，文章里这些确切的统计数字也不过时。
何：2005年的那场重病对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沈：在那之前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但工作忙一直没有去看医生。后来在我太太一再催促下，才去作了检查。结果是晴天霹雳，告诉我得了不治之症。2005年5月16日那天做了手术，4天以后出院回家休养。那段时间睡不好，吃不下，身体极度消瘦，连看报纸、电视都没有力气。恰好赶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把我的三本书的校样寄来，看校样的任务很重。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姚伯岳先生正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整理碑帖拓片，他帮我看了《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的校样，我很感谢他。我自己看了《书城风弦录》和《书韵悠悠一脉香》的校样。那是我最困难的一段时光，常常无力地躺在沙发上，我曾想到, 如若天意垂怜, 得有更生之庆的话，那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要把哈佛燕京的善本书志全部完成，把我多年积累下来的学术笔记整理成文发表出来。在家休养了半年，11月13日我就上班了，开始时每天工作半天。马上就接到一个任务，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要搞一个珍稀古籍善本的共享项目，将一些稀见的版本扫描成电子版。我对挑选出来的古籍把关很严，标准定得比较高，只有那些别处没有的孤本，或真正有价值、有特色的珍本、善本才能入选。
何：那时哈佛燕京善本书志的宋元明部分您已经独立完成了，已经形成了写作规范，清代的部分您从国内请了一些学者共同完成，只要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就可以了吧。
沈：是的，这是一个集体的项目。我从国内找的专家，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至少要有十年以上的古籍版本方面的专业训练；二是要熟读1997年上海辞书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把体例吃透；三是要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大家分工合作，协力作战, 后来出版的这部广西师大社的六本头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 总共400万字, 而我写了300万字，并对其他各部分书志进行审核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