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日】内田弘

序——“广松冲击”与长久的深刻沉默

1965年，围绕着日韩条约政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此时，我在北关东的某书店里发现了《唯物论研究季刊》第21期，其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问题点”的论文。由于数年之前在与上级生的共同学习讨论会上读到过古在由重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对广松的这篇论文发生了兴趣，翻开一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头的一句话：“现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事实上等于一部伪书。”[1]（p.148）“他在说些什么？”我感到非常惊讶，当即将杂志买了下来，一头钻了进去。但是，广松的论文迎来了社会的沉默。“广松冲击”的沉默。9年之后，广松根据该论文中所提出的《德意志形态》的编辑方案，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因我很偶然地担任了《图书新闻》中的“思想时评”栏目编辑的关系，因此在不是“思想时评”的栏目上评价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划时代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版、涩谷版、陶伯特版的比较

近年来，值得广泛注目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版本基本上都面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广松编辑、涩谷编辑、陶伯特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参照“参考文献”）。本论文首先对笔者所关心的《资本论》的形成史的问题到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进行考察，接着，将这一考察在《资本论》形成史中的物化论中进行定位。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手稿基本上由“大束”和“小束”构成。

大束：第1块　　{6}{7}{8}{9}{10}{11}

第2块      {20}{21}    　　　　　  [简写为W]

第3块    {84}{85}{86}{87}{88}{89}{90}{91}{92}　                                                [简写为X]

小束：{1?}{2?}{5}{1}{2}

小束：{3}{4}    　　　　　　　　　　　　　 [略为Y]

除此之外，广松版、涩谷版、陶伯特版，适当地排列着标有下列题目的手稿：

Bahne[1]-[2]　                                  [简写为B]

Gegen Bruno Bauer                          [简写为G]

Feuerbach, a)-f)                               [简写为F]

Das Leibziger Konzil                            [简写为L]

Ⅱ. Sankt Bruno                                 [简写为S]

Bruno Bauer und sein Apologet        [简写为BA]

使用上述的简略标记来记录广松版（马克思、恩格斯1974）、涩谷版（马克思、恩格斯1998）、陶伯特版（Marx/Engels/Weydemeyer2004）的话，则可以看到如下结果。

本论文只限定于与论述有关的手稿，纸张的页码简略地标为a、b、c、d。

广松版：

[偶数页]

{1}{2}→V[{6}{7}{8}{9}{10}{11}]→W→Y[{3}{4}]→X→B→F

[奇数页]      {1?}{2?}{5}

涩谷版：

{1}→{1?}→{2?}→{2}→Y[{3}{4}{5}]→B→V[{6}{7}{8}{9}{10}{11}]→W→X

陶伯特版：

G→B→V[{6}{7}{8}{9}{10}{11}]→W→X→F→{2}→{1?}→{2?}→{1}→Y[{3}{4}{5}]→L→S→BA

本稿从《资本论》形成史的观点出发来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从我的问题意识出发，重要的是下面两部分在编辑上的定位问题，即关于共同体论的最初的正式论述部分，即“小束”的Y[{3}a-d,{4}a-b]；以及正式论述本源性剩余原始积累的部分，即大束的3块X[{84}{85}{86}{87}{88}{89}{90}{91}{92}]。之后详细论述的“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是在X的开头的{84}a处。

按照上面所说的，广松版是按照Y[{3}{4}]→X[{84}{85}{86}{87}{88}{89}{90}{91}{92}]顺序，即共同体论[{3}{4}]→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84}a]→原始积累[从{84}b到{92}b]的顺序来编辑的（详细请参照本稿（2））。根据广松的论述，“小束”中的{3}、{4}和{5}在内容上是不连续的。“小束”中的{5}应该是“一般性、序论性的对历史观的叙述”，是连接在{1?}{2?}之后的。{5}是对之后将要论述的相当于{3}和{4}内容做出的预告文，同时，又是对应“大束”中{6}的[11]页之后的内容的。从上述的意义出发，“小束”中的{5}用于对应“大束”中的{6}的[11]页之后的内容而应该排列在奇数栏（右栏）的{1?}{2?}的之后，广松版也是按照这一判断对{5}进行编排的（马克思、恩格斯1974：27）。岩波文库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将“小束”的{1?}{2?}{5}进行连续编排，作为“序论的第1草案”[2](pp.20-33)。

负责岩波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小林昌人在该版本的“解说”中就{5}abcd的问题谈到：“恩格斯所标页码；d面中留有空白而文章是完结的；内容对应'大束’中[11]页之后的部分；可以接在{[1?]}、{[2?]}之后继续阅读。”[2](p.308)“可以接在{[1?]}、{[2?]}之后继续阅读”指的是{[1?]}d中的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由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5}a开头的文“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岩波28）在内容上是连续的。小林在“解说”中还针对涩谷版等不仅视“小束”的{3}和{4}是连续的，而且将{3}和{4}与{5}视为连续的手稿所进行的编辑写了下面这段话。

“{5}作为对后面要论述的关于具体历史的主要内容所做的预告，只停留在对一般的、序论性的历史观的叙述。与此相对，{3}{4}则显然是对历史的具体论述——即被{5}所预告的正文的一部分。进而，{3}和{5}的恩格斯的页码也不保证是连续的，即不保证是同一系列上的序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它版本也有在各纸张的a面用恩格斯所标的1、5、9……的号码，这不是纸张的页码，而是记载省略b转向d面的页码”[2](pp.310-311)。

还需进一步对下面的事项进行确认。即{3}和{4}的文章与“所有制，在这里主要在于每一个人的劳动([以下3字在{3}d的末尾] Das Eigentum bestand /{4}a/ hier hauptsächlich in der Arbeit jedes einzelnen.)”连续。与此相对，{4}b的末尾无论是从行文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5}的内容不连续。由此，{3}和{4}的内容上的连续性、{3}{4}和{5}在内容上的不连续性都切实地证明了广松版在该三个“小束”编辑上的正确性。

正如上面所说的，{3}{4}和{5}无论在文献史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断定其连续性。而广松版按照Y[{3}{4}]→X[{84}{85}{86}{87}{88}{89}{90}{91}{92}]的顺序，即共同体论[{3}{4}]→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84}a]→原始积累[{84}至{92}b]的编排顺序是十分妥当的，我将在本稿的下面一节中进行详细论述。

另一方面，涩谷版并没有讨论如小林所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固有的页码标记(1→5→9)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于一眼看来似乎与{3}{4}连续的{5}中这一问题，而只是单纯地依据{3}{4}和{5}这一表面上连续的页码对手稿进行排列。因此导致了3个手稿在内容上的不连续性的结果。不仅如此，而且将[{5}→B→V→W]这一庞大的手稿插入《资本论》形成史上作为一体而生成的共同体论[Y{3}{4}]和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X]之间。因此，在编辑上使得共同体论与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这一《资本论》形成史上紧密结合的内容完全不能为读者所了解。过去的巴加图利亚版也是如此。完全无批判地追随这种编辑方法的编辑者不是完全无视了共同体论与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的关联，就是无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决定性意义。这一点上陶伯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资本论》1867年德文版

陶伯特版是按照这样的顺序编排的：X[{84}{85}{86}{87}{88}{89}{90}{91}{92}]→F→{2}a~d→{1?}a~d→{2?}→{1}a~b→Y[{3}{4}]，正好与涩谷版相反，在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与共同体论之间插入了庞大的手稿。陶伯特版完全没有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是根据陶伯特推定的执笔顺序将手稿机械地排列，这一称为“时系列”的原则是在广松版的强烈冲击以及影响下的产物，广松屡屡地批评旧MEGA的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残存状态的过多干涉”。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原本就不存在可以彻底贯彻“时系列”式的文献学主义的文献学的事实。事实上，陶伯特版一眼看去似乎完全贯彻了“时系列”式的文献学主义，但正如在“誊清稿”中关于“认识水准的进展”中所说的 (Marx/Engels/Weydemeyer,2004,Text, Einfuehrung,S.21*)，文献学考察不是仅有文献的事实就能完结的，必须用理论性的考察来加以补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在无意识中发生。这种无意识，是机械的文献主义者共同的问题，笔者曾经提出过这一点[3](p.76)。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论

广松版对手稿的编排方式在内容上具有合理性这一点可以通过{3}･{4}共同体三形态论经过前近代的所有制形态（共同体三形态）与近代的所有制形态的对比论，与近代所有制形态的生成期的本源性的积累的相连接，这在文献上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证实、编辑来加以确认。上述广松版标记为Y[{3}･{4}]→X[{84}{85}{86}{87}{88}{89}{90}{91}{92}]的地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的是：

（1）各种所有制形态[{3}a-d,{4}a-b] (岩波129-137)

（2）前近代的所有制形态与近代的所有制形态的对比[{84}a] (岩波138-140)

（3）本源性的积累（原始积累）[从{84}b到{92}b] (岩波140-212)。

对上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三个版本加以比较的话，只有广松版是将（1）（2）（3）作为连续的历史理论在加以编辑的这一点一目了然。而与此相对，无论是涩谷版还是陶伯特版都将（1）各所有制形态、（2）区分指标、（3）原始积累分割开来排列。因此，涩谷版和陶伯特版都割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理论。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文”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die materialistische Auffassung der Geschichite)”（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书评时的用词）进行了确认，而涩谷版和陶伯特版都割断了作为出典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理论，因此无法对此进行再追述和确认。如涩谷版，只是根据手稿上的页码按其数字顺序进行机械的排列，这种做法无法追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所写就的唯物史观。无论是涩谷版还是陶伯特版，是不是过于轻视了通过能对唯物史观进行再确认的方法来排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编辑上的核心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历史理论内容的基本结构。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共同体论{3}{4}的一开头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区分都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是由农业、工业、商业的经营方式（父系家长制、奴隶制、身份、阶级）所决定的”[4](p.130)。这段文字之后，首先，作为“所有制的第一形态”提出了“部族所有制”，指出那是在“父系家长的族长制”的条件下所构成的。接着，作为“所有制的第二形态”提出了“古代的共同体(Gemeinde)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得出了“奴隶制”在征服中得以确立的结论。进而，作为“第三所有制形态”提出了“封建以至身份的所有制”[4](pp.131-136)。

关于这一点，在原始积累的最后部分说到：“因此，与上述所说的形态的数量相同，劳动组织的形态有着所有制的多形态”[4](p.166)，这里所写的是与共同体论的开头部分相呼应而做的结语。共同体论的开头部分写道：“分工的各种（形态）发展阶段的数量相同，因此有着所有制的各种形态”[4](p.130)。

手稿{84}a的“前近代的所有制形态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是由下列一系列的对比构成的，即[(a)：(a’)～(f)：(f’)]”。

（a）局部性、个人与生产工具的并存：(a’)经过陶冶的分工与扩大的商业、个人的集合。

（b）个人的家庭、部族、与大地的纽带、劳动力与大地、土地的自然统一：(b’)自立的以个人的交换为媒介的结合（商品＝货币关系）。

（c） 使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个人对自然的臣服：(c’)对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的个人的臣服。

（d）人与自然的交换、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自然统一：(d’)人类相互的交换、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

（e）由土地所有制而自然产生的统治：(e’)作为积累劳动的资本的统治。

（f）由人的关系所产生的统治：(f’)货币的统治。

这一系列的对比显示了“近代私有财产的生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近代市民社会的历史的起源”，即表明了试图分析原始积累的问题意识。这一对比论是从《经济学哲学（1）手稿》前段“人的所有制”向“物象的、物质的富裕”世界做历史性转变的历史观发展中而来的。正如上面(e)･(e’)和(f)･(f’)所表明的那样，传统共同体是由以人的关系、身份关系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来实施对劳动力的统治的，而近代市民社会是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手段所有制”来实施对劳动力的统治的，两者是不同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统治劳动力的手段是“从土地向生产手段”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坚定地坚持了这一立场。

资本积累

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原始积累过程，包括直到产业革命的认识第一次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积累理论的形式被显示了出来。因为正是机器制造大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的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有了再生产可能的生产方式的独立。通过这一过程，赚取工资的劳动者成为了作为一个市民的自由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是被商品化（物件化＝物象化）了的土地（土地的价格就是使用费）、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技术（技术的价格就是专利使用费）、资金（其价格就是利息）。关于“原始积累要素”及其调控这些要素的“国家原始积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下面几点论述：

（1）土地原始积累：农田改良（岩波153）、牧羊圈地运动（同前）、殖民（土地的“追加原始积累”）（望月1982）（岩波155）

（2）劳动力原始积累：牧羊圈地运动（岩波153）、流血立法（同前）、农民向手工业生产的逃亡（岩波152）。

（3）技术原始积累：自然科学（岩波163）、大工业（同前）、自动机械装置（岩波164）、自然力的应用（岩波169）。

（4）资金原始积累：商人资金（岩波150）、新大陆的金银（资金的“追加原始积累”（望月1982））（岩波154）。

（5）国家原始积累：国库（Fiskus）（岩波157-158）、关税（岩波157）、金银的出口禁止（岩波157）、航海条例（岩波159）、殖民地独占（同前）、发展产业（同前）、货币制度（岩波1962）。

依靠原始积累的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广义的）农业部门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是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即劳动力、粮食、（包括原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原料、（包括生产技术的开发、导入资金在内的）产业资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控制技术在内的）基础建设资金、对官僚和士兵的供给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的原始积累做了引人注目的论述。“关照近代私有制度的是国家”。即，其结果是，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近几年的法国和英国，私有制与市民社会并存于市民社会的外部。与此相对，像德国那样的国家，还没有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身份制度和阶级制度处于混合的状态，正是前者开始弱化而后者开始强化的时期（岩波203）。因此，“国家的自立性”还继续存在。在这样的状况下，身份制度还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德国必须在陈旧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工业），因此出现了复古与革新的新旧两种要素既混合又对抗的浪漫主义。

从《资本论》形成史这一视点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出自于土地的所有制形态的共同体论（部族所有制、古代的共同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封建性所有制乃至身份所有制）》→《对比论》→《从生产工具的所有制形态所见到的原始积累理论》这一顺序，在《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共同体论（亚洲式的、罗马式的、日耳曼式的共同体）→原始积累理论”中得以再现。从更宽的视野上来看，再生产论（《经济学哲学手稿》）→“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顺序是《经济学批判大纲》所统一起来的“再生产论→共存体论→原始积累理论”顺序的再现。也就是说，《经济学批判大纲》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生产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的继承关系呈现如下状况：

（1）共同体论：亚洲式的共同体、罗马式的共同体、日耳曼式的共同体→

（2）对比论：单纯的交换→前布尔乔亚的关系的解体→自由劳动者与货币的交换→赚取工资的劳动（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交换）的前提[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生产工具与土地）的分离] →小规模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与东方式共同体（commune）的解体（大地Erde向土地Grund的转化、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所有制是什么（人对自然的关系zur Natur与人的对他关系zueinander与意识关系行为Verhalten）→[本源的共同体的解体→亚洲式的共同体→罗马式的形态→日耳曼式的形态]

（3）原始积累理论：从“历史的状态N0.1”与“历史的状态N0.2”向“第三种东西”（转变的形态）→自由的劳动的交换→自由的赚取工资的劳动的交换＝手工业生产→机器制造大工业[MEGA,Ⅱ/1.2,S.367-415]。

三、广松涉毕业论文中的真伪论的物象化论的意义

对于广松涉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献学编辑的研究对象，它也是广松固有的物象化论的来源。广松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物象化论奠定了基础。即，在下面的{8}c=[18]文中马克思发生了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实在论的观点向物象化论的方法论转换以及向克服近代的世界观的转换。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Sichfestsetzen)，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4](p.69)。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这一转换，一直贯穿到《资本论》，广松涉在他的《资本论》的哲学以及《物象化论的构图》[5]中屡屡强调这一点。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直到这里可以说我完全没有提及的广松涉的物象化论是如何在他的毕业论文“关于认识论的主观的考论”（广松1997）中被确立下来的。广松的毕业论文是从“真伪问题”来立意的。他从真理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根据这一权利赋予问题开始入手。他提出这一权利的赋予在于分析康德以及新康德派是如何发展“认识论的主观”、分析“认识论的主观”的独特的结构。广松认为，所有制的主张，正由于主张成其为主张才有了真理的存在，同时，只有在强调主张为真之处的“假定”中才有真理的存在。这样一来权利问题被替换成了事实问题。这一替换不就是混淆以及偷换问题吗？[6](p.503)。广松本身就是这样写的，但是，如康德的“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是相互前提＝相互规定”那样，从行为事实的循环往复生成权利赋予的根据，广松不是没有加以考察吗。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单纯地在同一层面上的循环，而是以第一次为前提与之进行相互对照＝综合。进而，正如三木清所论述的那样，“也只有生活与经历中包含了思维的形式、原理以及范畴中显现的整体关联，只有这一整体关联在生活与经验的分析中获得显现，现实的认识才是存在的”。广松认为这一“假定”得以成立的条件是（1）在完全真实的情况下；（2）在与客观一致、依从于规范与习惯的情况下。（2）的“规范与习惯”来自于经验的反复。（1）即便“与客观一致”，在反思的判断力的作用下规范和习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与作为以此为基准的主观与认识对象的客观的一致是否是可能的呢？

结果，广松涉所考虑的是：“Sachverhalt（引用者注：关系行为verhalten所带来的事态Sache）其本身必须具有真伪的价值对立。在真作为真、伪作为伪处，真（乃至正确）的判断，反之伪（乃至不正确）的判断得以成立。”[6](p.91)广松得出的结论是，真伪问题不是在客观这一侧，而是从“认识论的主观”这一侧才能发现价值对立性。实际上，三木在海德堡留学时（1922-1923）从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那里借来了波尔察诺（Bolzano）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研究真伪问题，他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结果，作为一种反价值，“对真理本身不正确的接受”以及“对虚伪的正确接受”这一具有真和伪双重性的矛盾，只能将舍弃的判断主体作为前提。并且，三木认为，只要真理自身、虚伪自身这一逻辑的可能性具有普遍性，那么只有转而移向追究造出虚伪这一事实根据的人的行为这一层面。进而，他在“事实问题”的背后，追溯造出该事实的“行为”，将决定该行为所包含的“目的”的“构想力”以及赋予该“构想力”的自由使用权利的“价值”作为问题来加以探讨。三木清在留学期间论述了“真伪问题”，归国后开始研究马克思，参考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开始论述“物象化”。三木清从研究“真伪问题”到“物象化”的历程，正如本稿中的第四部分中所论述的那样，他研究的实际上原本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三木清之后又出现了广松涉。

广松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三木清的名字，但是他参照了三木的论文“波尔察诺的命题自身”，这一点从广松波尔察诺的命题自身＝真伪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探讨上也能够清楚地看到[6](p.91)。正如村田纯一在对广松毕业论文的“解说”中所指出的，就像广松自身本人在《哲学家广松涉的告白式回忆录》中所回顾的那样，那是在广松的毕业论文，尤其是由其中的序、第1章、第2章中所建立的初型。按照毕业论文中就真伪问题所做的“认识论的主观”的分析，广松认为“认识论式的研究”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认识论的场面不是马克思的”[7](p.184)，“在研究认识论的时候，几乎与马克思没有关系”。尽管如此，广松的毕业论文奠定了马克思＝广松物象化论的基础。

毕业论文中所探讨的“认识论的主观”发展成了“世界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那是我下面所说的那样的认识构造论。即，认识主体的（1）“我”不是“单纯个体的我”，是与他者的“个体的我”相关联的（2）“我—我”。与“我”的“我—我”的存在方式对应。认识对象（3）也不是“单纯物”，是对于“我—我”而言（4）作为“带有意义的物”而现象。“世界的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就是这样构成“四肢的结构”。在深底统一“四肢的结构”的力量难道不是康德的创造力吗。“世界的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的“四肢的结构”不是历史贯通的同质性的现象，而是由个人的关系的历史形态的差异所呈现出来的异相。广松在《资本论的哲学》中，通过考察近代市民社会的商品世界，将四肢的存在结构的近代的现象作为通向近代的人际关系的“货币”的物象化来加以把握。广松毕业论文中对“认识的主观”的研究孕育了他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发展的可能性。以“真伪论”为主题的毕业论文是“物象化论”的胚胎。“真伪问题与物象化论”，这一问题也是柏林时代的马克思在准备博士论文时期的课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四、马克思的《论灵魂》评注中的物象化论

马克思在柏林时代的1840年，马克思从亚里斯多德的《论灵魂》中读到了从一切中分离、分割的近代原理(chōrismos)。他用德语翻译了一部分下面的文章，在〔 〕内写下了自己的观点[13]（P.38）。

“一般来说，正如行为事实是可以分离的那样(chōrista ta pragmata)，正如行为事实(Sache)从质料(Materie)即自性地且对自性地分离并实际存在那样〔即，正如事物(Ding)从质料中分离存在那样，即正如由抽象进行分离是可能的那样〕，理性(nous)也是可以分离的。”[8](p.163)

行为事实(Sache)是可以从行为者那里分离的，所以从行为者那里“作为行为本身(Sache selbst)”可以自立并物象化。对亚里斯多德的“理性的分离可能性”，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是从行为事实的行为者中的分离，即是作为自立可能性来把握的。马克思理解的该可能性，是人的理性的抽象作用（形相）将他们的关系从他们本身（质料）分离并使之物象化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在之后被继承了下来，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转向《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社会的关系的“物象的力”时的问题意识，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物件化＝物象化论中看到。只有分离而没有结合的世界会解体，所以分离的东西必须结合。分离的东西要结合，结合的主体既是个人也是社会，而结合的方式是怎样的呢，结合是向虚伪(pseudos)转化。马克思在《论灵魂》的笔记中作了下列注释。

“亚里斯多德强调了结合(Synthese)中有着虚伪的根据，这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正确的。一般而言，表象并反省的思维是存在与思维的结合，一般的东西与个别的东西的结合，假象与本质的结合。这里，可以进一步地说，所有错误的思维和错误的表象、意识等也是从相互不适合的各自的外部的规定的结合中诞生的，客观的规定与主观的规定则从内部的没有结合的关联中诞生的。”[8](p.164)

亚里士多德

上述的三木清所分析的“真伪问题”的两个矛盾，即“（a）真理本身的（b）不正确的接受”以及“（a）虚伪本身的（b）正确的接受”是不适合的结合的例子。即（a）与（b）的结合，前者陷入了“正确与不正确”的矛盾，后者陷入了“不正确与正确”的矛盾。两者都是不合适的结合，是虚伪。三木清提出要导入否认双方矛盾的价值判断主体。广松也在毕业论文中指出“真伪在认识论主观的一侧价值对立性得以规整”。

马克思所研究的陷入虚伪的结合，不是单纯的逻辑性的结合，而是社会性的结合样式。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将问题确立在了客观的契机与主观契机的结合上。人在客观性“存在”中关照“意义”。这一关照的方式即便非常有用并作为个人的行为被意识，但它是用他人的关照方式的基础上的社会的文脉进行关照的行为。即便在如制作东西的“制作”的场合、在如物物交换的“实践”的场合，人，用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构想实现的目的并试图达到实现的目的。此时，处在共同体集团中内部的人是如何通过媒介（例如：神）来结合的，或者自立＝分离的个人是如何通过媒介（例如：货币）来进行社会性结合的这一条件中，构想力(imagination,Einbildungskraft.亚里斯多德所说的phantasia)的活动方式被规定了下来。马克思在对亚里斯多德《论灵魂》的研究中（1840）以这一事实为前提，对人的行为事实(Sache)的分离＝结合的可能性、以及错误的结合造成的行为事实的自立的事态，即物象化(Versachlichung)进行了研究。三木清也在论文“波尔察诺的《命题自身》（1923）”中指出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中“判断的真与伪，通过其要素的结合(synthesis)显示的是谈论关于逻辑性对象构造的决定性思想的东西”[9](p.281)。

马克思在1843年来到巴黎，仔细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看到那里面的体系性的原理——分工论是由近代私有固有的「分离＝结合(division and connection)」的原理所构成；该原理具有货币发生的内在必然性；货币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是主体（＝基督教的神）。他确认了，在这一意义上宗教批判应该贯穿到经济批判。《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密尔评注”中的货币论以及黑格尔哲学批判记录着马克思的这一问题意识。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物象化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然出现的。原来如此，在经济学批判正式开始的1843年的秋天以后与在此之前，在人的生活生产的现实的认识素材上有着重要的不同吧，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真伪问题的近代形态才是问题。他敏锐地观察到其根据存在于经济关系，于是集中于经济学研究＝批判，论证了真伪问题讲述的是货币这一被物象化了形态。因此，马克思柏林时代的哲学批判中的近代批判与巴黎时代以后的经济学批判中的近代批判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以柏林时代的哲学批判的形态所探讨的真伪问题这一主题才是引导巴黎时代以后的经济学批判的动因。这一动因才是决定性的，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克思物象化论的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论题是近5年乃至6年前在柏林时代开始的。而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可以追溯到1958年提交的毕业论文中的真伪问题。

参考文献：

[1] 广松涉，增补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M],东京：至诚堂，1984

[2] 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M]，小林昌人补译，东京：岩波书店，2002

[3] 内田弘，双重不变的资本问题的理论射程[J]，专修经济学论集，1986（21）

[4] 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M]，东京：河出出版社，1974

[5]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东京：岩波书店，1983

[6] 广松涉，“毕业论文 关于认识论的主观的论考”、“广松涉毕业论文的解说”[J],广松著作集,第16卷[M],东京：岩波书店，1997

[7] 广松涉，哲学家广松涉的告白式回忆录[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6

来源：思想史考古与MEGA。